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几个观点，第一个部分先说一下我的态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把它看成三个伟大——伟大的创举，伟大的成就，伟大的前程。改革开放这30年，我从实践的第一线走过来，在不同的干部级别上，做党政干部。我这30年，基本上90%以上时间办的各种事情，都是从事改革开放。我亲眼看到改革开放内在的创新性。大家是学者，从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它的创新性，而我是在自己在工作中，生活中，感觉它是创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伟大的前程，这个伟大的前程现在没有完全显示出来，到底这个前程能伟大到什么程度，迄今为止，同志们想象的都不够，还可以再想象的浪漫一点，充分一点。

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三个巨大。它存在巨大的问题，巨大的矛盾，同时隐含着巨大的危险。这三个巨大，也是我作为党政干部，亲身感受到的。报刊上和知识分子批评的那些事情、问题，在我们当干部的人来看，说老实话，都还是些皮毛，我们自己感受到的问题、危险和矛盾，比所有报刊上揭露的这些问题都要严重。你们还可以充分的想象报刊上说的事，比如说贪官多么腐败，多么坏，我们所知道的丑恶比报刊上揭露的肯定还要强多少倍。

我认为迄今为止，报刊上所有的报道关于三个伟大的描述，夸奖还没有充分描述这三个伟大；现在报刊上所有的揭露，对三个巨大的揭露的也远远不够，这是我作为一个内部人来评论事实，也是我的结论。

第二个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些人说它不是这样，不是那样，是这样，是那样，说法不一，折腾来折腾去，它是存在的，有客观的、历史的、必然的、物质的因素。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觉得不一定要计较这个概念，因为它就是一个名，知识分子很喜欢从标签去定义，但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标签去分析，不一定是它的本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都有各自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有它的客观因素，有它的物质性的东西。这些主体性，既然是物质的，是客观的，所以也不是人主观就能改变的。至于怎么认识？可以讨论，我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二元的、客观的东西。

一个是框架，社会主义本身有框架性；一个是平台，市场经济有平台性。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除了自己的客观个性以外，它还有共同的平台和框架，这给讨论带来很大的问题。有人说，小平同志说市场经济只是配置资源的手段，我不记得这个话哪儿出的。如果仅仅是配置资源手段，我又不同意了，它是配置资源手段，但它不仅仅是配置资源手段，它绝对有物质的客观性。按照二元矛盾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可以的，但是不够。

我拿一个矛盾来分析。先谈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前年我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论资本社会》，论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使用资本的形式，而且必然使用资本形式，资本跟工业化相联系，社会生产组织方式，我们需要用资本的组织方式。我建议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矛盾，可以用资本和劳动范畴进行分析，这样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要好分析一点。劳动和资本下一个层次，就是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它们各有特性，也都是物质性的东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劳动和资本、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这三个层面，各有千秋，都可以做很多文章。这三个层面的矛盾是套在一起的，由于矛盾的这个特点，造成了三个伟大，也造成了三个巨大。

第三个部分，我想讲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和体会。我认为它有一个结构，这个结构，我给它起名叫“三明治结构”。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大致是两层结构，就是一个上层建筑，一个经济基础，奴隶社会底下是奴隶，上面是奴隶主，中间有没有过渡带？当然有。比如我们解放的彝族地区原来是奴隶社会，他们的奴隶主占人口的百分之几，然后奴隶只占30%，其他人是自由民，是中间过渡状态，他不代表两极的东西。其实稳定的封建社会，也是这样：贫下中农是少数，地主也是少数，更多的是中农。

我把这个“三明治结构”画成一个金字塔了，最上层的是领导阶层，最底层是劳动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统治劳动者，或者运转劳动的，是资本，通过资本把劳动组织起来，资本和劳动组成了市场的运转，然后上面有上层建筑，有政府、文化等等。三明治结构是怎样体现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基本上是代表劳动的立场。所以才出现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事实是不是这样，咱们可以讨论，我是这么看的。现在这个三明治出现一个什么矛盾呢？上层建筑最接近的是资本，当官的，看不见工人农民。上层建筑接触的要么是私人老板，要么就是国有企业的老板，提倡的也是亲商、富商、爱商，为什么？因为资本在中间，我们看得见。当官的见到劳动人民非常头疼，因为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是来告状的，就是围攻省委省政府的。我以前上班，仅仅从马路一边走到另外一边，每次都有乌压压的上访群众堵着省政府。后来没有办法了，就修了一个地道。现在的问题是顶层要保持上层建筑的劳动本质，跟底层的人，是不是得像我走地道一样，得有一个“通道”。

保持三明治结构的稳定性，大概要解决四个问题：第一，工人阶级对资本的接受程度。我觉得不要排挤资本家，延安时期就吸收过大资本家，或者是中等资本家入党，建国以后第一个机械部的副部长沈鸿，就是大资本家。第二，分化而非固化的向上流动。分化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分化一固化，占据优势地位的人一辈子吃到底，这个社会就腐化了。分化不能固化，只要不固化，这个社会是活泼向上的。而一旦固化，人们可以通过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优势获利，从而就会导致社会结构僵化以及社会腐化。第三，构造工人阶级与上层建筑的通道。第四，私营资本对社会的接受程度。

韩毓海：

林炎志先生的文章，吸引震撼和打动我的，首先是他的文体。众所周知，这个文体自共产党宣言产生以后，是一种特殊的文体；他的文章要求我们重温什么是政治，什么是现代政党政治，重温这些问题，对于今天而言尤其迫切。现在政治的本质就是政党政治，这首先是由于现代政治面对群众，而不是君主制下的臣民。因此，政党这个现代君主，最核心的任务就是以政治方式团结群众。只有了解了现代政治的基本对象是群众，只有了解现代政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将政治群众化，我们才能面对提出的四个彼此联系深刻的问题。难道我们不相信群众能够理解邓小平理论？难道我们不相信党能够领导捅破窗户纸的群众？难道我们的真实目标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当代中国最好的政治，就是三个巨大，我们有应该理直气壮的向群众讲透。

其次，现代政治和一切政治的本质就是矛盾。有人地方就有矛盾。从辩证法的矛盾视野观察社会变迁，是现代政治哲学的重要传统。在黑格尔看来，社会辩证运动有其最基本矛盾，这个矛盾是决定性的，一旦基本矛盾变化，其余的矛盾随之发生变化。从具体的社会构成中来分析社会矛盾及其运动的，这就是开篇指出的并没有一个抽象的，本质的矛盾到底在那里。社会矛盾也不是抽象的，矛盾是普遍的，多样的，也是历史的，旧的矛盾消除了，新的矛盾会随之产生。社会不同时代的基本运动，所产生的主要矛盾不同，社会主要矛盾运动反映全部矛盾的因子。所谓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与其说是所有的社会矛盾都是经济性的，不如是说从经济分析和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可以更为有力的清晰分析社会矛盾的实质，与其说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统统都是经济性。这就是政治的视野和政党的视野。

政治和政党的事业就是把握不同时期的矛盾和主要社会矛盾，认识这些矛盾背后的经济利益诉求。如果不那样做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政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之初，建立在对矛盾的理解之上。从市场经济的两面性认识出发，才摆脱了将市场经济理解为资本主义的逻辑，但是当前更为危险的是，将市场理解为万能的。林文对既有理论的发展之处，在我看来就是这样一句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市场经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市场经济。

最后我向林老师提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巨大发展成就，完全等同于市场经济的成就？许多学者曾经将漫长的16世纪中国经济巨大奇迹解释为不同于工业革命的勤劳革命带来的，同时他们倾向于强调1980年代的东亚经济奇迹的独特性，主要包括投资与劳动力的培养，鼓励层层转包的企业合作模式，将生产落实在中小企业，甚至家庭，以节约成本。中国和东亚道路成功，是否能够被简单看作是市场经济的成功？

林炎志：

是不能完全归结。我把中国的发展归结为市场经济对所有其他非市场经济因素的组织和激活。 1982年宪法规定：全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全国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这两句话增加了天文数字的财产。市场经济一出来，土地一卖就卖火了。原来人民公社的公有化了，这些要素没有激化。土地一卖一租，就激活了，变现了。

孙歌：

我想问林先生一个问题。您刚才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三个伟大”也有“三个巨大”。您刚才是把这二者分开表述的，能不能进一步把这三个伟大和三个巨大放在一起说一说？一个事情有了正面，又有反面，这只是逻辑和理论分析。在“三个巨大”里面，如果不能同时感受“三个伟大”的话，您刚才说的“钻地道”这个行动，好像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您刚才说的地道，我们可以当作一个比喻来听，就是在您刚才说的“三明治结构”里也打一个地道出来。可是，地道毕竟还是地道。那么，假如把这两个“三个”混成一个历史过程来，我不知道您会怎么表述？

林炎志：

这三个伟大，实际上就是30年，十几亿人，一股劲往前跑的动力。13亿人感受到三个巨大的问题没有？感受到了，老百姓感受更多。我是省扶贫办领导小组组长，我们看到农村的贫困真是触目惊心。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社会跑了30年，也说明这个社会真有动力。所以有的人认为，虽然有三个巨大问题，但是没有关系，有“三个伟大”的动力在推动着社会。这三个伟大，包含一个未来因素，就是伟大的未来。但这个伟大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对三个巨大问题的克服和限制。完全消除很难，但是起码要限制它，克服它。如果我们这些人面对现在的巨大问题，没有一份良心，没有积极性，也没有动脑筋琢磨，我觉得这就叫巨大的危险。要搀和起来我觉得该这么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未来；但是如果不琢磨“三个巨大”的问题，这“未来”也有可能就没有了。

“三个巨大”的问题是有可能被三个伟大放大，为什么？邓小平有一句话，骑毛驴最安全。只要不现代化，从毛驴上摔下来最多磕到骨头。现在有先进的技术手段，可能面对的机会和问题都要大大高于以前。

黄纪苏：

我对林先生说的“钻地道”的比喻特别有感受。我平时也有那样的感觉，现在共产党办的事跟地下党一样。比如说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刚才听下来，集中到一点：将来靠什么？我的感觉，中国不管未来有没有大的希望，大的前途，大的目标，我同意林书记的话，现在要解决一个大问题——我们靠什么。韩德强的想法中是要进行文化宣传，把人人宣传成“尧舜禹”，然后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个想法不失为一种办法，但这个英雄集团怎么造？怎么跟共产党结合？

汪晖：

黄纪苏提了一个挺关键的问题。刚才林先生发言里面社会主义实践也好，改革也好，里面一个核心的要素，是政党。但是政党本身会发生变异的。到底怎么面对政党的变异？

此外我要挑起一点争论。前面两组发言很不一样，前面两位在世界观上比较像是和谐论、循环论，后面两位基本是矛盾论。我想问的是，你们各自所持的矛盾论和和谐论，你们之间互相怎么看？

黄平：

大家的发言中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价值层面的目标以及怎么面对社会矛盾。这些年，关于社会矛盾、挑战、危机，谈了很多。这么尖锐的矛盾怎么办？我觉得现在真的重新塑造真正的社会精英。

无论多么重要的理论共识和价值认同，一定要得到来自于下层的认同。它是无形中的联盟。实际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必须是统一的。精英层面要考虑的利益应该和人民的利益是根本一致的。这是最根本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含三个维度：第一，什么是中国的？它是多元的，包括多民族共存、共生；第二，社会主义最核心的理念，比如说平等，也包括自由；第三，究竟是什么市场经济？要看清楚市场经济，确实得对整个资本主义的理论、实践要有重新有一个梳理。中国要面向未来，必须要对待这些重要问题。

崔之元：

刚才看到林先生的文章，提到“认识清楚问题是首要的”。我是非党员，作为一个非执政党一般的老百姓，我真的希望看到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对党的政策和党的理念高度认真。我希望看到执政党的干部，特别是要对自己的党政认真。林先生文章还提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有非对抗性。芝加哥大学学派代表人物贝克尔，他们都是反对反垄断的，他们逻辑的非常彻底，认为市场经济应该支持垄断，因为垄断是自由契约的结果，反垄断是一个非市场竞争的逻辑。我觉得林先生自己的很多探索和现在很多西方的政治经济理论是完全可以沟通的。

韩德强：

我想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怎么样形成英雄群体？或者说用黄平语言讲，怎么样确立主导价值？确立这样一个英雄群体、一个主导价值，其根基就在这60年，在于对60年进行认真的反省总结，把60年看成是执政党对社会运行规律的探索过程，在这两个30年中我们先后都犯了些不同类型的错误，但是得承认执政党探索社会运行规律的真诚性。搞计划经济的时候，也许是很极端，但那个极端可以理解为一种真诚；搞市场经济的时候，可能也很极端，但是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真诚。我们要从理论上、历史上对60年进行梳理。共产执政党干部要对自己的理论认真，其实是相当程度上重新认识到我们要干的事情，通过历史反思形成一个新的主导价值。

第二，主导价值确立以后怎么办？不是说所有人都大公无私了，政党的政治制度、民主监督机制那套还要有的。要为我们未来的60年开辟道路。这是一个调节过程，在我看来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

戴志康：

作为一个市场经济的直接参与者，我认为市场经济不能解决中国人所有人的富裕。如果市场经济不能帮我们大家都发财，社会上人还要和谐生活，中国必须从过去30学美国，转到从传统里面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也应该重新指导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总结、重构等等。这是背景环境的逼迫下要做的变革。

林炎志：

我的结论是非常乐观的。党在三明治结构中要起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要负责把三明治中最上层和最底层人群沟通起来。我们党有7000万党员，这7000万党员分布在三明治中的每一层，有一个相当畅通的通道。而且还有很多新的手段。比如在座的知识分子就起到一个上下沟通的通道作用。知识分子，第一要有良心，保持着跟最底层人们的联系，把底层人们的信息反映到上面去。在过去旧的手段情况下，我们也能维持这个通道，现在技术更先进了，有大量的现代化的方式可以保持这个通道。现在3G马上就出来了，据说3G比互联网还厉害。互联网我都有点跟不上趟了。前两天去人民网作访谈，让我问网友好，我说“网友好，我是吉林省的政协的林副主席”。然后第一个帖子出来了，“林副主席，怪怪怪”！第二个帖子马上也出来了，“林副主席少坐飞机”；然后第三个帖子出来，“林副主席坐飞机一定要看油够不够”。这些现象让我信心十足。这样的技术条件之下，面对各种问题，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忧的。

韩毓海：

刚才汪晖提到矛盾论的问题。革命的政党是在危机当中才表现出来政治立党，但这不是平常日常行政。一方面政党的政治在社会危机当中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处理危机是使整个社会向更高的阶段迈进，而不是说仅仅退回到社会平衡的状态。今天处理危机，是为了把中国危机转化为契机，推动整个社会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