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莫尔、利坦和施拉姆（Baumol, Litan, and Schramm 2007）把中国视为“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state-guided capitalism）”的一个例子，类似日本和韩国。我们可以讨论这个实证分类的准确性。【278】正如本书所显示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在其乡村地区朝着企业家资本主义（entrepreneurial capitalism）走了很远。城市的中国仍然是国家控制的，但由于当时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农村（现在也是），农村地区的企业家资本主义对经济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并导致了广泛的经济成功。

问题在于今天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否更接近东亚的资本主义或者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这里，东亚（East Asia）是指日本，韩国和台湾。）不管人们对韩国政府在其国家经济起飞时期的产业政策方针上的智慧持什么观点，这个国家的微观经济基础是完全私有的。韩国经济中大多数法人实体是私人所有的，例如现代（Hyundai）、三星（Samsung）、起亚（Kia）和LG。1982年整个银行业被私有化。根据一项估计，1990年银行对官方实体——包括地方政府，政府投资机构和国有企业——的索赔只占对私营企业索赔额的4.5%（Haggard and Huang 2008）。

台湾是另一个私营经济成功的故事。根据Kuo, Ranis, and Fei(1981, pp. 80-81)，1953年24%的贷款流向私营企业，1979年这一比率增至77%。

让我们看一下中国。我们有相当详细的，有关不同所有制经济所获得短期贷款数额的数据。（给私营经济的长期贷款很有可能更少。）2002年给私营经济的短期贷款的比例为19%（People’s Bank of China 2003），这里私营经济被定义为所有的乡镇企业、农业和私营部门的企业。这个比例一点都不接近1979年台湾的水平，但它接近1953年台湾经济统制（statist）时期的水平。其他分析者把中国与东亚等同起来。他们将GDP的快速增长，上升的出口竞争力和快速工业化作为中国和东亚的共同特征。[i]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上升——2005年几乎达到一半。有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投资类似于其他东亚国家的投资，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将这种观点合理化。[ii]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可比得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东亚国家的水平，这是不准确的。[iii]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大幅增加，从八十年代的35%的增加到二十一世纪初的40%到45%的范围。中国似乎已经对投资产生了永久性的依赖（addiction）。2005年，这个国家在新的固定资产上的投资占其GDP的48%；2006年，这一比重达到52%（NBS 2007a, pp. 26–27）。[iv]八十年代，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为35%，与日本的比重——在七十年代大约33%——很接近，和台湾（大约26%）的距离也不远。现在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处在45%到52%的区间之内，与其他东亚国家相比处在完全不同的范畴之中。【279】在东亚，韩国的投资占GDP的比率曾经最高。峰值是1990年的40%，但这仅是一起一次性的事件。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韩国的比率大约30%，在常规的东亚范围内。

中国与东亚国家的第二个不同是投资的所有权的构成。在东亚，投资的绝大部分是私营经济。而在中国，情况则相反。以韩国为例。的确，韩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平均每年19.3%上升到八十年到后半期的32.3%左右，私营经济引领了这一投资的激增。平均而言，七十年代韩国私营部门的投资占总投资70%以上，这个比率在八十年代上升到80%以上。因此在七十年代，韩国以更高的私营部门投资水平开始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私营部门投资增长得更多。另一方面，八十年代早期，中国以比较弱的私营经济开始发展，正如第一章显示的，当时私营经济的份额只有20%左右，截至九十年代更弱。中国的情况完全不是一个东亚国家的故事。

本土私营经济的实力确实是是东亚模式的本质。根据Campos and Root(1996)，与拉美相比，东亚没有进行过高水平的投资。使表现优秀的东亚经济体更突出的是高比例的私人投资。高度的国家投资份额使中国更接近拉美，而不是东亚。还有一点东亚国家与中国不同。除新加坡外，外国直接投资在东亚经济体非常成功的出口生产上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台湾的外商投资企业（FIE）只占台湾制成品出口的20%。[v]现在中国的这一比例超过了60%。

东亚的学者都同意，在增长时期国家是干预主义者（Wade 1990），但国家的干预最终顺应市场的。[vi]考虑一下台湾塑胶公司（Formosa Plastics Corporation，简称台塑）这个著名的例子。在台湾的政府建立了这个公司，但并不打算经营它。相反，政府聘请王永庆（Wang Yongching）经营该公司，而王永庆是一个并不居住在台湾的商人。王永庆随后把台塑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聚氯乙烯（PVC）生产商。李国鼎（Li Kuoting），台湾经济奇迹之父，不断告诫他的政府的同事们要“从企业家的视角和立场看事情”。[vii]

将这一点与中国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对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有力地推动了许多产业政策，但中国的产业政策倡议几乎没有从商业界，甚至没有从国有企业吸纳意见。【280】跟据1998年的一项调查，只有4.5%的受访者认为企业和企业协会在产业政策的制定上发挥了关键作用；65%的受访者表示只有中央政府是承担责任的。当被问及政府的市场预测是否正确时，超过一半的受访者给出了否定的回答（Zhao 1998）。

社会表现方面，中国和东亚国家有明显的不同。这里，对“东亚奇迹（East Asian miracle）”的含义有一个准确的理解是很重要的。东亚奇迹不只是指东亚迅速增长这一事实；在其增长期间，东亚也有极好的社会表现。东亚在经济起飞开始时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低的，而且在起飞期间仍然是低的。在韩国，基尼系数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34适度地增加到八十年代初的36。就台湾来说，同一时期的基尼系数实际上从36下降到了31。[viii]正如前面所记述的那样，中国已经经历了基尼系数的急剧上升。因此中国的增长不是一个“公平的快速增长（rapid growth with equity）”的故事。

[i]例如，参见World Bank(1993)，Stiglitz and Yusuf(2001) and Yusuf and Evenett(2002)。

[ii]诺顿（Naughton 2007, pp. 144-145）指出今天中国投资对GDP占比（investment to GDP ratio）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和九十年代的韩国的投资对GDP占比很相似。

[iii]这一部分中有关东亚的数据根据Wade(1990), Lee(1996), and Campos and Root(1996)。

[iv]一些分析者认为中国的GDP数据少算（undercount）了服务业，因而可能会夸大了投资对GDP占比。本文中引用的全部数据都是基于修改过的、包含先前少算的（underreported）私营服务业的GDP数据。

[v]台湾的出口份额数据来自Rains and Schive(1985)。

[vi]参见World Bank(1993) and Campos and Root(1996)。

[vii]参见Yergin and Stanislaw(1998, p. 179)。在台湾的确有政府所有制（government ownership），但是即便是根据一项对国家在经济中的强势角色持赞同态度的描述中，台湾的政府所有制似乎仍主要是局限在上游、研发部门而不是在生产的加工制造阶段。国家的角色是为了启动（jumpstart）商业而不是为了主动地管理它们（Amsden and Chu 2003, pp. 86-88）。

[viii]不同的研究和资料提供不同的基尼系数（Gini numbers），但是在趋势发展上它们汇聚于一点。参见Haggard (1990), World Bank (1993), and Asian Development Bank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