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轮国有企业改革

    “当你不能修复它时，就抛弃它（When you cannot fix it, discard it）”——这听起来像是中国政府的工作哲学。当中国政府不能解决国有企业中的效率低下的问题时，它通过要求国有银行继续保留不良贷款（呆账、坏账、死账），将国企效率低下造成的预算赤字转嫁给了国有银行。【175】然而，如果国有银行不能在不破产的同时继续保留不良贷款的话，那么国家就开始通过参股、兼并和出售的方式寻找其他的受害者。这是一些中国经济学家眼中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过程。然而，通过私有化，参股，兼并，破产和出售，国家已经把对国有资产的产权转移给了官僚企业家阶层，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体中创造出了中国的“安然公司”和类似于安然的问题。

    产权的不同组成部分的转变发生在中国的经济转型的不同时期。分权化改革把使用权转移给了主管地方企业的地方政府官员，而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随后把抽取权转移给了一个新的官僚和企业家的混合阶层。直到1997年出售权的转变才真正开始，当时政府发起了新一轮的经济改革，试图革新和保留大型国企并把较小的国企私有化（抓大放小）。

新一轮国企改革始于1997年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会五次会议和“十五大”。它旨在改善国有经济并且“放弃”那些无法被重振的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1997年并购浪潮席卷全国，大约3,000家大型企业被合并，对155亿元左右的国有资产进行了重组。此外，更多的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被卖给了非国有部门。 结果，虽然国家决定放弃中小型的国有企业，1997年的那一轮国企改革却为安然型企业的形成以及安然型企业与国家的关系提供了另外一个机会。【176】

    1997年的改革显然是一种内部的改制，因为大多数中小型国有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被卖给了它们先前的主管（directors）或经理，或者是被卖给前任的官僚。在改制期间，先前的主管——事实上的权利持有者——处在获取、行使和保有对新创立的权利的最佳地位。工人不在这一特权集团之中，农民也不在其中。此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前半期，控制国有资产分配的那些人是可以拥有对国家财产的权利的：他们是事实上的使用权持有者（user rights-holders）和抽取权持有者（extractor rights-holders）。到1997年改革时，他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资本去购买整个国有企业或国有企业的多数股权（controlling shares）。那些“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的人（who were in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也可以享受国企改革期间他们所得到的机会。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购买的话，他们就制定措施保障他们的（事实上（de facto））的所有权，像“隐藏（lay-away）”，美国百货公司的储藏计划相似。毕竟，许多购买者是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中的主要官员。

    以中国北方辽宁省沈阳市的一个工业区为例。到2000年夏天，皇姑区已经出售了在其辖区内的41家国有或集体企业。71%的企业被出售给它们自己的主管，他们是先前事实上的（de facto）权利持有者。再如中国南方江苏省的一个农村小镇长江（Changjiang）。到2002年夏天，长江已经对191个集体企业进行了改制。除8家企业已停产外，几乎所有剩下的企业现在都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掌握在它们的以前的董事或经理的手中。企业的改制采取了各种形式，其中包括参股、租赁、隐藏和内部转让。

    皇姑区和长江的例子揭示出了1997年改制的典型的受益者。【177】在2000年对中国集体企业的一项研究中，田国强（Guoqiang Tian）证实行政官员拥有特殊的资源，这为他们在转型经济中提供了比较优势。 如果有人将改制的路径追溯到改革之初的话，那么一种有关局内人是如何在中国产权转变中继续保持优势的路径依赖模式就被揭露出来了。事实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分权化的计划把经济决策权转移给了地方政府并且导致了地方国家统合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的产生和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而且，第三产业创造了一个官僚企业家阶层，他们后来成为内部改制的受益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经济改革，诸如承包、责任制和双轨制，赋予了官僚企业家阶层的成员经理风险承担（risk-taking）、探索市场机制和积累私人资本的机会。当时机到了的时候，他们就是被选定的、脱胎于国有资产的私有财产的先期受益者。

    在这一轮的中国经济改革中，官僚和企业主管以有利于他们的方式着手对“社会贵重物品（social valuables）”进行重新分配，并排斥其他人分享它们。考虑到局内人的利益，观察者在皇姑和长江的案例中所看到的并不是独特的，而是典型的做法。通常情况下，国有或集体企业的监督机构积极参与确定企业的“合适”的潜在买家。不足为奇的是，该机构也承认，现任的董事或经理是其第一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转型也是一个把国家的权利和资产转移给某个群体的过程，这个群体是以前的官僚和国家管理者。这一过程产生了一个商业和管理阶层，这一阶层是由先前的政府官僚和国企与集体企业的管理者构成的。许多企业的领导者都是来自政府机关的人士。而且，这个新的阶层在国家政策制定和市场运作上体现了强有力的影响。【178】

    内部改制继续把国家和企业系在一起，然而这种连接都是以市场勾结的形式出现的。国家没有变成一个公正的裁判，它也没有代表整个经济的利益，也没有在大企业与穷人以及无权力的人之间起到重要的平衡作用。同样危险的是企业和经济决定可能不是基于市场因素做出的，而是出于政治的和个人的考虑。事实上，许多首席执行官被免予追究错误商业决策的责任。

    中国从短缺经济到“安然经济”（From Shortage Economics to “Enron-omics” in China）

    国有企业是由中央计划经济所创造的。它们代表了国家统合主义（state corporatism）和政府与公司之间相勾结的一种极端形式。在中国，牵涉到政府官员的腐败案件是“安然问题（Enron problem） ”的典型例子，这些案件包括对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裁刘金宝的调查，以及对上海大亨、农凯集团董事长兼CEO——周正毅的调查。 然而，中国现在的经济改革面临把以前的短缺经济（shortage economics）在将来转变成“安然经济（Enron-omics）”的危险。

    在中央计划时期，国企是由政府官员来管理的并且导致了经济短缺。 【179】在短缺经济（Shortage Economics）之中，由于软预算约束和满足国家生产目标的政治动机的缘故，国企生产的越多，经济所面临的短缺就越严重。因为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的而且它们不能破产，所以国企官员超额完成国家目标以实现个人职位晋升。过度生产是对稀缺的资源的严重消耗，这使得生产需求膨胀并且降低了中国产品的质量。所有这些既导致了高质量产出的不足又导致了生产投入的不足。短缺经济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

    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改革已经引入了为生产高质量产品而进行的竞争，并且将管理责任和市场绩效联系了起来。然而与此同时，这些改革也已经以一种新的方式将国家和商业联系在了一起。国家还没有将其全部企业私有化；或许将来也不会这么做。上文所讨论到的，一个新兴的、由官僚和企业家构成的混合阶层，充当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紧密纽带。这种政商关系已经导致了日渐增多的腐败和具有毁灭性的国有资产流失，这些现在都是中国“安然经济”的严重问题。根据中国的一项研究，在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改革时期，截至1998年，国有企业腐败已经导致了价值1.2万亿元的国有资产流失。此外，国有企业每年在餐饮和娱乐上花费的国家资金达1,000亿元，而且国家每年因为逃税又损失掉另外的1,000亿元。

不管国企改制是否是以合并、组建公司（incorporation）或者出售的形式进行的，国企在改制中已经丧失了其大部分的价值。在一些案件中这种损失是由官方监督失察所造成的，在其他案件中则是由勾结（collaboration）所造成的。虽然国有企业的一些股份已经被分配给了工人，但是他们不能参与到集体行动中去以增加他们的股份，因为代表工人利益的独立工会是不被允许的。【180】工人基本上没有得到良好的组织，他们的利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代表。

    中国的“安然公司（Enrons）”与美国的“安然公司”在重要的方面有所不同，而且它们是以三种不同的方式被塑造出来的。第一，一些中国的“安然公司”是由国有企业或者其他的国家机构所建立的，例如像上文中所讨论的在第三产业之中的一些公司。第二，一些中国的“安然公司”是非国有企业，但是他们雇佣了现任或者前任的政府官员来做董事会成员或者是行政官员。最后但却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这些陷入困境的组织中有些是国企和国家在其中持有大量股权的企业。不管中国的“安然公司”是怎样建立的，它们在这个复杂的网络中都有着良好的社会关系，藉此这些企业可以得到偏袒、保护以及优惠待遇。

安然经济也不同于国家统合主义。国家统合主义给予国家在经济中的优势地位，而安然经济却没有规定国家的支配地位。安然经济不关注整个经济的发展，也不支持那种一些东亚国家因之以闻名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安然经济是那种企业在其中滥用国家保护和扶持的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它偏袒那些与之有关的大型企业。在安然经济之中，是企业而不是国家采取主动，发号施令。

    当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在“十六大”上从党的领导位子上退下来时，他强调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性。江的“三个代表（Three Representatives）”可能旨在巩固共产党继续统治的基础，而不是为了将经济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发展水平。通过将“三个代表”写入其新党章，中国共产党能够合法地吸收其原来的阶级敌人——资本家。中国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之间的勾结“为权力拥有者带来了光明的未来”，但是也让人产生了忧虑。【181】一篇文章称“十六大”是“中国权贵资本家的大会”。有中共内部人士撰写了一篇文章，对江的“三个代表”和后江泽民时代的发展做了广泛的分析。根据有中共内部人士的说法，江的“三个代表”实际上只是为了“富人、贪污犯和有权的人”。江因为在中国建立权贵资本主义（安然经济的另一个名字）而受到批评。在这种经济中，商业决策不是基于市场因素而是基于政治的和个人的考虑。从长远来看，即使是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之中，安然经济也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在印尼和其他一些东南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简称NICs），权贵资本主义在几个月之内就卷走了国民财富四十年的积累。这种经济崩溃应当会使中国的新领导层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它提供了这样的证据：中国的第四代领导层不能忽视中国类似于安然的问题的潜在危险，尤其是当中国的市场体制还没有达到成熟，法治还没有被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

    很有趣的事情是，许多赵紫阳时代的新威权主义（neoauthoritarianism）的鼓吹者（即，在当时中国的政治谱系中的右翼自由派），都喜欢批评江为中国定下的新方向过于自由主义或是过于右翼精英主义了。 但是新威权主义和“三个代表”之间的差别可能与国家统合主义和“安然经济”之间的差别相似。【182】1989年之后，当江泽民取代赵紫阳的时候，江被认为是非常保守的。因此，更严重的问题可能就是：十六大之后的领导层将会怎样建立其权力基础和权力合法性？它是会建立在“安然型（Enron-type）”企业基础之上还是会建立在一种支持有权力的内幕公司（powerful insider companies）的“国家统合主义”基础之上？

    或许现在讨论新政府的政策还是太早了，因为按照中国的标准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掌权还没有很长时间，而且他们的新任期早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致力于解决严重的SARS问题。然而，在后江泽民时代的最初几天，“三个代表”的浮夸之词很快就消失了。 实际上在2002年12月初，胡锦涛就在西柏坡发表了他的第一个重要讲话，号召更多关注穷人，从表面上看这是在试图复兴与穷人共同抗争和为了穷人而抗争的革命传统。“胡采取了一系列的公共姿态，这些姿态旨在把他同原来共产党的自我牺牲和关心受压迫者的美德联系在一起，通过这些姿态”，胡试图为其自身塑造一种形象，即中国被遗忘的穷人的捍卫者（champion）形象。 而后，温发布了一部新的有关国有资产的管理规定，试图最大限度地减少国企和国家在其中持股的企业的管理者们的腐败。 这部名为《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旨在控制国企和其他包含国有资产的企业中有权力的执行官员。尽管如此，在中国政治中，没有理由指望在实现由中国第四代领导人所强调的目标上会有线性的进展，即使他们继续将这些目标视作是他们的优先政策。【183】

（陈子恪/闫宇晓/张曙霞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