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侃如：中国政治体系的接班问题

　中央以下各级的接班问题已取得了两项重大进展。首先，20世纪80年代初精英的重大人员调整把更年轻、文化水平更高的干部引进了整个体制。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新干部取代了那些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并任职几十年的人。然后，90年代的一个一致的行动是随着老一代革命家的彻底退休，挑选和迅速提拔更为年轻的领导人。结果，所有政治机构中的文化水平都持续上升，大学教育几乎成了晋升到体制最高层的一致要求。现在的党政工作人员都没有亲身参加过革命。从革命到革命后体制的转变在人事上是彻底的，如今，关键的工作是努力使这个革命后体制能够更有效地应对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

　　迄今的变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胡耀邦70年代末给上百万干部平反导致了80年代初让同样一批人退休的大量工作。这些人包括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近250万名干部，以及从1950年到1952年录用的235.3万名干部。平反是对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必须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总的错误的一种承认，退休措施则意味着这些人总体而言没有能力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计划。

　　领导层在实际退休政策上的分歧造成了给下级指示的模糊和相互矛盾的情况，它导致了从1978年至1981年的大量平反却极少退休的现象。但是，1982年2月实行了一套更明确的指导方针，于是在整个80年代大批退休干部给年轻人让了路。梅拉尼·马尼恩（MelanieManion）教授对这一过程所做的仔细研究，突出地显示了老干部们在退休问题上的不情愿以及他们能够获得的许多额外待遇。Manion（1993）对80年代让老干部退休的努力做了最全面的分析。另参见LieberthalandLampton(1992)书中Manion所著章节。但是，总体的结果不论是在民事还是军事部门却令人印象深刻。此外，在这项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一个新的规范即当干部是一项到了年龄就要退休的工作，而不是一个革命者的终身义务开始确立下来。

　　对80年代领导层更替的大量研究表明，这次更替的范围很大，其变化已深入到行政体制的每一级。对“党政干部”、“领导干部”和“领导机构人员”的人数统计，不同的资料有很大的出入。这很可能是由于不同的定义所造成的，但最后的结果是很难比较不同研究中的总数统计。总体而言，1982 1984年的集中的人事改革有四大目标：向干部灌输新的退休规范；减少干部的总体人数，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人数；任用年轻的、知识水平较高的干部；再发掘一批可以培养并在数年后接任重要职务的人才。80年代后期特别是1984 1987年间，赵紫阳推进了制定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工作，用以管理担任技术性职员相对于政治性而言职务的人的任用和提拔。此前，中国没有对这两类人员做出明确的区分。Burns(1989).

　　1982-1984年体制高层的改革结果大部分已公布。

　　因此，根据对领导层的总体统计来看，体制是朝着领导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和人员精简的方向发展的。另外，对6200多个县、市和地级单位的干部变化所做的一个范围更广的抽样调查，则对1982 1984年人事改革的实际深度提供了重要的补充资料。CuiandWang(未标明出版日期)。这本书在中国大陆出版，未标明出版地点和日期。像所有在中国出版的这类书一样，它也没有说明获得这些数据的方法。

　　从1979年到1984年，这些领导机构中的约98%的干部得到了提拔。几乎可以肯定这多少有些夸大了实际情况。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在这5年中，一个领导机关中一个职位很可能经历过两个以上的人来相继担任，而其他职位则可能一直由一个人担任。不过总体而言，这些数据充分显示，中国的这些下级领导机构中的大多数职位在1979 1984年间经历了人员调整。其他证据也佐证了这一总体状况。

　　的确，有关政治体制下级行政领导人员平均年龄的数据，突出地显示了变化的频率和1982 1984年间任职者的重大变换：从解放前参加革命的人变成了1949年后加入新政权的人（表5.5）。

　　表5.5显示出改革前全国省以下级别的领导干部几乎一直由同一代人担任。它还显示出1975年时的地、市级党委书记和副书记在中共取得政权时的平均年龄为25 29岁。他们大多参加过革命，其中很多人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而在1984年，全国担任同样职务的人在1949年时的平均年龄仅为15 18岁。这些人很可能在“建国”前没有参加过革命。

　　在县级单位包括县级市，1976年全国的县委书记和副书记在1949年时的平均年龄为17 21岁；而1984年时的同样职务者在1949年时的平均年龄是10 13岁，几乎是太年轻而无法参加革命。由此可见，1979 1984年间，地、县、市级党的领导职务已主要转由革命后的一代人来担任。CuiandWang(未标明出版日期)，第25页。

　　崔和王的研究考察了中央核心机构，调查了国务院18个部委的局、处级干部。该研究发现，从1982年到1984年，近3/4的干部是新提拔到现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截至1984年底，局、处级“干部已经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工作的人”。CuiandWang(未标明出版日期)，第24页。

　　如上所述，领导层的这些变化旨在提高整个体制中干部的知识水平。表5.2提供了在中央和省级产生的结果。表5.6提供了全国不同地区9个地、市的数字。该表所列地、市分属中国各大地区，既包括富裕地区，也包括贫困地区。表5.6中有几个方面值得特别关注：

　　在1979年，各地、市的领导干部拥有大学学历的百分比低于当地全体干部拥有大学学历的比率。这反映了那些在1949年掌权并在此后几十年留在岗位上的革命家的文化水平较低。的确，这些地、市领导干部中平均约85%的人仅有初中或初中以下的文化水平。只有1.5%的人具有高于这一标准的文化水平。相形之下，其部下的教育程度更高。

　　1984年，各地、市领导干部中受过高等教育者的比率比全体干部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率增长快得多。显然，高等教育大大有助于晋升到调整后的领导机构。虽然每个地、市的总体干部的教育水平均有所提高，但就教育结构而言，显然还没有足够的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干部来充实领导机构。

　　除一处外，几乎每个地、市的领导干部人数在1979 1984年间都大幅减少，这与表5.3中所列高层干部人数的情况极为相似。它反映了全面精简机构干部数量的努力效果。然而，与领导人的愿望相反的是，每个地、市的干部的总体人数却大幅增长平均增长了35%。此外，来自其他方面的报告确认了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例如据一篇文章统计，党政机构人员的数量在1966 1979年间每年平均增加3%；在1979 1989年间约增加7.7%，而在这个阶段即1984 1989年间则接近于9%。Yang(1991).行政管理费用从1978年占国家预算的4.1%增加到1985年的7.8%，再增加到1988年的8.3%。因此，高层领导机构以下的各级机构精简都失败了。

　　这9个地、市的干部总人数也值得注意。1979年这个数字总共是403623人，1984年为546162人。中国的管理机构面临着大量的干部管理问题。

　　以上数据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包括了中、下级体制的详细情况。而且从总体上看，它所描绘的状况与常看到的中国媒体对改革以来政治机构人员变化状况的报导基本吻合。

　　晋升的最终条件

　　即候选人在忠于党的同时，坚持经济发展和改革无法直接用客观数字来衡量。学者的访谈倾向于支持以下的看法：尤其是在地方上，新干部都高度地适应快速的经济发展，而对党的热心程度则不确定。

　　李洪勇（音译）对1982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前）与1987年（第一轮干部制度改革后）时主要领导干部从前的工作经历所做的分析间接地支持了上述观察。李考察了部长、省委书记、省长和中央委员从前的工作经历。从事过经济和管理、职能局、共青团、军队和群众组织等大多数工作类别的人数较少，人数变化也较小。但从事过两类工作即工程师与“党委书记和政工”的人数和人数的变化都很显著（见表5.7）。

　　换句话说，改革前多数领导干部（除中央委员外）是做政治工作出身。改革运动后，天平朝着有工程师背景的人倾斜即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一位为《光明日报》撰稿的中国分析家在1991年总结了这些变化及其带来的问题。他写道：

　　应当注意到随着新老干部的交替，如今干部队伍的主体已从建国前参加工作以及经受过革命战争血与火的考验的干部，转变为建国后参加工作以及在和平环境中长大的那些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80年代的大学或技校毕业生。这些年轻的干部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思想活跃、更容易接受新事物。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思想和政治上仍有一些弱点和缺点。Liu(1991)，p.31.

　　总之，一旦党的领导人说服了老干部退休，他们就面临着任用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改革的思想更开放，并且对党忠诚的年轻人的问题。此后数年特别是90年代，新的任用一直非常活跃，有技术专长的新人明显增加。但是，随着中国进入集中力量谋求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第二个和第三个10年，对革命甚或对毛泽东思想的认同却在明显减退。

　　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的干部总体构成方面发生了三个重大变化。详见Li(2001)。首先，东部沿海省份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广东及内陆省份（四川、湖南、陕西），后者在80年代以前曾提供了大批的干部。改革政策赋予了东部沿海各省以极大的优势，这些省份的巨大成功反过来很自然地在酝酿干部方面增强了它们的作用。考虑到中国改革的总体方向，这些省份普遍较高的教育水准和更丰富的经验是它们成功的因素。

　　其次，省级政治机构变得越来越本地化。这主要是由于在本书第七章中所叙述的提名制的变化造成的，各省均有相当大比例的干部在他们长期居住的省里任职。这既加强了对当地的了解和支持，也在严格执行某些不利于个别省份的政策方面给中央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再次，90年代初担任重要职务的一代人不仅受教育程度高于其前任，而且还包括了越来越多的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专家，特别是律师、经济学家，以及金融专家。他们的前任主要是接受过工程师方面的技术教育。这种变化再次反映出了正在进行的改革的方向以及中国的体制变革所产生的对专家的需求。

　　此外，在一些目前权力很大的干部的晋升中，家庭关系起了重要作用。一些人是高层领导人的子女，其他人则通过婚姻进入有权势的家庭。这种关系并不能决定谁将进入中国体制的最高层当它似乎成了中国潜在的未来的时候，却在80年代末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但在许多情况下，高层领导人的有才干的后代在官场、军队和商界从事职业方面一直享有巨大的优势。Li(2002)提供了支持此观点的数据。

　　政治影响

　　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已经从近30年的革命家的治理演进到了目前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干部们大都把政治体制视为可以带来快速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极其重要的力量。在新体制下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的人，一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并坚定地致力于经济快速发展的人。政治机构不再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相反，领导人成了问题的解决者，在把经济发展看作处理他们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的最佳途径方面，他们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西方人有一种自然倾向，即认为那些受过技术和社会科学教育、不太注重意识形态的人肯定是民主人士和新生的资产者。但事实上，这些人的教育背景不一定使他们倾向于任何特定的价值观和偏好。那些在毛泽东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人普遍对激进社会主义的过激行为感到彻底的幻灭；在邓小平改革年代成长起来的其他人则崇尚物质主义风气。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反对西方的生产和消费标准时，尚未充分接触到西方的民主价值观。

　　整体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没有哲学的群体。如果要在政府干预与市场力量、个人腐败与无私奉献、政府权威与个人权利、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做出选择的话，大多数人不可能一直选择每组的后者。相反，这些选择很可能更多地取决于这些干部所面临的特定的紧迫问题，以及何种选择有利于他们迅速地处理这些问题。从这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中国革命已经结束，一代更注重技术的接班人已经在体制的各级全面掌权。LiandWhite(1991)；WhiteandLi(1990)；Li(2002).

　　通过对产生改革的理念、1978年以来中央的改革政治，以及精英和下层的接班所带来的体制变革的分析，本章已经为理解中国的体制奠定了基础。但中国的体制绝不只是由不成熟的政治和国家政策组成的。这个国家依然以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治理组织和机构而自豪，这些机构在改革年代又有了很大的发展。总体而言，这些机构提供了领导人所依据的信息，它们极大地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发展与实施。此外，许多官员如今也像中国市场中的企业家那样行事。因此，有关中国的一切研究不仅需要详细考察领导层的政治，而且需要详细探讨政治、管理结构和机构运作间互动的方式。

　　中国的治理机构和社会本身都在改革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至于一些基本关系中央与省之间、省与基层之间、基层与民众之间的性质和动力成了那些关注中国发展的人争论的热门话题。以下各章将首先自上而下地集中考察政治机构本身，以解释正式的组织结构安排以及权力的真实面貌。本书其余部分则探讨这种国家体制在处理它面临的核心问题时的复杂运作方式，这些问题包括：管理经济、限制环境的破坏、妥善应对变化中的社会，以及21世纪初与国际社会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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