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得到了惊人的增长。这是毫无疑义的。确切地说，中国是采用了什么机制才得以这么快地发展？在这个问题上还有更多的讨论空间。经济学家们几乎一致的观点——或是有着最大的吸引力的观点——是中国是通过依靠独特的、特定背景的（context-specific）地方制度创新，如乡镇企业（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简称TVEs）为地方政府所有，地方分权和有选择的金融控制来实现增长的。传统的增长机制，例如私人所有制、产权保障、金融自由化以及政治制度改革，不是中国增长故事的中心要素。

大多数有关中国改革的经济研究都围绕着下面的这个问题：考虑到中国经济中明显的无效率，我们如何解释其增长？通常是由形式数学模型（formal, mathematical models）所支撑的答案是，表面上无效率的政策、实践和制度（例如乡镇企业的公有制和金融控制）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中发挥着潜在的有效率的功能（functions）。这种分析路径是典型的推论性的——这些显著无效率的形式的有效率的功能是从中国极为出色的经济成就中推断出来的。

这本书采取一种不同的且基于事实的分析路径。它以下面一系列问题为开端：乡镇企业真的是归公众所有吗？中国是先于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最初的经济起飞而进行金融改革的，还是与之同步进行金融改革的？这项研究基于对政策、官僚和银行文件的详细档案考察和几波对家庭以及私营公司的调查。这些定性和定量数据涵盖1979年到2006年的这段时期。这本书确实很翔实——我已经查阅了由中国中央银行、所有的主要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机构的行长们发布的，成千上万页的买卖契约书、指令、业务指南以及人事评价规则。【xiii】这些文件被包含在一部22册的银行资料汇编中，虽然在哈佛大学和香港都可以得到，但它们从未被西方学者查阅过。我也去过农业部建立的乡镇企业原始数据库。农业部负责收集有关乡镇企业的数据，并且其数据比《中国统计年鉴》（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s）中可得的乡镇企业数据有着更精细的对所有权的分析（breakdowns）。基于研究的这个主干，下面是主要的发现：

•很明显（Explicitly），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在非农业部门中的私人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有力、快速地发展。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是在农村地区，金融改革成就巨大，并且在八十年代中国的银行业系统向私营部门借贷了数量高得惊人的贷款。

•传统的产权保障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有问题的，但是对所有者——持有财产的人——的保护在经济改革之初大大增加。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强烈地、有意地且自觉地确保政策可信性和可预测性。

•尽管政治体制缺乏同善治（good governance）联系起来的正规制度的约束，政治体制在改革早期变得趋向于自由(directionally liberal)。

这本书澄清下列看法/问题并提供新的信息和说明性的数据：

•中国人对乡镇企业的定义指的是它们建立和注册的位置（locations）（即位于农村地区的商业（business）），而不是指它们的所有权；另一方面，西方的研究者们已经用他们的所有权概念（ownership status）来理解乡镇企业。

•认知上的差距是巨大的：早在1985年，在1,200万个被归为乡镇企业的商业机构中，有1,000万个是完全（completely）且明显（manifestly）私有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之间，在乡镇企业领域几乎每个单一的纯粹的（net）的参与者都是私营的乡镇企业；因此不但静态的乡镇企业现象本质上是私有的，动态的也是如此。

•当时私营的乡镇企业在中国最贫困和最农业化的省份最有活力（并且私营乡镇企业的这种特征既解释了传统报告中对它们规模的保守性报告又解释了农村私营企业家与扶贫间的关系）。【xiv】

•本书中有着关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乡镇集体企业私有化和在贫困省份乡镇集体企业大规模私有化的报告。

•农村金融改革——向私营部门提供贷款和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人进入金融服务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得到了中央银行行长和主要商业银行行长们的支持。

•中国的改革在本质上具有强烈的实验性而非依赖一个蓝图性的路径，但实验的结果是私人所有权的形成和金融自由化。

一个好的对中国增长经历的解释应该既能够说明它众所周知的成就又能够说明其同样广为人知的失败（例如一个薄弱的金融部门，上升的收入差距，对私营部门发展的管制，等等。）我们对中国故事的理解的关键是，中国逆转了很多其开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的，非常富有成效的农村实验和政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在投资和信贷配置上偏向于城市，而对农村地区则征收重税，以此来为“国家引导的（state-led）”城市的迅速增长负担经费。由此可以看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政策变化并不是实验性的；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扎根于一种技术专家治国主义（technocratic）的产业政策蓝图和一种强烈的城市偏好（urban bias）之中。本书指出：

•以对私营部门固定资产的投资为衡量标准，最自由的政策时代显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些政策被彻底改变，并且很多富有成效的农村金融实验被中断。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农村行政管理部门实质上是中央集权化的。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对农村企业家，包括私营乡镇企业的信贷约束大大增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农村家庭收入的增长量不到其在八十年代增长量的一半，并且农村商业收入的增长速度下滑尤为显著。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政府的规模（以行政官员人数及政府控制的固定资产的重要性为衡量标准）剧烈膨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倾向于自由化的政治改革被中断和逆转。

出于两个原因，这本书用一整章来讲上海。一个原因是上海代表了传统的城市偏好的模型——这个城市限制小规模的、企业家的以及典型的农村商业的发展，而对于外来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和与政府联系紧密的行业则给与税收优惠。【xv】另一个原因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上海是中国城市经济体中改革最少的一个，然而其八十年代后半期的领导者在整个九十年代继续支配着中国的政治。这本书问到，上海有什么问题？并且接着给出下列说明：

•尽管上海本地的私营行业位于中国最为富裕的市场，但是其规模在全国却是最小的之一，而且上海自我创业的企业人均收入（self-employment business income per capita）几乎与像云南这样的省份相同，而云南的人均GDP大约是上海的10%到15%。（为了说明以上这种模式有多么的不同寻常，我们可以假想一下这种情形：美国自我创业的企业人均收入与土耳其的相同。）

•上海对本地的私营企业家的政治的、规章的及金融的管制是极端的，正如这个事实所证明的：本地的私营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在1985年达到顶峰。

•在上海，劳动力收入（labor income）（包括经营者收入（proprietor income））占GDP的比重非常低。

•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的GDP曾大规模地增长，但家庭收入水平几乎没有经历增长。

•尽管上海的工资收入（wage income）很高，资本收入（asset income）却处于全国最低水平。

•自2000年起，在一段经济增长率达两位数的时期内，上海的人口中最贫困的部分已经完全（absolutely）丧失了收入。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尽管上海向往成为中国高科技的中心，上海每年的专利权授予量相对于那些更具企业家性（entrepreneurial）的省份如浙江和广东大大减少。

•上海也是腐败的。

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是一种在两种形态的中国——企业家的，市场驱动的“农村的中国（rural China）”和政府引导的“城市的中国（urban China）”——之间的政治上协调的功能（function of a political balance）。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农村的中国占优势，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城市的中国占优势。【xvi】尽管从FDI自由化和国有企业（state-owned enterprises，简称SOEs）改革的角度说，中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取得显著的进步，这本书在确定中国向资本主义转型的总体特征和步伐时赋予农村发展以更大的权重。在农村的中国占优势的时间和地点上，中国的资本主义其行为是富于企业家精神的（entrepreneurial）、政治上独立的以及激烈竞争的，其结果是善的。在城市的中国占优势的时间和地点上，中国的资本主义趋向于对国家的政治依赖并且是腐败的。

大多经济学家根据中国的GDP数据来评判其经济上的成绩。虽然两个十年间中国GDP增长的差距相当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更富于企业家精神的（entrepreneurial）资本主义和九十年代更接近于国家引导的资本主义这二者的经济和社会含义（implications）事实上差别很大。这存在重大且现实的福利后果（welfare consequences） ：

•虽然GDP增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都很快，但是家庭收入的增长在八十年代要快得多。

•劳工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直上升但在九十年代却一直在下降。

•几项对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的研究集中于下面这一发现：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晚期以来，TFP增长较之于更早的时期，要么已经减速，要么已经完全崩溃。

•被极力宣扬的减贫（poverty reduction）大部分发生在企业家时代（entrepreneurial era）（1980-1988年）的短短8年间，而不是在政府引导时代（1989-2002年）的漫长的13年内。

•收入悬殊（income disparities）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大大恶化，而这个问题最初在八十年代是得到改善了的。

•管理问题，例如征地和腐败，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大大加剧。

•对农村地区征收的重税导致基本政府服务的缺失和成本的上升。

•在2000年到2005年之间，中国的成人文盲数量增加了3,000万，逆转了几十年的趋势的发展[c1] ；这种发展在西方几乎没有得到过关注。

•中国测量成人文盲的方式意味着，全部的成人文盲数的增长都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农村基础教育的产物，并且这种逆向的发展几乎在时间上与政策模式（policy model）中对城市偏好的强化同时发生。

《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建构了一种对中国的经济的和制度的过程、实践和政策的直接的与实际的观测。形式模型（formal modeling）和系统的经验研究（systematic empirical research）是解决学术的和政治的争论的重要工具，它们只能在手边拥有一系列正确的事实的条件下才能做到。这本书就是从弄清事实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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