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统理结构

　　欧盟的机构设置在未来几年里是否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一点我们并不知道。欧盟内部的权力分配可能需要根据我们刚才提出的那些问题而进行重大的调整。但是，同样有可能的是，一个规模更加宏大的全球统理系统可能需要具备与欧盟已经拥有的这种结构相同的形式结构：一个代议机构（议会）、一个行政机构（委员会）、一个政府间组织（理事会）以及联盟的司法系统（法院）。当然，全球层次上的这样一种机构设置在地位和职能上可能都不同于现存的此类机构。但是，从原则上讲，我们不难看出它们可能会怎样朝这个方向发展。比如说，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合并成一个单一的机构，而现在的联合国则可以划分为一个议会和一个理事会。经合组织甚至可能成为迈向一种更加普世化的世界秩序的桥头堡，只要它吸收了欧盟并把欧盟已经拥有的那些权力扩展到其他成员国。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这可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进步，因为经合组织将不再是一个排外的俱乐部，而成为一个将其成员资格向所有合格国家开放的组织。

　　在过去几年里，建立一个新的大会或议会来作为联合国之补充的设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欧盟为如何建立这样一个代议机构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本。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2条，它一开始可以被建成一个联合国大会的附设机构。各成员国的议会可以首先向这个机构选派代表，这些代表将向一个直接选举产生的大会提出议案。选举制度可以参照欧洲议会的相关制度，每一个国家选派代表的名额根据其人口数量来确定，而为小国特别设立一种校正制度。

　　一个高效率的法院的设立应当是与世界大会的组建相配套的关键步骤。国际法院仍然继续体现着一种政府间的法律的概念，尽管存在着这样的事实：纽伦堡战犯审判庭和东京战犯审判庭实际上已经确立了一种针对个人及其国家的司法管辖权原则。专为调查和指控在前南斯拉夫发生的、违反国际人权法的行为而设立的特别法庭也享有类似的权力。它可能而且应当构成一道通向世界性法律框架的桥梁，其中的基本问题在于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应当普遍地延伸到国家与其公民的关系之上。大多数国家在1998年都支持组建一个国际刑事法院这一事实就是这样一个信号，它表明世界各国在这些需要上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基本的共识。

　　这些建议能够行得通吗？以代议机构为特征的世界性民主会碰到在国家层次上经常面临的冷淡或敌视吗？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我们需要再次强调双向的权力扩散。世界性的民主不只是一种管理权逐渐向全球层次上集中的过程，它同时也意味着权力向各个地区散布的向下运动。那些对这种可能性表示怀疑的人可以看看欧盟已经取得的那些成果。仅仅半个世纪以前，欧洲处在一种筋疲力尽的状态之中，面临着如何从欧洲各国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所导致的战争中恢复过来的问题。但是，这些国家携起手来创建了一套新的跨国权力体系和权力下放制度，将本国主权中的某些内容集中起来，并且建立了高效率的法院。它们所做到的这些事情不只是发端于理想主义，而且是出于自利的动机。今天，世界性统理结构中所蕴涵的利益与所有国家都是密切相关的。

　　世界性民主的扩展是有效地规治世界经济。与全球性的经济不平等作斗争以及控制生态风险的一个条件。我们没有理由在地方层次上攻击市场原教旨主义但却任由它在世界层次上称王称霸：

　　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放任型经济是世界经济史上升时期的一个瞬间，而不是它的终点……毫无疑问，把世界经济组织为一个统一的全球自由市场将会增加不稳定性。它迫使工人承受新技术和不受节制的自由贸易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它没有包含使那些危及到全球经济均衡的活动受到制约的手段……实际上，它是把全球的未来作为赌注押在这样一个猜想之上：毫无拘束的逐利行为所导致的未曾预期的结果，将使那些巨大的风险得以消解。我们很难想像出比这更加不计后果的赌博了。

　　全球范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

　　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局限和内在矛盾，它已经被迫从国内政治中撤退。但是，它仍然在全球层次上称王称霸，尽管它在更加地方化的背景中存在的问题在全球背景下也仍然存在。在新自由主义的传统中，赋予全球市场以自由的支配权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它们与所有的市场一样都是解决难题的机制，而且会趋于均衡。看似非理性的市场波动，实际上是解决问题的精密活动，很快就会使市场回复到一种新的、重新调整后的均衡状态。但是，一种对全球市场的动力机制所作的、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向我们指出：驱动市场决策的主要力量是对价格变化的预期而不是价格本身，而这些预期通常又受到心理因素而不是纯粹的经济现象的影响。危机，反复无常的波动，资本突然注入或者撤出特定的国家和地区——这些都是桀骜不驯的市场的核心特征而不是它的边缘特征。

　　在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和紧接着发生的东南亚危机之后，如何规治金融秩序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最为紧迫的任务。解除管制无论如何也不能等同于自由，而全球对自由贸易的追求也有赖于有效的管制而不是免除对管制的需要。这种干预的目标是很容易确定的，但是，应当遵循什么样的政策，以及应当如何来实施这些政策，则是很难决定的。这些需要包括：稳定货币的过度运动并控制过火的波动；把短期的货币投机同投资区分开来；健全参与世界经济管理的跨国组织内部的责任制，并重新调整它们的结构。

　　在全世界每天上万亿美元的货币交易中，只有5％属于贸易和其他实质性的经济交易，其余95％是由投机活动和套利交易构成的。在这些活动中，掌握着巨额资金的交易商瞄准汇率波动和利率差异，以谋取迅速增殖的利润。这些活动扭曲了市场为长期性因素和贸易给出的信号。账面资本（portfoio capitaD具有很可观的流动性：上千亿美元的“游资”可以在一天之内撤离一个市场或国家。各国央行没有足够的储备来抵挡在弱币贬值上孤注一掷的众多投机者的集体压力。

　　自墨西哥危机之后，许多学者都谈到需要创设更加有效的金融规治手段，但真正进行的实质性改革却非常之少。亚洲“虎”的经济所经历的紊乱，使得对新型管理的需要变得十分明显。不管怎么样，亚洲国家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从工业化成功的典范陷入了痛苦挣扎的经济。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人们无法设想资本的流动居然可以如此轻而易举地造成危机。在1996年，有93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而在1997年，这一趋势突然发生逆转，有12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这些国家。

　　新自由主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进一步放开资本市场，但这只是一种会引发比过去数年间发生的危机更严重的经济混乱的处方。认为控制资本的自由流动性会导致效率损失的观点，其实没有考虑到危机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确保资本回收往往意味着要提高利率并出售国内资产。而且，主张资本的自由流动性能够带来巨大利益至少是值得怀疑的。中国、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就在不具备资本账可兑换性的情况下保持着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在欧洲，爱尔兰和葡萄牙的情况也一样，它们直到90年代早期还没有完全走到现在这个地步。

　　金融市场应当得到什么样的规治呢？一个主要的需要规治的方面就是货币投机。欧元的到来意味着将会存在三种世界性货币，而日元能否维持这一地位尚属疑问。这种情况将导致各个货币集团之间的争斗，但是，这也意味着世界经济日趋协调，这种协调将转变为积极的合作。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已经提议欧元和美元结合成一种稳定的机制。

　　稳定汇率对金融机构、企业、投资者和政府都有好处。如果汇率更具稳定性，长期投资和借贷将受到鼓励。出口商和进口商的成本将会降低，因为他们不再需要耗费成本去防御汇率波动。而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一定会获利，因为二者都寻求更大程度的政府自主和更加有效的央行干预。

　　稳定汇率制度的一种有效替代手段就是人们经常讨论的“托宾税”，其首倡者早在历年之前就已经提出来了。这种税收将设定在这样一个比率上，使得纯粹的金融投机变得失去动力，而贸易和直接投资的融资并不会受到不利影响。如果1996年适用了0．5％的税率的话，全世界将产生1，500万的税收。批评者认为这种税制是不可操作的，因为投机商可以想出办法来逃避它。但是，推行这种税制的最主要障碍其实并不是逃避的问题，也不是更广泛地推行它所带来的问题，而是缺乏政治意愿。在更加地方性的层次上，智利政府的储备制度已经理所应当地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那些想要在这个国家投资的人必须在该国央行储存一笔数量可观的资金，储蓄时间为一年，而且没有利息，其效果就是把真正的投资与更加投机性的金融交易区别开来。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的设立都是为了对付20年代和30年代的全球经济紊乱，而不是为了解决今天的经济问题。布雷顿森林一关贸总协定体系的建立是为了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各种困难，包括限制性贸易政策和“．大萧条”。这段时期通常被称为“大灾难时代”。其目的是通过一种扩张的和开放的世界经济来鼓励国际经济合作。这些目标大多已经实现。充满敌意的经济民族主义再没有出现过，处于这一体系中的核心位置上的国家之间也再没有爆发过大的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成功导致了一整套全新的问题。

　　我们应当认真考虑在联合国之内设立一个经济安全委员会。正像其他改革一样，这样做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其重要性却是毋庸置疑的。这要求修改《联合国宪章》，并需要“～种有魄力的政治意志”’。

　　八国首脑会议可以继续发挥自己在协调发达国家政策框架方面的作用。包括对货币市场的管理以及对生态风险的回应在内的许多问题，都需要通过有许多国家和团体参与的集体行动来解决。即使是最为自由化的国内经济也不可能在完全没有宏观调控机制的情况下运转，我们没有理由假定世界经济在这方面有什么不同。

　　全球生态管理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社会严重的经济差距问题是重合的。在国家和区域内的排斥和全球范围内的排斥之间存在一种平行的关系。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日益繁荣使得其他国家日益显得贫困和不受重视。全世界最富有的20个国家从1980年开始进入了经济稳步增长的时期。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这些国家。经济停滞甚至是绝对的经济衰退则出现在一些穷国。全世界有3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上，也就是说，他们的回收入只相当于1美元。除南部非洲部分地区以外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几乎整个就是一片被排斥的大陆。即使是在贫穷的国度，也存在社会上层的排斥现象。少数精英——他们有时不论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都是非常富有的——生活在与社会上大多数人相隔绝的物质和文化环境中。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收入来自公然的洗黑钱、武器交易或贩毒。

　　缩小全球不平等的努力所牵涉到的问题往往会使人畏缩不前。但是，如果不能建立更强大的全球统理结构，对这些问题施加强有力的影响几乎就是不可能的。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生态风险。问题不仅在于环境威胁如何才能得到控制，而在于：如果出现了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将如何使它们得到控制。就目前的理解而言，生态现代化没有提供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策略。全球生态管理（从最低限度上讲）将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不仅是因为环境破坏型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压力，还因为生态风险以及与技术变迁有关的范围更宽的风险本身，都是充满争议的。

　　不仅右翼谴责上述担心是不必要的扰乱人心之举，许多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的人也这样认为。由于肯定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计算出风险，而且未来的技术变迁也不可能预测，所以任何人都无法勾勒出一幅令人信服的图景。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地方的主动性来加以回应，但也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想要获得一个兼有稳定、公平和繁荣之特性的社会，我们就不能把这些问题留给全球化市场的不稳定旋涡和相对来说比较软弱无力的国际组织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