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从明确提出到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经历了10年多的时间。这10年中，有两个方面的改革比较突出：一是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同10年前比，有相当大的突破。这就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这10年当中，有些改革离人们期望的目标尚有明显差距。主要是政府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农村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SARS危机后，人们对改革问题的思考更为现实，更为深刻。与此同时，改革环境的复杂性应该说比10年前大大增强。在这个大背景下，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把握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本思路，深入研究改革基本层面的重大问题。

一、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国的实践，我国的创造。这两年，我去北欧、东欧做过考察，我认为北欧的某些制度安排对我国改革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目前，北欧中等收入群体大概占到80%左右，比如在芬兰，低收入群体不到10%，问他们真正的穷人有多少，他们说有114个，这114个穷人大都是酒鬼。80%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只有3—5倍。10%左右的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就相当大，有数百倍。北欧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他们不认为有阶级和阶层。我问他们，你们的政党代表谁呢？他们的回答是：争取多数，谁能争取多数谁就做执政党。由此我想到，我们搞改革追求的目标，不正是多数人能够共同富裕，使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吗？我认为，北欧独特的经济社会制度安排很值得我们借鉴。

我们搞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何在？大家知道，在SARS危机中，我国的“人文关怀”的矛盾和问题相当突出。我认为有两个大的问题，一是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社会方面的发展注重的不够。二是在追求GDP指标的同时，忽略了人的安全、人的健康、人的发展。SARS危机以后，我们应该自觉地把以人为本、把“人文关怀”作为改革发展战略中基本性的问题。就是说，改革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也要冲破各种阻碍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政策和体制障碍。

几年前，我提出人民市场经济的观点。什么是人民市场经济？就是使广大老百姓的利益和市场竞争机制相结合，走出一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共同富裕之路。按照一般概念，市场经济没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分。最初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公有制加市场经济，现在看，这个概括没有准确、全面地反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基本、最深刻的本质特征。我们在探索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是成功的，但是如何使广大老百姓作为利益主体同市场竞争机制相结合，在这方面路径不多，还没有自觉地把它作为市场经济最基本、最本质的内容。我理解，人民市场经济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产权主体的社会化。我认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一个最基本的制度缺陷是国家作为单一的产权主体，我们搞改革，就是要从国家作为单一的产权主体走向广大的老百姓都能够成为产权主体，真正实现产权主体的普遍社会化；第二，社会分配的公正化。初次分配、微观分配讲求效率，再分配、社会分配讲求的是公正；第三，经济、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生活中强调广大劳动者的参与机制；社会生活中强调广大公民的参与和监督机制；政治生活中强调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机制。

二、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是什么？按照一般的理解，是国有经济，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里就提出了两个应当讨论的问题：第一，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改革的实践证明，民营经济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大有可为。民有、民营，实现资本的社会化，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第二，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讨论来讨论去，我认为提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比较客观。从市场化改革来讲，国有经济比重有所减少是个大趋势。事实上这两年国有经济的比重在明显下降，2002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投入中，国有经济只占到了44.8%。浙江等省国有经济的比重大大减少，民营经济成为主体力量，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广大百姓安居乐业。这为我们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提供了重要的案例。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正是由承认非公有制经济、到发展混合经济、再到鼓励和支持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每一步所有制的改革都同时伴随着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尤其是近五年来，依据党的十五大报告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的精神，实现了由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的混合经济向以股份制为主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到1999年，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各类所有制经济成份中所占比例已达到33%，大大高于1990年9.8%的比例。近两年，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得更快。改革的实践充分证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是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的重要标志之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逐步提高它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对于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最具重要作用。十六大提出的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观点，是十分重要的。由此，我们要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问题。

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放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就在于它具有其它所有制经济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混合所有制经济突破了单一公有制或单一私有制等传统所有制的界限，实现了公有或私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基本所有制的相互融合和相互合作。其次，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实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具体形式。它打破了“纯粹公有制”的束缚，找到了以现代公有制为主体的实现形式，构建现代公有制主体的多元化和多层次性。第三，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了国有企业向国有资本的转化。以股份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了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运作。它在有利于发挥国有资本吸纳社会资本的同时，打破了国有企业单一所有制形式。从1998年到2002年7月底，国有、国有控股企业的比重下降了14%，仅占各类所有制形式的24.8%。逐步减少国有企业的比重，既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提高资产的运作效率，又有利于减少各种行政干预，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就是由于它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反映了现代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我们应当按照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方面实现改革的新突破，以形成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长久动力。

三、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政府转型

政企分开，政府改革，一直伴随着我国改革的全过程。从现实的情况看，改革的一个主要难点，仍是政府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政府转型直接联系在一起。就是说，政府转型对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决定性的影响。

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是政府转型面临的重大课题。这些年有一个提法，叫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我把它理解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有人还把这种市场经济模式概括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但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东亚各国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暴露出严重的问题。政府、大企业和金融财团纠合在一起，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从我国来说，政府与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的关系不真正理顺，政府职能转变不了，政企分开解决不了，国有银行的呆帐、坏帐率也降低不了。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我国市场化改革走到今天，已为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第一，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并且主要是民营企业，政府不应当也不可能再充当经济建设的主体力量。第二，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是不成功的，日本也好，韩国也好，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转变，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趋势。第三，政府是市场经济的服务者而不是审批者，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创造市场经济发展的大环境，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宏观调控。为此，从审批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是一个需要尽快解决的重大问题。第四，政府不是国有企业的“婆婆”，也不能充当国有企业的“老板”，国有资产市场化是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正确途径。

经济建设型政府与公共服务型政府。经济建设型政府，比照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是一个进步。从改革的要求说，这又只能是一个过渡。经济建设型政府有两个严重的误区：一是长期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起主导作用；二是不恰当地把本应由政府或政府为主提供的某些公共产品，例如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推向市场，推向社会。从SARS危机中吸取教训，最具实质性的行动步骤是政府改革，即加快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社会不确定因素的逐步增多，政府就要强化其公共服务的职能。

经济发展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发展。长期以来，我们虽然提出了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并把它作为重要方针之一，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却常常把社会事业发展摆到一个“配角”和“服务”的地位。SARS危机给我们一个警告，这就是改革要更多地关注民生问题，要把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保证人们的健康和安全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责。温家宝总理说得好，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决，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政府着力解决好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社会秩序问题等，就会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四、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城乡关系

城乡关系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越来越突出的严重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关系问题就突出地反映出来：一是农民来自农产品的收入逐年减少，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就要突破传统的办法，寻求新的出路；二是农村的富裕劳动力要逐步向城市转移。城市中能不能“消化”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是农村发展的一个大前提。当前，我国的农村改革已进入以城乡协调发展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新阶段。要打破城乡分治的基本格局，必须加快改革城乡严重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打破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性障碍，首要的是改变城乡分治的政策框架和制度安排。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仅是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出路，而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从现实的矛盾和问题出发，统筹城乡关系，重要的措施是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的公共产品供给一直实行城乡分割的“双轨”制。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有利于打破城乡分治的基本格局，有利于推进城乡协调发展，也有利于党的农村基本政策与改革发展的进程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农村出台了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重点的基本政策，对实现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史性突破，产生了重大作用。进入90年代，随着市场机制的确立，农业作为弱质产业，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而，应当因势而变，不断打破城乡分治的既有格局，实行城乡统筹发展，鼓励和支持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否则很难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稳定等问题。并且，经过20多年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国家也初步具备了解决这一问题的能力和条件。政府有责任、有义务为广大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

传统的城乡分治政策框架和制度安排，是以“市民”与“农民”严格分开为基础的。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实际上，农民由于“身份”的制约，没有真正享受到国家应当为他们提供的基本公共产品。尤以农村公共卫生为甚。1993年，农村卫生费用占全国卫生总费用34.9%，1998年为24.9%，5年下降了10个百分点。1998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3776亿元，其中政府投入为587.2亿元，用于农村的卫生费用为92.5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5亿城市人口享受到的国家公共卫生和医疗投入是8亿农村人口的6倍。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就是要以人为本，优先解决广大农民生存、发展面临着的基本问题。

五、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建设社会文明

应当承认，改革开放20多年来，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文明建设有严重差距：一是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远未发挥出来，尚未形成政府与社会之间协调互动的良性关系；二是全社会公共卫生建设和公共卫生习惯同建设现代文明社会有很大的差距；三是城乡二元断裂，相当数量的流动人口处在社会的“悬空”状态。举例来说，SARS危机中人们要捐款、捐物，但渠道很窄，只有两个，一个是各级民政部门，一个是红十字会。我们看到，美国9·11以后，社会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有一套机制，把全社会都动员起来。这套社会动员和参与机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今天，在改革已进入到以调整重大利益关系为主要任务的攻坚阶段，社会转型也到了关键时期。积极发展非政府组织，就是新时期社会转型面临的重大课题。非政府组织同政府、企业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结构的三大支柱。发展非政府组织既有客观需求，又有现实的紧迫性。在我国经济转轨的特定时期，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同改革开放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一方面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就是根本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包揽经济、社会事务的过程，是市场和社会发育及形成的过程；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的充分发展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和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伴随着20多年的改革进程，具有中国特色的各类非政府组织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按照改革开放的客观要求，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非政府组织发展的相对滞后，对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实际进程也会产生某些不利的影响。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我国的各类社会团体由1978年前的6000多个增加到1998年的16.5万个，民办非政府企业单位从零发展到70万个左右。但是，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还是初步的。例如，上海解放初期各类工商协会有410家，与此相比较，2001年底才有123家。作为目前我国行业协会发展最快最好的地区之一，上海与解放初期相比还有相当明显的差距，由此可以分析全国行业协会发展的现状。

我国改革进入新阶段，政府和社会、企业和政府、农民和城市居民、富人和穷人等各种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成为改革的最根本、最具实质意义的内容。改革的新阶段对各类社会组织的发展提出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能否直接反映和代表自己应当代表的那部分人或那部分群体的利益？与过去10年不同，今天，无论是经济全球化，还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已将社会组织的发展问题提上了重要日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够主动、清醒、客观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加以积极推动，就有利于化解不断增长着的各种社会矛盾，有利于社会稳定。

六、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结构性改革

在改革进入全面调整利益关系的新阶段后，单纯哪一单项的改革都难以解决问题，因此，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我把结构性改革简要地概括为三条：第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内部关系的调整。比如说最突出的是银行和企业的关系。严格讲，我国企业与银行的结构性问题仍很严重；第二是经济体制改革同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社会体制改革要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各类社会组织，使之能够反映和代表不同利益主体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更多地着眼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需求，即全面调整利益关系的需求，人们及社会全面发展的需求；第三是改革同政策调整的关系。这些年我们的某些政策调整与改革有某些不相一致的地方。

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政策的出台应该和改革的取向相一致，或者有些改革需要通过政策的调整来达到目标和目的。比如，现有的政策规定“谁投资谁所有”。党的十六大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参与分配的原则，如何把“谁投资谁所有”的政策规定同改革的基本方向相结合，还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解决。再比如，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有一个同改革相结合的问题。如果大部分国债用以对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参与重点建设项目的政策杠杆，积极财政政策就会起到“乘数效应”，从而解决好投资主体和投资的中长期效益问题，并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