高华：民主与集权的悖论——孙科与《五五宪草》(2)

[65]声称“我们所需要的宪法，不能以个人的自由来换社会和政府的自由”。[66]孙科的助手，法学家吴经熊也跟着说，“我们不得不要求每个人为了团体的自由而牺牲个人的自由”。[67]孙科甚至要中华民国全体公民“饮水思源”，不忘国民党“缔造中华民国”之功勋。[68]孙科这种维护国民党利益的立场，在关于限制国民大会权限问题上表现得十分突出。孙科声称，“人民直接的权限，只能在每个地方来发动，不能到中央来发动”。“政府的施政方针以及预算、外交等案，都是政府本身的事，是治权的事，不必到国民大会或国民大会代表会去决定”。[69]孙科强调，国民大会虽然“其形式与一般代议制度下之国会相当”，但和国会制度性质迥异，因为代表只是“享受政权”而不能干预政府的“治权”。孙科反对使国民代表大会具有西方议会的职权，指责如此则是“寡头政治变相”。他说，如果那样，国民大会将“执掌国家统治权，以临驾乎五院之上，操纵而驰骋之”。[70]更有甚之，孙科在不伦不类地攻击了国大之“寡头政治”的同时，对蒋介石的真正的寡头政治表示支持。他称，“依照总理遗教，过去之事例，及目前之环境而论”，总统“似应兼操实权为当”，[71]完全推翻了自己原先的主张。

　　孙科在制宪过程中态度的变化，不仅与当时国民党内的独裁的氛围、孙中山思想中的消极因素有关，也与他本人政治地位的改变具有一定的联系。为了维护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利益，防止党外知识分子借呼吁民主，要求与国民党分享权力，孙科可以从民主主义的立场后退，甚至完全改变自己的观点。于是以孙科为代表的国民党内的“自由”分子，[72]最终就和蒋介石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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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李时友：《中国国民党训政的经过与检讨》，载《东方杂志》，第44卷，第2号，1948年2月。

　　[2]《中央日报》，1928年10月4日。

[3]《革命文献》，第23辑，第638-640页。

[4][47][52][61][72]LloydE.Eastman,TheAbortiveRevolution,p.164,167,166,151,150.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4.

　　[5][31][49][50]陈茹玄：《增订本中国宪法史》，第207，211-213，22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6][11]《黄炎培年谱》，第92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

　　[7]参见《国闻周报》，第10卷，第23期，1932年6月12日。

　　[8]《申报》，1932年4月2日。

　　[9]《江苏同乡会痛斥党治之失》，载《申报》，1932年4月20日。

　　[10]参见丁文江：《中国政局的出路》，载《独立评论》，第11号，1932年7月31日。

　　[12][13]《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记录》（1931年1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14][16][17][19][26]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载《抗战的前途》，第210-211页，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

　　[15][18][20][21][24][30][43]孙科：《担任立法院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1933年1月），载《孙科文集》，第258-259，261页。

　　[22][23][41][42]孙科：《实行宪政之意义与国民应有之认识》（1933年1月1日），载《孙科文集》，第256-257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

　　[25]孙科：《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的闭幕词》，载《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记录》（1931年1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27][28]孙科：《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上海《时事新报》，1932年4月24日。

　　[29][35][39]胡适：《宪政问题》，载《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

　　[32]参见沈云龙：《抗战建国之中国青年党》，第29页。

　　[33][36]《国难会议记录》，第16，3-8页，载《近代中国丛刊续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

　　[34]季廉：《宪政能救中国？》，载《国闻周报》，第9卷，第18期，1932年5月9日。汪精卫的讲话发表于1932年4月25日。

　　[37]NorthChinaHerald,April5th,18th,1932.

　　[38]《申报》，1932年3月10日。

　　[40]王造时：《对于训政与宪政的意见》，载《荒谬集》，第34页。

　　[44]三十年代初，黄郛、杨永泰曾建议蒋介石采纳孙科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的主张，遭到蒋的“积极反对”。因为蒋本人“希望他与国民党有较长时间来领导国家”。参见邓元忠（邓文仪之子）：《新生活运动政治意义阐述》，载《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议文集》，第31页。另见刘建群：《银河忆往》，第233-234页。

　　[45]《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46]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第39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51]戴季陶：《为宪法事致孙院长书》（1934年3月7日），载胡春惠编：《民国宪政运动》，第747页，台湾正中书局，1978年。

　　[53]孙科：《我们需要何种宪法》（1933年），载《孙科文集》，第263-264页。

　　[54][55][56][64]孙科：《宪草的精神》（1933年），载《孙科文集》，第269-274，275页。

　　[57][62][65][68][70][71]孙科：《中国宪法中的几个问题》（1934年10月10日），载《孙科文集》，第290，289-295页。

[58]MariaHsiaChang,TheChineseBlueShirtSociety,pp.121-122,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Press,1985.

　　[59]孙中山：《革命成功个人不能有自由团体要有自由》（1924年）。

　　[60]蒋介石：《国民会议开幕词》（1931年5月）。

　　[62]孙科：《我国宪法与欧美宪法的区别》，载《孙科文集》，第318-319页。

　　[66]参见吴经熊：《中国制宪史》，第73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67]吴经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特色》，载《东方杂志》，第33卷，第13期，1936年7月。

　　[69]孙科：《最近宪草讨论情形》（1934年10月8日），载《孙科文集》，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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