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里求学，肯定会关心社会需要什么，要学什么，为今后做准备。我比大家早出校门20年，想把过去20年我的感受和今天对社会的认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是2009年，中国建国30年，每逢“9”字，都是中国非常重要的年份。从1979到2009年改革开放30年，这30年中我们这一代人是主要的社会参与者，社会主要的特征就是经济建设为中心，商人是社会的明星。1949年，我们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时代英雄是军人，将军、战斗英雄。1919年，那时候新文化运动，文化人受到推崇，实际上当时的主角是黄埔军校黄的人，人人都投笔从戎。每隔30年都会有重大的改变，所以我们今天需要思考30年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怎么做才能成为社会的领袖。作为清华的学生，今后应该是栋梁之才，是社会的领导者，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参与者。作为领袖，不应该只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一定是要考虑极大多数人的利益。

我读大学的时代，两极分化是相当的严重。我是从农村走出来，家里兄弟姐妹6个，只有我一个人上大学，也是当时村里唯一的大学生。我吃了百家饭，穿了百家衣，借了乡亲们凑起来的钱买火车票上学。家族里所有人都指望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能成为他们的救星，能帮家族摆脱贫困。我带着这样的理想走向社会。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个国营单位，工资是80元一月，虽然自己能吃饱饭，但是当时还有弟弟妹妹在上学，我每月要给他们20元，还欠了很多亲戚朋友的债，觉得在国营单位吃不饱，饿不死没前途。且作为一个没有根基的农村孩子，在北京，每天上下班看着高楼大厦，觉得在这个城市里边非常悲凉。于是我决定去创业，当时说海南有机会，于是我就懵懵懂懂的杀过去了。最初下海，带着一个最简单的梦想——摆脱贫困。

创业非常艰难，二十三、四司岁开公司，一上来就是失败，又回到北京上班。到1992、93年的时候，又重新创业。我没有从练摊开始，一开始做的就是几千万的事业，这是体制内的钱，当然不是国家的钱。当时一些朋友都掌管着国有企业的钱，我请大家做我的股东，弄个空壳公司给我。拿个空壳发基金，拿着社会公众的钱做生意，但还亏了好多钱。我以为自己亏钱是范了个小错误，继续放大做，结果越做越亏，这时候，我就面临着极大的人生挑战。1993年，大多数企业状况都不好，海南就是个巨大的商学院，中国许多的商业精英都是从那里出来的。很多人依靠坑蒙拐骗，圈了钱就跑，他们现在不出来了。但海南还是走出了一些好的企业。就我而言，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从海南走出来，把所有犯过的错误抹干净，亏过别人的钱还清，另一种选择就是继续奋斗，直到成功。我顶住压力，继续做，终于成功了。

在创业的历程中我有些重要的感触：当你开始组织大家干事的时候，突然感觉要对大家负责，如果不对大家负责，就成为别人抛弃的对象。我自己能够成功的一个前提就是我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组织者，组织者就是把你所组织来的人的利益放在你自己的利益里，这样别人才愿意跟着你走。

在大学里我重点学的是西方经济学， 在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我投身到市场经济、商业经济的大潮中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改变贫困。过去30年的经济建设，我们国家逐渐定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按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挣了钱后我想到回馈家乡，想到回家乡修路，办学校。我也曾经想过，能不能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去解决一些农民的问题，增加他们的收入。但我慢慢的感觉到，作为一个商人，我能解决企业内部的几百人、几千人的谋生问题，但对于我生长、成长的大的乡村社会，我个人无能为力，也感觉市场经济很难解决，或不能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

市场经济要求大家就业，有工作，到企业里去谋生，但农民大多数是没法在市场经济的体系去竞争的。虽然经济的发展也解决了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但在整个农民的比例中是很小的。资本越发展，技术与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就业容量会越小。资本的扩张和就业的容量不成正比，城乡两极分化是越来越严重。十年前，我曾经对我们那里的乡亲说过，只要你们的孩子考上大学，我就能帮他找到工作，现在这样的话我不敢说了，企业的就业容量是有限的，除非我不以一个资本家赢利的方式去经营企业。并且我个人的力量也是弱小的。

从我生活、工作的经验去观察社会，我认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考虑除了市场经济的方式以外的其它的方式。这个其他方式到底是什么？需要我们去探索。

西方200年的工业发展中，解决了全世界小部分人口的生活方式。他们活得好的前提是绝大多数人没活那么好，西方人因为先走了一步，先搞工业化，把世界其它国家纳入到他们的市场体系中，所以其他的国家都成为了他们的附庸。今天我们希望打破这个格局。当然中国这样一个庞大人口数量的国家，地球不能提供那么多的资源，市场经济也没有这么大的市场让所有中国人过上欧美人那样的生活。中国是不可能通过市场经济的竞争，使别的国家和民族成为我们国家的附庸，从而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但我想象的今后的社会应该是共同小康的社会。我想我们应该寻找一个中国人活法，同时，中国这么个多人口的国家的活法就是世界的活法，这种活法我相信是个比较社会主义的活法。

经济危机让我有些启发，经济危机中以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市场体系是行不通的，最英美化的体系也在用社会主义的方法去解决经济危机，我感觉右派在往左的方向走。左派也往右靠了很多，大家都在王中间靠。中国搞社会主义还是最正宗的，如果我们有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我们也能够建立自己的愿景。

讨论：

崔之元：

对于戴总所讲的，我不一定全部同意，但刚才他讲的一个概念，我觉得非常受启发，就是归零机制。他要对正大集团采取一个归零机制，整个归零，重新创业，这个机制并不容易做到。做企业管理的可能读过一本书，叫做《创新者的悖论》，里面讲到创新者一旦成功了以后，成功反而成为他下一个发展的至酷，归零机制其实是很难的，需要管理者有见识、意志坚强。

涉及到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已经成功了，市场经济中的后来成功者可能简单的模仿已成功者，但是戴总的意思说，我们可以用新的武器，引起新一轮竞争，竞争的要素可能不是纯粹的资本，可能是纯粹的互联网的东西，互联网的意义何在，我想可能有同学已经注意了。如清华大学工程类院系里，很多人都用Linux来替代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Linux现在已经占据全世界三分之一的操作系统市场，但它成功的模式，其他企业无法模仿。微软成功模式里其它企业有什么好的产品，微软都可以买，比如中国搞的金山词霸，微软就把它买下来，因为他有钱。但是，Linux微软就没法用，因为Linux不是一个公司，就像反恐，它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恐怖主义不是一个国家，没法用传统战争的方式来解决。Linux是基于一个网络，基于一个copyleft, 不是一个copyright。Linux的源代码是公开的，是一个公共财产，任何人都可以改进，但是，如果你改进后申请一个专利，那么前人的改进就中断了，变成了一个私营财产。所以，你改进的前提是必须先签订一个合同，这个合同叫做copyright，如果你改进后申请专利，你可能被起诉，说是你破坏了copyleft。人们都可以在里面赚钱，这个并不是一个活雷锋的行为。尽管Linux源代码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改进，但是，像我这样一个不懂计算机的人，还是会买别人用开放的源代码写出来的程序。对于广大的消费者来讲是需要购买一种服务，而不是源代码。所以，并不是说Linux不能赚钱，只是不象微软那样垄断性的赚那么多的钱。应该提倡Linux这种模式，因为它的人生哲学，像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样。

别人说Linux怎么不像比尔·盖茨那样垄断呢？他说，第一，那样不能保持技术的不断改进，第二，那样有悖于我的人生哲学——我希望别人怎样对我，我就怎样对别人。现在还有很多大公司，比如ＩＴＡＴ，一直说他们的流量大，为了保证因特网不被大公司所垄断，以至于在此时此刻还在不断的上演一系列的制度、法律、经济的斗争。

戴志康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讨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对比就是索罗斯，他尖锐的批判了当前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认为这个体系既没有效率又有失公正。有人说索罗斯自己赚了这么多钱，还要“沽名钓誉”或是故作惊人之语。大家仔细看索罗斯的书，其实他确实是认为这个体系是非常不合理的，他赚了钱以后，试图把它用在更有用的地方。而他为什么能够做到，因为现在的市场不是最理想的，不是完全竞争、充分竞争的市场。

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资本家的任何行为，都必须与市场的宏观状况相吻合，只要有一点点的偏离，就会被别的资本家所挤掉。现实的市场并不是那样的。很多产品并不是很独特的，而是垄断竞争，所以，每一个资本家本身有很大的自主决策权。

戴志康：

我的经验是市场经济中最成功的资本家是不相信市场经济的理论的，索罗斯看到了市场经济的不平衡，他从市场经济的不对称中争取他的利润，迷信市场经济的人是做不到这样的。索罗斯因为不迷信市场经济立论，所以他看到了这场经济危机的解决方法在市场经济外面。所以他最早认可中国的做法。

汪晖：

他们两位刚才都说到索罗斯，其实索罗斯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以后他发表过很多对于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的批评的意见。当时他的意见引起了很多人惊讶，当时他的一些看法很多批评跟左翼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很接近的。这跟他的身份不一致，因为他在英国、东南亚的名声都不好，因为他是金融的大哥，这个双重性是哪来的？这一点是挺有意思的问题。刚才戴志康说真正成功的资本家不是按照微观经济的自由竞争理论出来的，我觉得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一个资本家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举个例子；九十年代，89年后

以后，社会主义体系发生不断的变化，中国与俄罗斯、东欧的区分变得非常清晰，当时叶利钦的改革的所谓休克疗法基本上是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来进行的。请了哈佛大学的教授来，结果就瓦解了，中国就不是这样的，中国的经济改革，看它的从70年代的晚期到80年代，第一代指导经济改革的思想最早的理论指导是社会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面关于价值规律、商品经济这类的讨论里面逐渐的产生所谓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这里面非常复杂的历史的经验，崔老师有很多研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从理论上说，过去的社会主义理论，古典政治经济学有一个很特殊的东西，从来没有把经济看成是完全自足的、自我运动的体系，恰恰相反，它是一个政治经济体，是与国家、社会体制，传统、习惯各种各样的东西连接在一起，因此当你讨论变革的时候，不是在一般的市场的意义上，而是在一个社会体系转变的意义上。社会体系的转变里有很多问题，但是有一点，它的成功不是完全在市场改革的意义上推动社会变迁，恰恰是在社会变革的条件下营造出一个新的社会过程，当然这个社会过程有各种各样复杂的变数，这个例子至少可以说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到了后期所谓异化，把市场经济凌驾于整个社会体系之上的一个自我运转的体系，所以它有特殊的。它试图用资本的法则垄断所有的，让资本的法则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其他的所有体系中去，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逻辑转变过来，经济的法则只能在整个社会的体系内发展，它不能成为凌驾于指导一切、控制一切的逻辑。

第二，康德说的启蒙，很有意思的。康德当年说启蒙的时候，他说：“什么叫启蒙，启蒙就是一个士兵，他一方面是个士兵，但同时能够站在完全不同的角度对自己的位置进行审视，一个人可能是个牧师，但他对自己作为一个牧师的职业也有一个批判和怀疑的精神，这跟当时某一种从内部产生的批判性，是社会体制发生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过去的社会主义变迁也是这样的，当代的社会体制内部在它的中心地域里面能不能也产生一些自我批判的力量。这是一种可能性的，我们不清楚这个力量，从这个力量里头我看到一些新的可能性。因为今天演讲的题目叫“乌托邦之梦”，乌托邦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我们在社会主义没有实现的时候，才把乌托邦贬低，乌托邦不代表没有现实性、没有真实性，没有任何的根据。但人类社会如果没有一个跟现实相对应的另外一个世界想象的话，社会变迁的动力就不可能，只不过我们需要寻找现实的转变道路。怎么通过乌托邦展现我们的未来，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得通过乌托邦对我们自己现实的一个批判，才能够完整，这个社会试验需要大家要共同努力，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但首先是不把资本的法则看成铁律，而是从这个怀疑开始重新寻找，我觉得这就是戴志康先生说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