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民粹政治，中国冲突性政治的走向(2)

以上对于西方各国工人阶级意识发展的分析也可以运用于解释民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动态。比如，上海政治性的工人运动曾经风起云涌，但在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之后，政治性工人运动在几年内迅速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在合法渠道下进行的经济性罢工和大量由国民党“工整会”组织的劳资协调。对于这一现象的传统解释是当时的城市工运出现了李立三路线，其盲动主义引来了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刘明达、唐玉良1998）。这一传统解释显然忽视了上海政治性工运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国民党当局处理工人运动的有效性。1927年以前军阀当道，各路军阀根据各自政治和经济利益倾向对工人运动或镇压，或容忍，但是却形成不了理性的策略。而工人的背后却有着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支持，因此搞得轰轰烈烈。蒋介石政权有一套关于工人运动的理念和领导班子。“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一方面镇压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另一方面又在其控制下建立了大量以经济利益为主要诉求的“黄色工会”甚至是“白色工会”。国民党同时还颁布了《劳资争议处理法》、《工厂法》、《团体协约法》、《工会法》等大量法律。我们可以说这些法律都是出于国民党对剥削关系的保护，但它们同时也成了缓解劳资冲突的法律依据。比如1930年3月《劳资争议处理法》（该法律规定，劳资发生争议后必须先调解，调解不成仲裁；在调解和仲裁期内，“雇主不得停业或开除工人，工人不得罢工——作者注）正式颁布后，上海地区的罢工事件大大减少，而劳资纠纷通过协调解决的数量则大大增加。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的其它地区。比如，在山东枣庄矿区，国民党在1928年夏派人员接管了工会工作。期间，在工会的领导下劳资双方先后达成三次协定。矿难抚恤金得以设立，井下工人的工资也在五年连续增长，涨幅高达43%。与此相应，枣庄地区的工人运动也被国民党逐渐纳入了经济斗争的轨道（吴思 2006）。事实上，在国民党的胡萝卜加大棒的工运政策下，中国共产党的白区工运在李立三路线推行之前已经在走下坡路，而“黄色工会”的势力在中国许多城市不断发展。正是在这压力下，立三路线下的白区工运会才提出了诸如“坚决反对黄色工会”和“消灭黄色工会”等口号和目标（刘明达、唐玉良1998）。

二战后，民主体制在西方国家中得以稳固，阶级政治在这些国家中的重要性不断下降并逐渐被“认同感”政治所取代，而各种传统政治势力却有所回升。以上分析西方工人阶级政治特点的方法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一世界性的趋势。传统社会是等级社会。除了宗教认同感外，传统社会中人们的主观认同感一般都是以地方性的血缘和泛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认同感在社会政治中所起的作用极其有限。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可以从多个方面来理解，其中之一就是传统等级社会的瓦解和现代认同感社会的发端。其标记就是理性意识形态的兴起和阶级与民族这两个大型社会认同的诞生。从19到20世纪，在阶级和民族这两个大型社会认同不断壮大的刺激下，其它大型社会认同（如种族(ethnicity) 和性别）也相继兴起，世界宗教（除了儒教外）和与之相应的社会认同也在适应了现代化所带来的冲击后得以恢复、甚至壮大。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越来越注意到建立主观社会认同在政治斗争和政治运作中的重要性。

但是，建构一个社会认同必须要有一定的基础。一个成功的民族认同建构的背后往往就有着共同语言、宗教、习俗、历史的支持；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地域内，民族认同感的建立还有着国家力量的大力鼎助。宗教认同感的背后有着共同的信仰和与之相应的文化习俗；更为重要的是，除儒教外的其它世界宗教都有着严密的礼仪和组织。这些礼仪及其相应的组织基础也为同一宗教下认同感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与宗教及当代世界上所存在的其它大型社会认同相比，阶级是建构基础最差的一个社会认同。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其基础仅仅是人们在生产关系上的一致性。即使如此，如同我们上面的分析，由于行业和部门的差别，处在同一生产关系的人们在经济收入和利益上有着天差地别的不同。因此，除非一个国家处理工人运动的策略有着明显的偏差，该国家的工人将很难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传统马克思主义有许多误区，其中之一就是过高估价了工人的革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葛兰西的“话语霸权”、卢卡西的“虚假意识”和帕金的“顺从意识形态”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显示了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对于工人的失望。

总之，阶级是在现代认同感社会产生过程中产生的一个较早的社会认同，它对于现代认同感政治的发端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但是激进派种树，保守派乘凉。由于较为保守的社会群体往往有着更为深厚的传统的支持，因此一旦适应了现代社会的认同感政治后，保守社会群体所打造的社会认同往往有着更为坚实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在目前的世界上，宗教、民族等等社会认同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而阶级认同的重要性却在衰退。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阶级认同在西方社会的式微，各类中小型左派社会认同（如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环保主义者）蜂拥出现。现代社会于是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认同感社会。可是，这种被左派知识分子所推崇的认同感政治把西方的左派势力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一步地划分得支离破碎，从而不能和日益整合的右派和保守势力相抗衡。事实上，西方新左派所推崇的认同感政治不但断送了阶级政治而且宣布了近代总体性左倾思潮的垮台。

三、当前中国阶级意识的现状和发展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转入分析中国当前阶级意识和集体抗争事件的现状、政府处理集体抗争事件的方式、以及阶级意识和集体抗争事件在中国的可能发展方向。这里的分析将不再限于工人阶级。近年来，中国政府在促进发展的同时已越来越注意到社会公平的重要性。但是，即使是一个大家庭的父母也不可能解决家中的所有矛盾，更何况是一个正在飞速发展中的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国家。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由于职业、教育、户口、地区和性别等等的差别而导致的多方位的和巨大的经济地位不平等。当前中国的社会变迁和与之相应的结构因素(如国有企业工人的大规模下岗、农民工待遇低下、军人复员转业安排问题等等）也对阶级政治的形成有着很大的潜在促进作用，但是中国政府目前处理集体抗争当代社会，阶级认同式微，宗教、种族等认同不断上升。图为集体祷告的伊斯兰教信众事件的方式成功地排除了阶级政治在中国形成的可能。

中国目前处理集体抗争事件的方法基本上是家长式的，其基本点是：各级政府对集体闹事基本上采取限制和防范的态度。政府通过种种方法限制抗争事件的大规模化和政治化，包括控制和打击跨单位跨行业的串联和抗议活动和相应的组织活动，禁止独立工会活动，对组织闹事的带头人在事后如有违法将给予严肃处理，等等。同时，中国政府也尽量在可能范围内考虑到闹事者的要求以平息风潮。这包括加强上访和对上访事件的处理能力；对经济罢工和闹事基本上不允许地方政府采取镇压方式并鼓励其酌情加以妥善解决；只要地方闹事不酿成在海内外造成恶劣影响的流血事件，中央政府一般不直接介入地方集体抗争事件的处理。

政府的这种镇压、限制、疏导加妥协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目前中国集体抗争事件的性质。虽然中国集体抗争事件的形式从上访、请愿、怠工、罢工、示威游行、扣留甚至殴打和伤害国家干部到小规模武装对抗应有尽有（并不仅仅局限于我国和西方一些学者所说的什么“依法抗争”或“依理抗争”），但绝大多数集体性事件在一些结构条件的制约下呈现了如下特点：１）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政府正在从经济领域的许多方面中退出，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人们的工作和收入不再与中央政策紧密挂钩，人们如果面临下岗和失业等问题时也很难直接怪罪于中央政府。社会上的经济矛盾正在变得地方化和非政治化。除了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外，9 0年代后的中国政府已经不再是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集体抗争事件的主要目标，只要地方上的闹事不酿成恶性流血事件，中央政府一般也不直接介入地方闹事的处理。国家的这一处理策略也大大增强了中国集体抗争事件的地方化和非政治化倾向。因此，尽管中国目前的集体抗争事件形式多样，它们基本是在经济层面上针对某一地方和单位的一个具体事件所作的反应。高度政治化的闹事基本没有。２）中国政府对发起和组织闹事的带头人向来有“秋后算账”的传统。与之相应，中国出现的集体抗争事件背后的组织力量一般很弱。即使是对于那些有着巨大组织能力的社会群体，领头闹事的积极分子也会对其组织性力量加以自我控制以免遭来镇压。中国目前集体性抗争事件的动员机制一般都是以社会网络和居住活动生态为基础。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复员转业军人的闹事。复员军人通常正值年富力强，他们的共同部队生活经历给予了他们巨大的网络能力和认同感基础，他们发起的集体抗争因此很容易遭来国家的反弹。为了避免与国家产生正面的冲突，复员军人在闹事时经常分散地向军内的战友寄送信件或电子信件以取得同情。同时，他们每次在与政府交涉时都会派出不同的代表以显示他们行为的无组织性。３）集体性抗争事件的参与者清楚地知道国家对于跨行业的串联和组织活动的严厉态度。因此，中国目前出现的绝大多数集体抗争事件都在某个单位或公司的范围内进行，很少有跨单位跨行业的抗议活动。４）由于中国政府在毛泽东时代曾经把工人塑造为一个领导阶级，并长期对国有企业工人灌输阶级意识，这使得某些老牌大型国有企业工人在闹事时不断地打出毛泽东的肖像并把阶级话语挂在嘴上，但是他们闹事的背后并没有明显的阶级组织，他们所争取的目标也仅仅停留在经济利益上。在以上所讨论的政府处理集体抗争事件的策略背景下，国有企业工人仅仅是在反应性地利用一个历史话语，而不是在主动地打造阶级认同。这些闹事方式并不具有阶级政治的特点。

可以说，中国政府在目前所采取的限制、选择性镇压加疏导和缓解的做法成功地促使了集体抗争事件的地方化、非组织化和非政治化，缓解了社会矛盾，从而限制了大规模的阶级政治在目前中国浮现的可能。但是中国政府目前对于集体抗争事件所采取的处理手法也带来了很大的弊端。目前，中国各级政府处理集体抗争事件时采取的基本上是人治的手法，其核心就是上访加金钱。通过加强上访，政府试图把集体抗争事件个体化。通过金钱，政府对已发起的集体抗争事件的人们加以妥善处置。但是，这些手法虽然能缓解社会矛盾却很难将闹事行为例行化，使其转向更为缓和的利益集团政治。

上访在我国的历史上曾经发挥着巨大的社会功能。在今天，它对于我国建立和谐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不能取消。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复杂化，社会矛盾的不断多样化，上访的问题将越来越多，而上级单位也越来越难以越级通过行政手段对各类原本就不能解决或者是很难加以解决的问题做出妥善处理。这时，如果中央政府政策过度向百姓倾向，就会培养“刁民”，民粹主义就会抬头，地方变得难以治理，地方官员就会有怨言；如果中央政策向地方政府倾斜，上访者就会对中央失望，从而使原本经济性的地方事件走向政治化。面对越来越多的情况不一的上访，我们很难采取不偏不倚的对策，其结果可能是既培养了民粹主义又削弱了地方政府的领导。

日前我曾经看到一个抽样调查报告，其中指出我国百姓对于政府的信任度从地方到中央随着政府级别的提高而不断增高。这几年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弱势群体的政策，社会下层得到了广泛的实惠，这一调查结果因此并不奇怪。但是，即使是这样的结果也需要从另一方面来看。第一，百姓对于中国政府目前的这种认识将大大提高地方政府的统治代价。地方上的压力最后是会转移到中央来的。第二，政治学中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当政府负起提供某一个公共物品的责任时，百姓就会要求政府为此负责，这一公共物品的提供于是就成了一个政治问题。90年代中国社会出现的问题较80八十年代更为复杂甚至严重，但是这些社会矛盾却不能导致像80年代末期出现的大规模政治风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社会矛盾在后毛泽东时代有着地方化和去政治化的趋向。中央因此不需再对大量社会矛盾的产生和解决负有全面责任。但是，目前百姓对于中央的高度信任却显示了中国社会问题所存在着的一种再政治化的倾向。结合日前看到的社会调查中的另一个结果（即，一旦当某人有上访的经历后，他对中央的信任度就会大大降低），其后果不容乐观。

金钱是中国目前解决集体性抗争事件的一个重要法宝。去年笔者在武汉市政府前见有人闹事。问及政府怎么处理此类事件，当地的一个朋友说市政府专门拨有“安定团结” 专款。如闹事不散政府会把他们召了进来，在查明身分和核实情况后给闹事群众每人发放一定数量的人民币解决问题。地方政府采用这一方法自然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但是这种做法既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又不能对社会矛盾进行良性的例行化。笔者最近听到，在北京朝阳门外的一个建房工程的拆迁动员中，一些居民对于普通老房型二居室房子的搬迁费要价起价就是一千万人民币。我国前些年的搬迁实践中政策上曾经过度向开发商倾斜，造成了一些很不好的影响。但是，发生在朝阳区的这种状况却把我们从一个极端带到了另一个极端。与上访一样，用金钱来解决社会矛盾的做法不能给闹事的当事者和旁观者提供一个清晰的消息，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合理，什么是不合理的；什么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什么该国家管，什么该自己管；什么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的。

总之，目前政府处理集体性抗争事件的主要方式（即上访加钱）避免了阶级政治的发生，但是却不能有效地在制度框架内例行化的冲突性政治。目前政府处理集体性抗争事件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另一种例行化倾向，即集体性抗争行为向着民粹主义政治方向的例行化。如果民粹主义政治在中国一旦被例行化，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减缓，国家和地方财政收紧时，中国政府解决冲突性政治的回旋余地就会大大减小。我们需要对此加以警惕。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双月刊）2008/2期，总第2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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