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塞尔尼（Philip G. Cerny）

美国罗格斯大学政治学和全球事务教授

透视金融危机

关于金融危机的思考，应该基于一个与今天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来展开。上世纪最后三十年是经济改革伴随金融危机的三十年，这些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从当时来看都显著影响了全球金融和市场化进程，而这正是从20世纪80年代里根时期到21世纪初国际政治经济的标志性特征。尽管一些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把解除金融管制、金融创新以及全球金融制度与市场之间紧密挂钩视为更广泛的、不断增长的金融危机的症候（例如 Bookstaber, 2007; Nesvetailova, 2007），但是，当时的大多数观察者们将它们更多地解读为经济和金融发展道路上不均衡的、危险的却又不可避免的障碍。“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是2002—2007年的秩序，这些危机是适应全球现实的一种痛苦却又必要的形式。但在今天，它们被视为挑战全球资本主义稳定性的症候，而全球资本主义依旧存在严重的机能失调倾向并且需要进行持续的政治和经济应对。

然而，更加仔细地检视这些案例就会发现，问题不在于我们能否从20世纪末、21世纪初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s）所面对的危机中学到多少政策“教训”，而在于我们能否识别出一些特殊的因素，它们为解释这些危机发展提供了重要信息[1]。尽管这些因素在案例中普遍存在，但是它们显示出少见的特征，并且以不同的组合出现，因此，总的印象是一个对多样性的集合。尽管金融危机在复合相互依赖（Keohane and Nye,1977）的发展中的作用以向某些常见的经济和政治进程运动为特点，但是不同的政治环境和经济条件中会出现重大的变化，导致不同的结果范围。因此，金融全球化在不同地方以截然不同的形式“内化”（Soederberg et al., 2005），就像在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在主要工业经济体之间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内部存在的政策争论所显示的那样。

危机的维度

纵观这些金融危机，发生的因素非常相似，尽管作者们论述这些因素的方式有所差别。其中有几个突出的因素：第一，政治和经济行为体——即各种国内和跨国“团体”——对于塑造危机发生、对危机的反应以及危机后发展的条件所起的作用；第二，结果是不是反映了一种在如何适应和内部全球化问题上的新的或不断发展的共识，或者它们有没有代表当前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冲突，这些冲突可能会在未来以不同的形式重复出现；第三，冲突结果是不是导致了国家政治经济基本结构的改变，而不是路径依赖的制约；第四，国际制度的作用，从具体的国际经济机构到诸如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和后华盛顿共识（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等更广泛的路径；第五，国内政治机制的作用；第六，国家金融系统进入更广泛的跨国金融化进程的途径范围；最后，在同时面对全球化和危机时，国家政策自主性范围的关键问题。

团体

从已有的对这些金融危机汗牛充栋的研究中，我们可能得到的主要印象是，危机的发展、反应和政策应对是由不断变化的各种联盟塑造的，这些联盟在政治科学中被称为利益集团，不论它们是由共同的物质利益还是价值观聚集而成。在一个正经历着不均衡的跨国化、国际化、全球化、复合相互依赖之类的进程的当今世界，有两个基本的——可能是相互转换、彼此互动的——趋势将会影响与结果的形成相关的团体数量、它们的权力强弱、它们代表的利益和目标的类型，以及它们为追求那些利益和目标而可能结成的联盟的类型。首先是团体的重新转换，它们的支持基础、对共同利益的认识、领导力、既定的联系以及效力来源于根深蒂固的中长期地位——在分析上先于金融化和危机所表现出的变革。这种重新转换要求它们重新考虑其获得的支持的性质——可能从现有的基础转移到更有吸引力的新的国内外客户，重新评估其政策目标，再思考它们和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制定新的或至少改变战略，以反映条件的变化。这个过程在危机时期尤为成问题。其次是新团体的出现，这些新团体试图谋求源于并反映同样广泛的变化的利益。

检验的这些过往的案例，可以发现这些团体在危机临近时相互作用、危机过程中它们自身的状况以及后危机时期进行的调整的特征都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着差异。最重要的转变可能在于不同团体将金融全球化进程内在化的尺度大小。不论是我们正在讨论的金融利益集团——这些集团的利润和体制凝聚力日益依赖于跨境市场和其它的联系，还是关于国家行为体——在大多数分析者那里被看做一个独特的团体，或者更准确地，在金融全球化中有自身利益的一系列团体——以跨政府网络为代表（Slaughter, 2004），或者是那些受到负面影响的人，通常被称为“受损者”（losers），这些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独特的和越来越重要的政治进程。尽管这期文章的作者们没有就此进程的统一方式进行专门阐述，但是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新旧利益集团都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如何在金融全球化带来的机会和制约因素的范围内调和它们狭隘利益的行动和目标上。在寻找利润和投资时，金融业者（银行家和其他市场参与者）必须将他们的活动放进一个跨国的竞争环境，国家行为体则必须意识到有监管的竞争、仲裁以及受损者——比如工会和其他弱势群体，需要在相互渗透的世界中找到实现其目标的“现实”方法。

俗话说，团体逐渐不能简单地为控制政策进程或保护其成员而竞争，而必须为它们自身和想结成联盟的其他团体“抓住全球化的利益”。并且考虑到竞争环境的改变，最具影响的那些团体和行为者，绝大部分都能够调整其组织的重心和活动，以适应迅速变化的全球竞争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和机会。从这些文章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趋势的一个具体表现——那些扶持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团体——与实行进口替代型产业化、发展型国家和二战后“嵌入式自由主义”（Ruggie,1982）有关的那类团体——已经越来越多地利用新的机会去推销它们的活动，不仅仅为赚钱，还为了吸引和增加投资。这种情况下，这些行为者——无论银行家、大小企业、养老基金和其他基金的经理、监管机构以及其他国家行为者，甚至个体消费者——都支持新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各种形式的金融创新，这些金融创新有时被证明是有价值的，而有时则导致过度的风险以及危机。

很多研究者都试图找出关键团体以及它们的行为如何演变，但每个案例研究都具有独特的格局，这种格局取决于现有金融体系的结构、特殊团体的强弱、旧团体的重新转换和新团体的崛起，以及塑造不同金融体系轨道的联盟的变化。在马来西亚和台湾地区，支持将金融体系从银行主导的发展型政府体制转向金融市场体制的新联盟已经形成，这样一种转型是由亚洲金融危机推进的。在土耳其，面临着从产业化的内向型模式到出口导向型模式、最终到国家调整的整个系统转型的挑战——一个可能由2000-2001年危机所激发、正处于变化中的政治联盟制造的转型。在阿根廷，问题有所差别，这是因为国内的“实体”经济鲜少暴露在国际压力下，而政治选择的结果和对主权债务的依赖却使得金融经济大大增多。鉴于此，政府解决主权债务的能力反映了国内以及外国债权人的相对弱势。斯泰西（Stacey）的比较研究考察了在“善政的前提条件下”的环境中，争取在后危机时期进行“第二代改良”的不同系列行为者的作用。只有在俄罗斯，一个依靠能源出口收入、以“非货币化”（demonetization）和一种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特点的实体经济的国家，能够不屈从于金融化的系统，并且积极地阻挠那些寻求同样做法的团体，因为它们代表了对当权政治行为体的政治和经济对抗。总之，类似的一系列行为者之间排列组合的不断变化，反映了在面对新情况进行的调整以及他们对危机的反应方面表现出更广泛的一致性，但是，在这种一致性里面，有截然不同的、通常变幻莫测的权力和影响关系。然而，大部分危机和后危机时期进行的调整增强了金融市场这一广泛进程，它们以不同方式做到了这一点——当然，俄罗斯除外，它是一个局外者。

共识和结构变化

总体上，关于全球化进程最重要的争论之一在于它在行动的规范、认识和模式上是否涉及跨国的趋同性。基本上，这样的争论关系到新自由化的进程。新自由化本身具有不同的形式（Cerny, 2008），但是这个概念的核心在于，国家的作用是通过推进竞争和越来越多的国际竞争支持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同时它也有必要为市场经济提供基本的公共物资以使其有效运转。在这期文章分析的所有经济体中，基本的结构议题已经从某种内向型发展路线——不论是进口替代型产业、发展型国家，还是苏维埃共产主义——转向了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化了的经济体制，能够融进全球化的世界。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国家的作用，特别是“竞争型国家”（competition state）及（或）“监管型国家”（regulatory state）模式越来越多地占据主导地位，以及国家可以而且应该发挥哪些支持市场、支持竞争的作用的问题——再次牵涉到在不熟悉的领域进行实验。曾经被认为是一种通过“软权力”（Nye, 2004）扩展开来的美国化或英美化，新自由化已经在发展中国家的精英阶层间普遍流行，尽管它采用了一系列的具有国家特色的形式，或者实施的是“多种道路的全球化”（Soederberg et al., 2005）。

事实上，就研究者而言，大家都希望正在考察的各种对危机的反应和后危机时期的调整放进一个宽广的概念和结构的一致性环境中——俄罗斯再次除外。换句话说，金融危机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新自由主义趋势。不过，这种增强使得新自由主义的内容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尤其是减少准自由放任的内容，扩大国家在市场促进、监管和公共产品供应等方面的作用。或许更重要的是，它也扩大了后危机时期基于自由化的共识。奥里斯（Önis）可能是这里最明确地讨论到这个主题的人，他将“受损者”纳入他的分析中，不过这个主题也隐含在其它的一些研究案例中。

危机和后危机时期调整的维度也许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例如，关于美国资本不足的银行“国有化”的讨论牵涉到国家社会主义试验等联想，以及将国民经济“制高点”（commanding heights）实施国有化与国家更直接的干预作用等更广泛的计划。然而，这里分析的危机似乎表明，2008-2009年在受危机打击的国家中，政府对银行业和金融体系干预的目的实际上来自于过去15年来的经验因素——例如“将资本主义从资本家手中解救出来”的那些案例（Rajan and Zingales, 2003）。在此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华盛顿共识”到所谓的（或许过于模糊的） “后华盛顿共识”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美国由奥巴马政府提出和执行，而在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的各种紧急援助、刺激和重新监管的政策反应，似乎证实了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对危机的政策反应“同中有异”的结论。

内部/外部

之前提到了三个可以归入“内部/外部”这个宽泛的标题之下的因素：国际制度和机制的作用；截然不同的国内政治制度的作用；不同国家的金融体系纳入更广泛的跨国金融化进程的方式。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在这一期的各个案例研究中都扮演了重要但又差别的作用。首先，正如上一节所指出的，国际性和区域性制度与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种作用往往被夸大，并随着时间而出现了巨大变化。特别是，作为华盛顿共识核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严格推行市场政策和结构——而对金融体系而言尤为重要的是取消资本管制——部分上取代了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次序”。也就是，在解除资本管制之前优先建立强有力的监管结构；对强调“善治”，而不是僵化的市场化；放宽贷款条件；在危机情况下增加有针对性的贷款。当然，这种变化的核心是这些机构在这里讨论的几次金融危机中采取的反应的作用。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这一期的案例研究中，国际制度的作用并不是首要的和核心的。相反，作者们在这里强调了政治进程和政府能力，而不是国际机制路径。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所讨论的机构更多是欧盟，而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尤其是土耳其加入欧盟的目标所表明的。

就国内政治制度而言，斯泰西是直接从理论上讨论这个问题的，他认为危机的结果根据国内的政府体制而存在巨大差异。特别是，他认为“技术官僚型、相对不腐败的专制政权从中期来看相对而言会取得最佳的经济效果，”而“技术官僚程度较低、腐败的专制政权可能出现持续低迷的经济决策结果在所有类型的政体中最糟糕”。而民主制度介于两者之间，但从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以及政治价值来看似乎更好。当然，本身不稳定、效率低下而且腐败严重的民主政权与表现出“善治先决条件”（用斯泰西最重要的概念而言）的民主政权之间也存在差异。不过，国内制度这一宽泛的问题并不是斯泰西的文章的主旨，他的文章主要关注的是团体和政党联合的建立以及善治的先决条件。

然而，内部制度类型问题在张晓克的文章中是一个重要的背景性因素，他强调了马来西亚的民主进程以及台湾地区的民主化对各种利益团体之间的互动的重要性，对于那些在金融体系中谋求结构性变化的团体尤为如此。奥里斯的文章也是如此，他将金融自由化视为2001年以来由军方支持的民族主义分子占主导的有限民主体制向具有更广泛基础的自由主义改革政府转变的关键。政权类型在俄罗斯这个特殊案例中更为重要，在这个案例中，半民主、半专制、被认为是技术官僚型的俄罗斯政权又具有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计划要素，既没有走向金融化也没有走向跨国化，而是复兴国家垄断型资本主义以应对金融危机。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析表明，除俄罗斯以外，对危机的反应以及在这些研究中所描述的各种结果都表现出对与金融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相关的规范和结构压力的脆弱性和敏感性上升的特点。由此形成的各种不同版本的金融化尤其是这样。不过与此同时，反映了政治力量——国家行为体和利益集团——作出应对、调整政策的不同方式以及在危机环境下的联合战略的案例研究也存在显著不同。矛盾的是，台湾地区和马来西亚的行为体有能力重塑其金融体系、以相对稳定的方式进行更大的市场化；在土耳其出现的新的政党格局推进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新阶段，与此同时在政治体制的社会价值上出现了关键性的转变；阿根廷从部分失败的自由化实验转变为基什内尔（Kirchner）总统治下的混合体制；斯泰西对各种变化所作的比较研究不仅代表了一种深嵌的新自由主义，而且代表内化的新自由主义。

我们可以发现，诸多研究所描述的金融危机尽管有其负面影响，但也一方面为政治联盟转向更大的新自由化开辟了机会，另一方面也使这些国家更加抵抗未来的危机。考虑到俄罗斯以往通过国家控制和资源依赖限制其敏感性和脆弱性的极端努力，它能否抵御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仍然有待观察。

政府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研究得出的一个惊人结论是，它们都指出需要重塑政府的作用，强化某些形式的政府能力，并“自我限制”其他形式能力（Foucault, 2008）。国家可能会重返经济生活的中心，正如约翰•普伦德（John Plender）在2008年8月22日的《金融时报》上所指出的，但实现这一点的方式从根本上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形式。20世纪中叶工业福利国家的实质是让经济活动脱离市场，并代之以面向社会目标和“生产主义”的指令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这种方式通常被称为“去商品化”。今天，国家干预的根本目的不是要取代市场，而是使之更有效地运转。即使是新自由主义者——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和撒切尔时代新哈耶克主义——也并不完全相信自由放任，而是将政府监管视为竞争性市场的保障。放宽监管并不是完全消除规则，而是重新进行监管的一种形式，制定更为复杂的支持市场的监管形式。工业福利国家已经转变为“竞争型国家”或“监管型国家”，它追求的是加强更有效的商品化，而不是它的对立面，与此同时日益重视金融化。

当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建立跨国和跨政府的合作性监管实践已经变得越来越有必要，无论是在公营部门——比如巴塞尔委员会，还是在私营部门——比如就会计规则进行的协商或者是国际掉期与衍生工具协会（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等自律机构的影响。国际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是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联系起来或者试错性规则制定的典范——一个拼装制度或监管的过程，金融危机使之加速。因此，我们不只是在讨论旧式的政府干预的回归。这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包括国内的和全球的，或许可以称之为“调节型自由主义”。它也有“社会新自由主义”的关键维度，在政治上更加明确需要补偿受损者。当然，这跟传统的福利凯恩斯主义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尽管在危机情况下确实采取了某些措施，无论是救助拖欠抵押贷款者还是对大量金融机构延长担保（“对银行的福利”）——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使这些群体和机构进入或重新进入市场过程。因此，国家、国际制度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与以往形式的政府干预有着根本不同。矛盾的是，在这种情况下道德风险不可避免的——以不断市场化为名。

从CRISES到CRISIS?

我们可以发现，每一次小规模危机所揭示的，世界各大金融中心为领导权而在创新和“较温和的”监管方面展开进行竞争（尤其是伦敦和纽约，但也包括一些“离岸”市场）。亚洲、拉美和爱尔兰“老虎”们——尤其是被称为“金砖四国”（BRICs）的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等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继续蓬勃发展。关于全球经济崩溃不可能发生的信念十分普遍。然而，这些小的危机的教训让我们对金融危机以及全球化有些许了解，也为我们理解当前的困境提供了一些线索。最明显的是，虽然这些经济体在许多方面与主要的“发达”国家截然不同，但金融市场的自由化进程都牵涉到非市场的政治行为。政治、社会等级、利益集团、“无知的自我利益”（以及贪婪）和腐败从来都没有离我们很远。

第二个教训是，金融危机的结果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终结，接受一种新型的国家社会主义或一种新的道德。恰恰相反。正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和瑞士的调和自由主义者（Ordoliberals）——20世纪后期“新自由主义者”的前辈——所指出的，使资本主义市场很好地运转起来并不需要采取去商品化的监管，使经济活动退出和进行“社会化”，相反，支持市场、有利于竞争的强有力监管为稳定市场提供了一只“看得见的手”（亚当·斯密），保证了竞争而不是垄断行为，并且制止危机的倾向（Plehwe et al., 2006）。

这里所分析的危机的结果并没有使市场丧失合法性或者取而代之，而是试图设计出一种不同的金融市场范式，即所谓的“监管资本主义”（Braithwaite, 2008）或“调节型自由主义”（Cerny, 2008）。今天，不断发展的政治经济图景已经与以往的危机时期有所不同。全球金融和全球化构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新的竞赛场。历史告诉我们，资本主义是一项非常严肃的事业，以至于不能仅仅交给资本家（Rajan and Zingales, 2003）。因此，探索更有效的全球金融市场和制度并不会导致向管制经济的回归，而是走向更灵活的、更进步的“有人情味的新自由主义”。

    注释：

    [1]在这里，我使用“因素”一词，而不是“变量”，是基于这里所论述的文章都是以定性分析、进程追踪为特征的认识。这些分析不可避免地追溯以往，而不是预测未来，但它们是对更广泛的因果过程的暗示（Kurki, 2008）。

    参考文献：

Bookstaber, R. (2007) A Demon of Our Own Design: Markets, Hedge Funds, and the Perils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Hoboken, NJ:Wiley.

Braithwaite, J. (2008) Regulatory Capitalism: How it Works, Ideas for Making It Work Better,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Cerny, P. G. (2008) ‘Embedding Neoliberalism: The Evolution of a Hegemonic Paradig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Diplomacy, 2(1): 1–46.

Foucault,M. (2008)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8–1979, translated by G. Burchell,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Keohane, R. O. and Nye, Jr., J. S. (1977)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Longman.

Kurki, M. (2008) Caus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svetailova, A. (2007) Fragile Finance: Debt, Speculation and Crisis in the Age of Global Credi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Nye, Jr., J. S. (2004)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Plehwe, D., Walpen, B. and Neunh¨offer, G. (eds) (2006) Neoliberal Hegemony: A Global Critiqu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lender, J. (2008) ‘The Return of the State: How Government is Back at the Heart of Economic Life’, Financial Times, 22 August.

Rajan, R. G. and Zingales, L. (2003) Saving Capitalism from the Capitalists: How Open Financial Markets Challenge the Establishment and Spread Prosperity to Rich and Poor Alike, New York: Random House Business Books.

Ruggie, J. G. (1982)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 S.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195–231.

Slaughter, A.-M. (2004) A New World Or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oederberg, S.,Menz, G. and Cerny, P. G. (eds) (2005) Internalizing Globalization: The Rise of Neoliberalism and the Erosion of National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Williamson, J. (1990) ‘WhatWashingtonMeans by Policy Reform’, in J.Williamson (ed.) 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p. 5–20.

（高婉妮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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