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困扰计划经济的信息问题，市场经济其实也无法摆脱。市场价格未必能准确地反映市场参与者所需要的信息，金融危机显示价格信号甚至可能完全是错误的。无论哪种社会形态，计划都是必需的。该用计划手段时就用计划，该用市场手段时就用市场。

    全球经济危机愈燃愈烈，人们、尤其是西方社会对新自由主义、唯市场论乃至资本主义的反思成为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同时，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仍有少数学者在坚持被经济学大家斯蒂格利茨和克鲁格曼批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教条，认为现在仍然应该减少政府干预，扩大市场作用。在此背景下，谈谈计划与市场的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一、市场和市场经济

    客观地讲，市场的确普遍存在于已有的各个社会形态中。在原始社会后期出现剩余产品之后，氏族之间或者部落之间就有了交换，也就有了最原始的市场。在奴隶社会，奴隶主之间，奴隶主与自由民之间，以及自由民相互之间，都存在过交换，市场得到进一步发展。到了封建社会，封建领主、贵族、农民之间也有交换，市场更为普遍。不过在这几种社会形态里，市场在经济生活中都处于补充和被支配的地位。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市场才得到充分的发展，交换并获取利润成为生产的主要目的，商品经济逐渐发展到市场经济的阶段，市场经济获得支配地位。即使在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市场被严格限制，计划经济取代了市场经济，但市场也并未被彻底消灭，至少在消费品领域，尽管需要各种票证，但市场还是必须的，更不用说黑市的存在了。
    纵观人类历史，我们不得不说，市场的存在对互通有无、改善生活起到了巨大作用，市场经济更是加速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也许正是由于其高度发展，市场经济也给人类带来了许多烦恼。由于其固有的优胜劣汰机制，贫富分化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问题一直伴随着市场经济，而周期性的危机更是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挥之不去的困扰。
    自从市场经济兴起及随之而来的各种矛盾的显现，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思潮之间的争斗就没有停息过。市场经济刚刚兴起时，资本的力量还比较小，为了更好地与其他国家的资本竞争，资本需要国家的支持，所以主张国家干预的重商主义风行一时。随着资本力量的强大，封建体制成了束缚，于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的经济自由主义兴起，取代了重商主义。不过主张国家干预的思潮并没有消失，以德国李斯特为代表的国家主义和以美国凡勃伦为代表的制度学派为其代表，并对这两个当时的后发国家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随着大萧条的到来，经济自由主义遭受沉重打击，其主流地位在战后被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取代。经济自由主义只好龟缩到如朝圣山学社等极少数堡垒中苟延残喘。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现象给了凯恩斯主义以同样沉重的打击，经济自由主义以新自由主义的面目再次兴起并泛滥全球，持续30年之久。新自由主义的一手遮天，连萨缪尔森这样的主流大家都不堪忍受。1992年，包括萨缪尔森等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内的40多位美国经济学家集体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声明：
    “我们，在下面签名者，担心经济学受到了垄断的威胁。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在强力推行一种方法或核心假设的垄断，并宣称除此以外没有更好的基础。经济学家们总在口头鼓吹自由竞争，却不愿意在观念的市场上实践它。”
    物极必反。新自由主义不仅给第三世界各国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现在更是把所有的核心国家一并拉下了水。一场世界范围的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的浪潮将会很快兴起。

二、计划和计划经济

    从干预程度上讲，国家干预的极致就是计划经济。
    把计划经济批倒批臭是近年来的一种倾向，最近还有文章在宣扬极度贫困是计划经济的必然结果。但是，如果抛弃意识形态的偏见，客观地回顾一下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计划经济绝非一无是处。至少与市场经济不同，计划经济不会带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一点无人敢于否认。即便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无论是把1975年以前的苏联与美国比，还是把1949年以后的中国与印度比，我们都得不出计划经济的表现比市场经济差的结论。我本人曾依据权威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对所有的计划经济国家和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从1913年到1990年的经济增长进行过比较，结果显示，计划经济国家的增长情况都要好于市场经济国家。当然，这并不是否认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存在着严重问题。但不能因为它存在问题就不顾事实地把它全盘否定。一个客观的态度应该是既要看到它曾经起到过的积极作用，同时也看到它存在的问题，从而积极地扬弃它。
    近年来，人们在不断强调去意识形态化的同时，却在有意无意地强化一些东西的意识形态色彩。计划这个词就是受害者之一，似乎一提到计划，就是要回到传统的社会主义去。其实不然。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如果不带意识形态的偏见去看待计划，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计划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手段。无论是在哪种社会形态中，计划都是必需的。无论是原始社会部落安排男人去狩猎、女人去采集，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团体以至公司和国家，如果离开了计划，都很难实现生存和发展。就说我们今天的工作和生活，当然如果只是我们单个人的话还好说，可以稍微随性一些，一旦涉及到与他人的协同和合作，更不用说大工业生产了，没有计划或者不按计划行事所带来的结果都是不难想象的。规模经济出效益，规模经济内部的计划性正是其优势所在。
    当然，不是说有了计划就一定能实现目标，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变化。计划不如变化快，客观环境是在不断变化的，因此，计划需要根据情况不断地进行调整。但无论如何，人们往往会选择不断地调整计划也不会选择不做计划。
    即便如此，由于人们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可能出现偏差，制定出的计划自然也可能会出错从而导致严重后果。但只要我们不断地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总会逐渐接近其本质从而能把握住其规律，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出合理的计划。回顾一下科技发展史，人类不正是这么做的吗？        
    当然，即便我们认识到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由于计划的制定还会受到其他主观因素的影响，比如说计划制定者本人的好恶或者利益，制定出来的计划依然未必就是最好的。这就需要从其他方面来解决了。

三、市场与计划的共同缺陷

    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计划经济无法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信息和激励。但如果我们不带偏见，计划经济受到困扰的这两个问题，市场经济也同样无法摆脱，其程度恐怕并不比计划经济低。即便抛开个人信仰、偏好、行为方式与社会有形无形的规则之间的互动不谈，单说信息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主张市场提供的价格信号可以解决市场经济中的信息问题，企业和个人虽然也不具备完全的信息，但他们只要知道价格就行了，因为后者已经把多方面的信息都集中到一起；而计划经济则不存在这样的机制。很遗憾的是，即便是如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在内的其他西方经济学派也都反对这种说法，认为市场价格未必能准确地反映市场参与者所需要的信息。此次金融危机更是告诉人们——金融市场里的价格信号可能是完全错误的！
    即便是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如说法国，也是长期坚持制定经济计划的。至于被西方世界认为民主发展之星的印度，直到今天还在实施其第11个五年计划。所以，如同邓小平的著名论断所言：“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我们必须抛开意识形态因素，根据遇到的具体问题和所处的具体情况，该用计划手段时就用计划，该让市场发挥作用时就用市场。

● 朱安东，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发展经济学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