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要讲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和启示。强调历史和启示，因为我是搞历史的，历史专业的可能讨论经济问题不太专业，但是相对可能比较宏观。在我看来，历史能给人最多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启示。我们通常认为，历史提供规律，实际上规律这个东西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真正的规律少之又少；第二，规律如果离开历史无法解读；第三，历史本身提供的东西远远超过我们人能总结出的几条规律。历史真正给人提供的是智慧，我们可以看到前人的智慧，看到前人遇见那些陷阱，提醒我们在做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应该提防哪些事。

一、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成因

决定新中国选择计划经济的几个历史因素是客观的。

第一，旧中国的资本结构，特别是其半市场、半管制的经济，这是共产党接收经济的一个前提，这个基础有利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中国30年代初期的时候，官僚资本，或者说国有资本才12%到13%，80%都是民营经济，但抗战结束以后，官僚资本占到80%，民营资本大大被削弱。一个原因是战争的破坏；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战争期间，大部分外资，英美的外资都撤出了，留在中国的都是日资，被国民党接收了，就造成国家资本极其巨大。这是新中国建立的一个基础。

第二，巩固新政权需要经济措施削弱市场要素的作用，形成了导向计划经济的路径。当时有个一般人不太注意的措施，打击外汇、银元、炒卖，把交易所封了，这就等于把市场经济的脑袋割了。为了巩固政权，需要保证就业，工人不能被解雇，劳动力市场就没有了；需要保证人民生活，要控制基本生活用品的物价，物价被控制了；当时物资短缺，大部分资源分配给国营经济，可以发挥市场要素的东西都被控制起来。这么做最开始是为了巩固政权的需要，但是事实上大大削弱了市场要素的作用，形成了导向计划经济的路径，然后就沿着这个路径往下走。后来实行的统一财政的措施，又进一步强化了计划经济。

第三，外部环境的制约——冷战。西方人概念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保障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够分享自由市场的资源，保证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的资源基础。马歇尔计划里面提出，美国经济的正常运转是战胜社会主义的最根本保证。中国革命成功以后，也是被隔离在外的。西方对中国采取禁运、封锁。中国与计划经济接轨，依靠苏联援助，苏联则告诉你：你必须纳入我的计划，我才能给你提供援助。

    第四，意识形态因素。这点因素，可能和我们现在了解的不一样，中国首先主张计划经济的是国民党那些经济学家。他们30年代就主张实行计划经济，到了抗战后期他们做了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计划。国共两党主张实行计划经济，但是认识不一样，国民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太落后，首先实行计划经济来赶超，经济发展上去以后，再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共产党则认为，中国太落后了，计划经济是比较高的阶段的东西，现在搞市场经济一段时间，计划经济是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衔接的。

国营经济从一开始就是实行计划的，私营企业被逐步纳入计划经济体制。对于私营企业来说，他的发展是很困难的：劳动力市场没有了，物价被限制住了，物料供应也被限制住；但如果企业倒闭了，就有就业问题。共产党最头痛的其实就是民营经济。国营企业里工人都是主人公，他们的劳动干劲很高。；私营企业里面，劳资矛盾很大，共产党要包销产品，提供原料，还要调节劳资矛盾。非常麻烦。

第五，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

在物资极度短缺时代，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通过一化三改，迅速走向计划经济体制。我最近看了一些当年一化三改的纪录片。从1955年开始加速，农业、手工业到高潮，三四个月时间，这个过程就完了。北京开群众大会向毛主席报喜，说我们已经实现社会主义了，这个过程非常之短。当时我最不理解的就是资本家为什么会那么支持？今天回过头想想，私营企业在当时环境下，已经没有办法作为一个正常企业运转了，相当多人抱着甩包袱，然后改变自己成分的目的支持“一化三改”。在一定时期，这个体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1956年到1959年，这四年里面，我们国家生产了较多产品，从基本生活用品，到手表，到汽车，在这个时期我们都能够生产了。

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历程

但是国民经济没有实现长期有计划的发展。基层企业缺乏活力，经济总体效率不高，而且这种经济趋于极限，总体上没有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物质需要。特别是一些干部，觉得老百姓生活甚至不如解放前，这是一个极大的心理刺激，也是一个强烈的内疚；虽然有人说，我们之所以不行，因为我们计划经济没有真正执行，但是实际问题上是制定不出合理的计划，因为计划永远没有办法实行有效的资源配置。计划经济体制失败了，经济需要发展，于是出现了新的问题。

中国改革有个很大特点，就是改革有明确的对象，却没有明确的最终目标，改革从一开始，就是针对原来已经被认识到的经济体制弊端。经济体制改革的真正突破表现在与市场相联系的新的所有制出现，一个是包产到户，一个是乡镇企业兴起。后来2000万知青突然全部回城，产生了巨大的就业压力，原有的体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于是只好办各种大集体，允许个体户出现。最初作为权宜之计，到了1981年后说这不是权宜之计，要进行所有制结构调整。一旦有了新的和市场联系的企业，就要创造市场，市场要素也要发挥作用了。

然后经济特区出现了。它既是对外开放窗户，也是一个实验区。再往后就是双轨制的形成，在原有计划体制之外，由政府主导形成一个完整的市场经济雏形。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在此之后，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就开始系统推进，而且重点突破。价格改革，国企改革，都是这个阶段开始的。到上了世纪末新世纪初，国家宏观调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逐步进入完善的过程。

三、现阶段深化改革的想法

现阶段深化改革要创造适合国情的体制。

（一）现阶段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现在改革开放的任务不同以往。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跟改革开放初期不一样，所针对的体制也是不一样。我们现在面对主要问题是解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出现的问题。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方方面面都积累了许多问题。总的来说，其他发达国家上百年历程中，逐渐遇到的问题，我们同时遇到了。在解决某一个问题的时候，采取的政策，很可能会加剧另外一个问题。应对金融危机，必须和改革的方向相结合。应对危机的措施，必须有利于我们的长期目标。建国后的建设中，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应对危机所采取的临时性措施，经常产生长期效应，最后被固定化，它带来的问题，花十几年时间也解决不了。比如说股市上的法人股问题。我们在采取临时性措施之前，必须对它的长远效果进行评估。

第二，建成一个好的自调整结构。首先得坚持市场经济，计划解决不了发展问题，但是现在实行市场经济，又出现一系列的更加复杂的问题，必须想办法解决。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任务是创造一个能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大系统。目前结构的一个特点是，需要调整整个大系统，子系统没有自我调整功能。邓小平说，2020年，我们要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体制，现在距2020年还有12年，12年其实是相当短的一个时间。改革开放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不堪重负，而社会缺少足够的自制能力。政府部门相互协调很差，在党校、省部级干部高级研讨班讨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些现象：第一，这些干部智商都挺高；第二，他们对自己面临的问题也认识的比较清楚；第三，他们面临的，他认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本部门权力能够解决的，需要平衡很多其他部门。我认为改革中最重要的是建成一个比较好的自调整结构，不需要动不动就动大系统。

第三，集权和分权问题。这个问题在国家现代化进程当中一直存在。在建国以前，县以下都是乡村自治，而我们把权力结构一直插到村，社会变化了，利弊需要评估，有问题也需要调整。

另外有一个价值体系问题，这是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跟西方学者谈话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几代人，小孩听的故事都是一样的，反映最基本价值观。而我的孩子跟我的爸爸听的故事，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反映了现在价值体系的一个混乱。我觉得中国自己的文化里面，最根深蒂固的是实用主义。这也许有点问题，但是现在也没有必要深挖穷究，而是要考虑怎么样把传统和现代结合起来。此外中国人对西方价值观的理解，中国人是从封建的思想来理解现在西方的价值观。西方价值观里的个人主义，除了个人要挣钱，同时强调要为自己所有的行为负责；而且它的价值观里还有平等这一面的内容，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均衡的体系。现在我们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理想之间的矛盾，我认为现在远远没有解决。

（二）符合国情的渐进式改革

最后我想说中国改革要怎么办？就是两点，一是要符合国情，还有一点就是渐进。费正清在解读近现代中国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说法——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都是新和旧混杂一起，他举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什么在中国最有效率？就是马拉着加了胶皮轱辘大车。只有把中西结合起来，才是在中国最有效率的。所以我想我们在进行制度创新的时候，也需要依据这么一个原则，而且不要想一次到位，现在改革开放遇到的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如果要快的话，就必须不断更新。现在强调创新国家，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是生活方式的创新。因为生活方式对普通人最有吸引力，美国生活方式现在看来显然不能普及到全人类，中国要想办法创造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

评议：

萧功秦：

首先，从历史角度看，我们这个体制的形成，是“脱两极化”过程，既不是左也不是右。

中国原有体制的因素，对于接纳市场经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是达到了一般其他后发国家难以达到的目的。国家建立起这么一种体制，它提供了整合和配套的能力。毛泽东缔造的制度，通过整合、协调、督导、引发、启示、启动、平衡各种支持市场经济的那种要素。把它整合起来了，这种作用发挥得非常巧妙而且有效。最新出版的《国家引导的发展》，科利就指出后发展国家能够成功，就是一种有强势的国家，具有凝聚资本的力量。

邓小平通过“脱两极化”建立的国家力量，是比那种凝聚性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要强势的一种力量，社会主义凝聚起来的一种政治资源，在推动向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起到了强有效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我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理论，还是有一定的疑问。我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础，不能够建立在启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国家的作用上面，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因素以后如何在资源分配当中能够起一个更好的作用。

第二，作为一个思潮研究者，这个会议给了我一些启发。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自由化，90年代后期出现民族主义，21世纪初出现文化保守主义，现在中国的知识界、学术界有思想多元化的一个趋势。这个多元化的趋势，我认为是一件好事情，它能够避免民族的同质化，同质化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多元化存在相互制衡和思想相互的碰撞，能够推进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

我认真研究了戴志康的文章，认为他基本上还是属于新左派的思潮；但是和新左派相比，还是有一些不同：新左派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人类苦难的根源。在戴志康的思想当中，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相似的地方，民主社会主义强调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戴先生强调市场和社会主义的关系。这给我一个启发， 21世纪中国社会思潮变化，实际上不是一个互相排斥的过程，而是相互的渗透，相互综合的过程。戴先生谈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也特别强调儒释道。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中国社会思潮演变到现在，不是说有你无我，有我无你，大家都是在融合之中找到一种可能性。

今天这个论坛，我有一个感受，就是意识形态化的色彩很少，大家讨论都是针对一个具体问题，这实际是一个好现象。我们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更贴近实际考虑问题，这对整个民族进步来是很好的。

崔之元：

我对章百家先生发言有一个简单的评论。他提到了一种哲学思想——实用主义。这一思想方法对我们今天整个会议的讨论意义都很大。

刚才章百家先生提到在80年代改革初期，很多知识青年返城；当时搞民营企业，是要解决的手段，而在这之后我们形成了目标是要建立多种所有制。手段到目标转变有一个过程。比如说之前我们讲国有股减持，而面临金融危机，可能我们又要新的实用社会主义思路，国有股就没有必要减持。比如说现在美国国有股增持，格林斯潘也说是短期的。但美国当年银行国家化的历史却证明未必就能短期。胡佛建立过国家银行委员会，当时说最多存在两年，但是这个委员会一共存在了23年，直到1955年才结束。

林炎志：

看到崔之元同志的文章以后，我很兴奋，章百家同志的发言也令我非常兴奋，我觉得你们二位的论述应该结合起来。章百家同志刚才论述了计划经济的必然性，我认为还应该具体指出，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里面包含着大量的50、60年代的因素。我前几年看到崔之元的一篇文章，他论述了文革中的许多因素对现在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这种情况实际上我们都感受到了，但是我们不是学者，说不出来；奇怪的是他是海归，在国外研究半天，却把这事的来龙去脉说得很清楚。

现在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我们独特的历史之上的。比如说在1982年宪法中，有两句很重要的话，第一句：全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第二句：全国城镇土地归国家所有。这个情况就是在文革中形成的。而且特别的是这两句话不是在民法中，是在宪法中的。这两句话造就了多少改革家？印度搞经济特区，为什么搞都搞不起来？就是没有这项条件。

张木生：

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得要明确一个前提——社会主义。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从马克思诞生到现在，161年里，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实现他的社会主义。他的社会主义，第一是国际性的；第二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三，通过一个很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实现无商品、无货币，单一所有制，社会劳动时间成为分配的唯一手段，就是计划经济的来源。这样的社会主义，哪儿都没有过，160年的实践证明以后也不会有。这是一个前提。

第二，500年来，世界的基本格局没有变化，资本主义是这个世界的总体。在这个总体下，大家都在实践。中国的90年、60年、30年具有变化性，但是它们之间更有继承性、连续性和对称性。毛主席领导我们革命30年，其实就想解决两个问题:第一解决挨打的问题，第二解决挨饿的问题，挨打问题解决了，挨饿的问题，这30年基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不是一种，有带皇冠的资本主义，有专制的资本主义，有小资产阶级幻想的，也有最民主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等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但整个格局没有变。

第三，这30年一开始，我们跟着杜老在发展所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杜老给我们讲两句话，我们改革搞什么呀？第一，引进市场机制；第二，推行民主政治。结果第一句话，越搞越坏，第二句话没有，也不能搞。这个大前提就是因为中国不可能向美国学，从资源上，如果中国这样的国家都想变成美国，这需要20个地球，一个是绝对不够的，前提就在那儿摆着呢。

应该说2008年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我们杂志社有一个叫王小强的同志，他前八年连续写了几本书，一本《投机赌博新经济》，写美国的，一本《史无前例的挑战》，是写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搞了30年，现在有很多问题，需要调整。我们跟着杜主任在1982年时租用美国卫星看中国的耕地，有21.6亿亩，现在还剩下18.2亿亩，那3亿多亩被城市化和工业化了。给农民的钱，平均价格每亩1到3万，但是这3亿亩的市场价值是多少钱？没有估算。此外2.4亿的民工进城，它的劳动力价格，几十年没有变化。改革了半天，把五星红旗的另外两颗星，工人和农民变成弱势群体了。我们积累起2万亿的外汇美元财富，这个来源乘以30，60万亿美元，是我们贡献给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的数量。我们作为世界工厂被剥了一道，用国债购买美国的各种资产产品被剥了一道，现在美元重新大发票子，我们担心我们的资产还要再剥一遍。这样的过程显然是难以持续。3800万人失业，610万大学生分配不了，在校还有2800万，这情况不可持续；中国大进大出，也走到头了。我们8%的经济增长建立在今年外贸出口增10%基础上，而现在外贸仍然是负增长，大进大出怎么走？

我提一个思路，毛主席、刘少奇他们提的新民主主义论，正是现在可以参照的。1942年版《论联合政府和共同纲领》，将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相衔接，是我们这样一个落后国家走出一条路子的办法。改革开放30年恢复的东西，就是一颗大星领导四颗小星共同存在，但是矫枉过正的是，资本的力量过大。今天的拨乱反正，就是要回到大本原，大是大非上去，重新把那个东西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