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

　　要回顾三十年，首先来看一个问题：我们做了些什么？三十年的时间，能做的事情太多了。人们常说，中国的发展速度就是把国外几年或者几十年才能发生的事情，用一个月或几个月的时间做完。我们各种政策的出台和变化，是非常频繁的。现在三十年过去了，我们要总结梳理一下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认为，下面这三条是逃不掉的：政治稳定、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现在可以看到一个最新的数据：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平均保持了9.8%的经济增长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因为本来就有经济分权这样的背景———对内改革的出发点，地方政府有很大的自主权，财政的自主权，而且又实行了特定的政治激励的做法。这个政治激励体现在哪里？最重要的一个体现，就是“GDP导向的晋升激励机制”，就是说地方的官员如果把地方的经济搞好了，就更可能升官。这是非常强的政治激励。它只有在政治相对集权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如果你是选民直接选举的，那不一定做得到。中央政府对发展经济如此之重视，这跟中国的政府是一个发展型的政府有关。有很多学者研究东亚的经济，说东亚的政府都是发展型的政府，将发展经济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目标。邓小平说过：“发展才是硬道理。”现在，我们又提出要科学地发展，提倡科学发展观。这是中央政府领导人提出的口号，那么地方政府呢？事实上也有。改革开放的早期，深圳特区就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些口号当时提出来是很吓人的，是跟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的，可以看出地方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

　　为什么中国的政府要这么强调发展经济？这是一个非常高深的问题。学界里面也有研究，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早期的领导人是通过打天下获得执政权的，“枪杆子里出政权”，而后来呢，发展好经济就成了增加执政合法性的重要保证。这是学术界的一种解释。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种独特的经济分权与GDP导向的晋升激励的结合，才促使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地去招商引资，去给企业创造好的环境。一些内地相对落后的地方，为了争取一个大的项目落户，地方政府甚至可以把跟这个项目有关的全套班子都集中办公，为你一下子把事情搞定。这样，这种独特的激励机制就获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从哪里来

　　前面，我们似乎都在讲改革开放三十年好的一面，但是我们也产生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跟我们之所以能产生这么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有关系的。这些问题由中国特有的政治、社会的结构所导致的。我们将这个结构概括为三点：

　　一、基于分权的政治结构

　　经济的分权加政治的相对集权，使得地方政府积极招商引资，去发展当地的经济。而恰恰是过于注重这一点，这个制度就忽略了经济的长期增长以及经济发展的质量等其他方面。因为一届政府也就做个四五年。如果只要在任期里将地方经济增长做好了就可以，那么地方政府当然就会更加注重短期的增长，而不是长期的增长，就会忽略一些对长期增长有好处的事情。比如说对教育的投入，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地方政府就不太愿意做。一方面，这些投入的效果很慢，另一方面，本地的劳动力素质提高了以后，就可能流失到其它地方，不留在本地服务了。由于地方政府不愿意做这类投入，内地以及农村的公共服务投入是严重不足的。此外，收入的均等也被忽视了，收入差距在扩大。这些恰恰是因为我们基于分权的政治激励所导致的。

　　二、基于关系的社会结构

　　在中国社会，关系是很重要的。在关系型的社会中，一旦我们市场化了，有了市场，是不是说市场就取代了关系，关系就不重要了呢？不是，实质上这个关系是嵌入了市场里面。并且正是因为市场化，关系获得的回报也越来越多。在计划经济年代，你这个官员给人批个条子，人家可能会过年的时候给你送点礼，给你些好处，这个好处可能也大不到哪去。但是在市场经济下，如果要获得政府管制的紧缺资源时去批条子，这个条子就值钱了。你可能用关系直接参与交易，有关系就可以获得廉价的产品，在市场上高价卖出。这样，在一个关系型的社会里面，市场化反而是加剧了社会的不公，使得关系获得的资源越来越多。

　　三、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

　　在这样的结构下，城市居民慢慢地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而农民的政治话语权要低得多，因而，很多政策都是倾向于城市的。譬如说高考，农村的孩子想要考上大城市里的大学是很难的，因为大城市的高校给外省的名额很少，而农村及落后地区的教育投入又低，高中的教学质量相对要差得多。此外，我们在农村的基础设施投入，医疗卫生投入也很少。随着国际资本跟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在东部沿海地区相结合，从农村流向城市的民工潮开始出现。但进城的务工者始终带了一个身份印记———我是农村户口，即使我在城市的工业部门就业，我还是农民。这个户籍差异使得民工难以享受到和城里人同等的待遇，如医疗等社会保障以及子女教育等。于是，劳动力是转移了，但城市内部却形成了一个二元分割的社会。

　　赶超型策略造成两大失衡

　　在这背景下，我们实行赶超型的策略，追求增长，导致了两大失衡，这是一种非平衡的发展战略所付出的必然代价。

　　首先是内部失衡，即国内的失衡。

　　城市倾向性的政策对城市有利，对农村不利。“三农”问题之所以越来越棘手，越来越凸显，就是因为城市倾向性的政策使得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非常快，农民没有平等地分享到改革开放中经济增长的好处。虽然总量上面我们的经济增长很快，但大家想一下，穷人和富人谁更需要花钱？同样100元钱，谁花得更多？肯定是穷人。这就是经济学里面所说的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道理。大量的财富掌握在消费倾向更低的富人手里，收入差距伴随的这种结构性矛盾就会导致内需不足。因为富人有钱不花，穷人无钱可花。富人的钱相当一部分最后流向了虚拟部门，到了股市就导致资本市场的泡沫，到了房地产市场，就导致房地产泡沫。虚拟部门的泡沫也使得企业家创新不足。股市在5000点左右的时候，曾经有个民营企业家来咨询，因为他本人不懂炒股，但他儿子拿了他的钱炒股赚得挺多，所以他想是不是应该把更多的钱让儿子投入到股市里去，因为他发现经营制造业很艰难。大家想一下，如果企业都把钱投入到股市里面去，那谁又会去创新呢？

　　其次是外部失衡。

　　为什么会外部失衡？从结果上看，既然内需不足，为了保增长，我们只能依靠外需，于是造成巨大的贸易顺差。从内容机理上看，严重的城乡分割使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水平极低。因而，进城务工者在城市所要求的工资底线就很低，并且，我们对劳动力的保护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这在客观上决定了我们的低劳力成本。再加上人民币的币值低估，于是，中国制造在国际上就极具价格优势。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后，中国政府进一步意识到外汇储备很重要。泰国就是因为外汇储备不够，结果泰铢疯狂贬值，引发金融危机。于是，低劳动力成本、币值低估，再加上政府的出口创汇政策，结果导致了近年来巨额的贸易顺差。这就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贸易冲突，人家告你倾销、对中国产品产生敌意。比如，意大利传统的手工制鞋商很多，但由于温州大量低价鞋子的竞争，他们纷纷倒闭，结果产生了一些排华事件。第二个问题就是造成了中国和美国的一种特殊经济关系。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外汇，而美国人却是借钱消费。中国购买美国的国债，相当于把钱借给了美国。如果美国能始终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速度，保持创新的速度，这是不要紧的。因为它有高科技部门和新兴部门，这些部门利润空间很大，使得美国人始终能用明天能赚到的钱来还今天借的钱。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因为美国找不到新的创新点，于是，以中国和美国为典型的这种特殊关系的链条就破裂了。这是本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

　　消除转向公正的市场经济的障碍

　　三十年以后我们将会怎样？我们能不能走向一个公正的市场经济，能不能实现从关系型社会向规则性社会转变，能不能实现从城乡分割向城乡融合的转变。接下来我们基于自己近期的一些研究加以回答。第一是以行业垄断为例，来看行政权力和社会关系是如何嵌入到市场经济里面去的；第二是以企业家参政议政为例，来看经济权力如何向政治权力转化；第三，我们还要讲如何从城乡分割向城乡融合转变。

　　一、关系不仅仍然重要，而且还渗透到了市场机制之中

　　行业的工资不平等有些形象的描述。网上曾流传一个年薪十万抄表工的故事，说的是在电力部门这个垄断行业，一个只负责抄抄表，不需要技术含量，不需要高学历的岗位，就可以有年薪十万。显然，他能拿到这个工资就是因为他在一个垄断部门里面。但这只是故事。我们要看更多的数据。我们就把1978年到2006年每个行业的平均工资找出来，然后把该年最高的行业平均工资除以最低的行业平均工资，这样就能得到一个反映工资差距的指标。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最高行业平均工资大约是最低值的两倍，但是现在基本上已经上升到五倍左右。另一个指标是行业工资的基尼系数，反映了行业间的工资不平等程度。结果呢，该基尼系数从一开始的0.05左右上升到目前的0.2，上升趋势也很明显，也就是说，行业工资的不平等程度在增加。但作为严谨的学术研究，我们还需要指出，以上指标反映的行业工资不平等程度的增加，其实也不能给我们提供精确的信息。因为很有可能，金融保险部门的从业人员都是高学历的，高技能的，而制造业里面都是低学历、低技能的。那么这样的工资差距是正常的，它是因为不同人力资本的回报所导致的差异，不能说是行业的不平等。我们在看行业工资不平等的时候，要把这个因素给扣除掉。于是，我们做了一项研究，看看扣除掉你的教育等影响收入的因素以外，或者通俗地说，假设两个人其他条件都一模一样，一个在垄断行业，一个不在垄断行业，他们的工资有没有差异？这个差异才叫真正的行业收入不平等。结果我们发现，行业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的确存在，一些带有垄断性质的行业员工收入明显高于其它行业。并且，我们还发现，行业之间的不平等越来越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背后的原因是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并不相同。竞争性的行业，如传统制造业、机电仪表行业、纺织品行业，在改革过程中因为产品市场越来越竞争，他们的盈利能力下降。劳动力市场越来越竞争，这些企业的员工开始下岗、失业，工资当然相对更低。竞争性行业的员工还受到外来民工的冲击，因为他们所处的劳动力市场更为竞争，他们的岗位更容易被替代。因而，市场化改革对这些行业的员工是不利的。但是对于其他一些行业，比如说垄断行业，因为市场化改革，市场价格放开了，就可以利用垄断的优势制定更高的价格，于是，盈利增加了，恰好改革又使得企业可以发更多的工资与奖金了。这样就导致了这种市场化的改革对不同性质行业的影响是不同的，行业之间的不平等就加剧了。

　　以行业收入不平等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化的改革并不必然走向公平与竞争的市场经济。所以我们需要特别强调反垄断法，虽然反垄断法的落实还有困难。事实上，这种行业不平等根本上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个体现在劳动力市场的进入是有壁垒的。即使是高盈利的垄断行业，举个例子，如果电力公司的岗位是竞争的，那么很多人就来申请这个职位，大家都来竞争，谁有能力，谁去当抄表工，这也行。但是劳动力市场的壁垒是不让你去当抄表工的，你就没办法去赚这个高收入。第二个就是产品市场的行业垄断。只有当这两条同时成立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不同行业的职工收入是不平等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谁更可能进入垄断行业工作而获得高收入？这是我们另外一项刚刚完成的实证研究。因为通过前面的研究我们发现，高收入的行业包括了邮电通信、金融保险业、水电煤供应。那么，你凭什么才能进入这些行业呢？我们的研究发现，如果你是城市户籍人口，你更可能进入高收入行业当中去。如果你是党员，并且是在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就入党的老党员，你就更可能进入这样的行业。教育和经验也是起作用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时候，你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有更多的工作经验，使得你更有可能进入高收入行业。但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关系网络。我们用有多少人能帮你找工作来度量关系网络。我们发现，你的关系网络越强，你越可能进入高收入行业当中。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家庭背景。我们是用父亲的三个特征来代表家庭背景。第一个是父亲的政治背景，即是否党员或民主党派成员；第二个是父亲的教育背景；第三个是父亲有无经商的经历。结果发现父亲有无经商的经历对你是否能进入高收入行业没有影响，而父亲的政治背景和教育背景则有助于你进入高收入行业，并且，政治背景比教育背景作用更大。此外，我们还考虑了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你找工作的渠道。我们把渠道分为两类：一种是市场渠道，另一种是关系渠道。结果发现，通过关系渠道找到的工作更可能是高收入的，这里面关系又在起着作用。这个研究表明，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间，关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变得不重要了，相反，关系不仅仍然重要，而且还渗透到了市场机制之中。

　　二、关于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的研究

　　现在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当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参政议政之后，就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就能影响政策。于是，我们就想知道，哪些民营企业家更可能参政议政。我们做的实证研究发现，按重要性从高到低排，最重要的是民主党派身份；其次是家庭背景，也就是说你的父母是否官员身份。这里的官员是指县处级以上的行政官员，然后是党员的身份；接下来是企业的资产规模与企业历史或企业家年龄。资产规模较大、历史较长的民营企业家更可能参政议政。这样的研究发现告诉我们，这些参政议政的民营企业家可能是政治精英，而不是那些草根型企业家。这又意味着，以企业家参政议政研究为例的话，经济的权力正在向政治的权力转化。此外，我们发现家庭背景是很重要的，这就说明权力存在着代际的转移。这些都不利于我们走向一个公正的市场经济。

　　三、如何实现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

　　这个就要问地方政府到底愿不愿意推进城乡融合，愿不愿意将户籍人口的待遇给非户籍的本地常住人口，甚至愿不愿意取消户籍制度。一种办法是自上而下地改变地方政府的目标。即中央政府希望实现社会和谐，希望地方政府考虑常住在本地的非户籍人口的利益。但是城市的户籍人口，即本地人已经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这会影响地方政府的决策。比如说上海，上海本地人一听说你要放开上海户口限制，让更多的外地人全部留在上海工作，他们就会神经紧张，说上海人已经太多了，我们的就业已经很困难了。因此，即使是自上而下地由中央政府推动地方政府来实现城乡融合，也要考虑是否符合城市本地人的利益。否则，这种政策推动是很难贯彻下去的。那么，从城乡分割向城乡融合的转变，可不可能在符合城市本地人利益的前提下面发生呢？这就是一种自发的转变了，我们经济学里面叫做“内生的政策变化”。

　　城乡分割可以在多种意义上存在。一是空间上的分割。在改革开放的前期，农民是无法进城的，进城也活不下去，因为你没有粮票。所以那个时候劳动力的流动在空间上就被分割了。民工能进城打工的时候，粮票已经取消了。二是就业上的分割，这主要是劳动力市场上歧视性的政策。比如说不久前，上海政府就对企业雇用的外来人员征收管理费，这笔钱被用于本地的下岗员工再就业。这意味这企业要招外来人员的话，就要额外多支付一些成本。因此，在同等的条件下，外来人员与本地人口相比，拿的工资就比较低，否则企业就不愿意了，因为他要额外支付更多的成本。你有没有户籍，工资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就业上的城乡分割。三是权利上的分割，特别是在公共服务领域。现在就业上的分割慢慢开始减轻，但是权利上的分割还存在，外来的人员不能享受跟户籍人口同样的医疗保险、子女教育等待遇。这会导致什么问题呢？这种分割可不可能被消除掉呢？回到内生的政策变化上来，我们就要问，城市政府愿不愿意向“移民”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如果能提供，这才叫做真正的城乡融合。不然的话，虽然空间上没有分割，就业政策上没有分割，但是却在权利上有分割。

　　城市政府愿不愿意向外来人口提供公共服务，这是我们最近与学生合作即将完成的一项理论研究。我们可以想象两种情形。第一种是不提供，这意味着，公共服务的好处就只给本地的户籍人口，于是在城市内部，有无户籍人口的福利或收入差距就会较大。第二种情况是让没有户籍的外来人口享受同样的公共服务。这意味着，要把一部分公共资源分给打工者，但是城乡收入差距会缩小。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在城市内部，有无户籍的两个群体的收入差距给城市带来的社会成本。这也很好理解，比如两个群体在城市里面形成两元社会，如果这两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大，那么社会治安就会有问题，一些案件的发生率就会很高。即使这些案件不发生，只要有这样一个发生概率存在，城市居民就会把很多资源用于财产保护性的投资，比如说装防盗门、防盗窗，而这样的投入完全是消耗性的，它减少了可用于生产的积累。我们的研究发现，在民工进入城市打工的早期，这种成本相对并不重要，城市政府就不愿意向非户籍人口提供同样的公共服务。但是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成本就变得极为重要，于是，地方政府就会向外来人口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因此就存在着第一种情形到第二种情形的转变。最近的有些事件可以提供一些类似的线索，比如说重庆的出租车工人罢工。当然，出租车司机不一定全是外来人口，但是它这个群体的很多权利从一开始就没有引起政府的重视，他们的就业状况比较差，并且，导致他们罢工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黑车的存在，而黑车司机中，外来人口比例显然更高。这个时候，如果你不给他提供平等的权利的话，他会采取一些集体行动，这种集体行动对城市政府是不利的。当这个损害足够大的时候，地方政府就愿意自动地给他们更多的权利。这个事情用在民工上面也是一个道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事实上存在着这样的机制，使得一个社会实现从城乡分割向城乡融合的转变。

　　三十年以后我们将会怎样？我们能不能看到一个公正的市场经济？如果要实现这种公正的市场经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引入、发挥来自民间的力量。在参政议政问题上，我们不能因为你有政治背景，或者说你是一个大企业的企业家，我才让你参政议政。应该更多地引入那些来自于草根阶层的企业家。他们才更代表了一种民间的力量。有了他们的加入，决策的话语权才会更多地掌握在能为市场经济公正而说话的人手上。在城乡分割问题上，我们则需要引入更多民间的呼吁机制、集体的申诉机制。此外，为了实现市场经济的公正性，除了发挥民间的力量之外，还要避免出现权力的自我循环。譬如说，因为你老爸是高官，你就可以在权力关系与市场经济嵌入的过程中拿到很多钱，你也可以获得政治上的权力，这种权力的自我循环一定要打破。为了引入来自民间的力量，为了打破权力的自我循环，改革开放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要不断强调这一点，要坚持改革开放、深入改革开放。因为有改革，权力的自我循环才可能被打破。因为有开放，我们才会有一些外部的因素，可以说是压力或者动力来推进这样的变化。虽然我们还可能是民主集中这样的体制，但是随着改革和开放，权力的可竞争性就会变得很强，只要权力是可竞争的，就一定会有外部的压力促使执政者想着如何把执政的业绩做好。民主集中和可竞争性的政治环境其实并不冲突。当我们拥有这两者的时候，同样能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

　　陆铭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陈钊 经济学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