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经济活动中,始终存在一对基本矛盾,这就是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欲望的无限性。这一对基本矛盾引起了微观经济领域的三个基本问题,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在宏观经济领域,也同样引起三个问题,即如何实现充分就业、物价基本稳定和经济适度增长。西方各种经济理论尽管采取的研究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但在研究的路径上却是一致的,即通过研究经济资源的配置由谁决定,来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市场经济是依靠市场的客观力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来配置资源、调节经济活动的一种经济形式。计划经济是由政府首脑或中央计划机关利用行政权力、通过行政渠道下达指令性计划来分配经济资源、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经济形式。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实现的一种经济形式,具有公认高效率。 尽管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实行市场经济,但实行的方式却不尽一致。从亚当·斯密开始,直到上个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前,自由经济思潮一直占统治地位。经济自由主义主张经济放任,由市场的力量来组织和调节社会经济活动,而国家只能为此提供必要的法律和制度条件,承担某些不适合由市场来组织的经济活动,市场应该由“看不见的手”——价值规律自发调节。大危机之后,凯恩斯在经济理论上实现了“凯恩斯革命”,提出了必须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基础上加上一只“看得见的手”,即实行国家干预主义,主张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调控,并限制私人经济活动,由政府直接从事大量经济活动。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之外,还具有自己的本质特征。即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实行以公有制为主,其他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方面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宏观调控方面把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在政治制度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因此,我国的市场经济运行体制既要吸收西方资本主义运行体制中成功的经验,吸取其失败的教训,又不能照抄照搬,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建立适合本国特点的市场经济运行体系。
一、现代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心脏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发展的动因原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外部原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经济的发展同样如此。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作为经济微观主体的企业创新与产出能力与水平,这是内因,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力量。卡尔文·柯立芝曾经说过:美国人的事就是搞企业。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心脏,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力。企业的活力对国民经济运行来说是带有根本性的,企业既是供给的创造者,也是需求的产生者。从国际全球化的角度来看,我国加入WTO之后,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外国的商品价格低廉以及某些商品质量较好,我们如何同他们竞争?外国服务业的服务质量较好,服务项目较多,我们如何同他们争夺客户?外国企业以高工资吸引人才,我们如何把人才留住?在外国商品涌入后,国内的就业压力在一段时间内会加剧,我们如何应对?从国内看,目前我们存在的通货紧缩、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等一些列问题,使经济快速增长面临巨大压力。惟有企业的活力增强了,企业经营管理改善了,成本降低了,技术创新了,生产出价廉物美、适销对路的商品到国内外市场中去竞争,才能解决目前存在和面临的问题,才能使我国经济快速、健康、协调发展。 那么企业的活力的源泉是什么?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没有现代企业,没有现代企业制度,市场经济就无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是政企分开、产权明晰、管理科学、权责明确。客观地说我国目前大部分国有企业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具体表现是产权不清晰,投资主体不明确,企业盈亏责任无人承担,部分行业和企业垄断地位没有打破。虽然某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已经改制成为上市公司,但没有形成现代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董事会是清一色的,都是由政府派出,监事会同样是政府部门派出的,基本上是一种摆设,连公司的经理都由政府提名任命。使企业无法真正自主经营、自主决策。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形象地将这比成“带着枷的林冲”。国有垄断企业的存在,严重地损害市场经济的环境,各种不同性质的企业不在同一条件下竞争,别的企业的成本远远大于垄断企业,有的连这一领域都不让进入,因而无法与其竞争,挫伤这些企业的积极性。垄断企业因为处于垄断地位,其产品质量和服务态度也越来越差,广大消费者不满的程度越来越强烈。其他所有制的企业也因起步晚,大部分还尚未完成或刚刚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再加上思想认识和环境的原因,离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还有很大差距。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各方面的关系和利益。我们要从明晰投资主体入手,探索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的具体途径和形式,实行政府社会职能与管理国有资产职能的分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能与运营职能的分开,建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系;要进行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的战略调整,特别是要加快民营企业的发展,对国有企业加快实施破产、兼并、重组的步伐,以实现国有资产的合理配置;要大力调整企业资产负债结构,解脱企业历史上形成的不合理债务负担,增加企业资本金;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妥善分流企业富余人员,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在未来的几年内,要加速国有经济从一般竞争性、赢利性领域中退出,还企业自由人的地位,还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为此,必须突破几个观念:一是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可见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小平同志要我们不要在姓“社”还是姓“资”上争论,我们也不要在姓“公”姓“私”上去争论,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原则,就大胆去做。二是掌握“控制力”。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绝不是对行业与企业的直接控制,绝不是直接对某些行业和产业进行直接投资,而是应通过市场,即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调节市场来调控企业、调控经济。特别是要通过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如财政手段、货币手段等。三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以前讲国有就是全民所有,而事实是人人所有,人人没有,全民负责,没人负责。从国有资产的形成过程看,大部分是广大职工自己创造出来的,应该让企业的职工拥有产权,可以用低价售卖的方式,也可以用赠予的方式。所有这些都比放在那里烂掉好。
二、政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脑
政府究竟应该做什么?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他著名的《自由选择》一书中写到,政府的职能主要有四个:保证国家安全、维护司法公正、弥补市场缺陷、保护那些“不能对自己负责”的社会成员。他在阐述这四项职能时,特别提醒人们,要警惕政府权力的滥用,他说:“要把政府权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让政府成为我们的仆人而不让他变成我们的主人。”显然他是继承了亚当·斯密和萨伊的衣钵,主张削减政府权力。自凯恩斯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一直将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比着“看得见的手”,与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并列,且范围不断扩大,力度不断增强。近年来,随着自由经济学派的再度兴起,对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颇多微词,建立无为政府的呼声渐起。我们既不应该忘记自由经济学思想统治时期,资本主义出现的周期性萧条,也不应该忘记过分的国家干预所带来的“滞胀”局面。在处理有为与无为的问题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适度干预的原则。 政府对经济运行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保障作用,指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二是参与调节作用,指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对经济运行进行间接的调节和干预;三是间接的资源配置作用,指通过规划、政策、总量调控以及适度的直接参与,来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但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对市场引导来实施的。因此政府高于市场,政府通过对市场的调节而调节经济。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大脑,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体系实施监督和调控。但这种监督与调控必须是间接的,即只有在下列情况出现时政府才能发出调节指令:(1)市场调节、社会调节失灵;(2)经济总量严重失衡;(3)市场主体显失平等;(4)市场竞争显失公平;(5)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外部性为负。从这一意义上说,政府是消极的大脑,而不是积极的大脑。就连一直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也说:“政府的当务之急,不是去做那些人们已经在做的事,无论结果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而是要去做那些迄今为止还根本不曾为人们付诸行动的事情”。政府要在市场经济大海中畅游,更要跳出大海看大海。有人曾形象地将市场经济比着搅拌机,政府就是搅拌机的管理者。搅拌机的操作规则是由管理者制定的;发生故障时,管理者要排除故障保证其正常运转;管理者还根据需要对搅拌机的运作进行微调。 因此,加快职能转变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政府的主要精力与工作放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要在强化、弱化、转化上做文章。所谓“强化”,就是要强化政府对市场机制失灵的调控作用。市场机制存在着自发性、滞后性、分化性和盲目性,会导致如经济外部性、垄断等负面效应。政府的职能就是要消除这些负面影响,强化服务、监管,突出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为企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提供优质的服务。特别是对当前市场上出现的不讲信用、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现象,直接危害人民群众利益,危害市场机制的行为,政府绝对不能坐视不管;所谓“弱化”,就是凡是市场能发挥积极作用的地方,政府的影响越小越好。政府要实现两个“远离”,即远离直接配置资源,远离企业的微观运行,要从社会资源的分配者变为监管者;所谓“转化”,就是变政府管理部门为社会服务部门,还要加速向社会组织转化政府的社会职能,将目前政府所承担的技术性、服务性、协调性工作,交给社会中介组织、社会公共服务组织和社会自治组织
三、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手
当我们走进商场或市场时,会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陈列于内,人们选择自己需要的商品并付款后,就可以带回去美美地享用。世上还有什么事比这更简单的呢?然而稍想一想并仔细观察一下就不是这么简单。这些商品在提供给市场之前,可能已经经历过好多人手,很多生产、流通环节,穿越过不同的地区,甚至经过几个国家。但真正的魅力在于:整个体系运行过程中,没有任何人进行统一指导或强制运作,没有任何人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这些商品运向哪里、卖给谁,而成千上万个企业和消费者却自发而有序地进行交易。 市场经济是一部精良而复杂的机器,它通过价格和和市场体系对个人和企业的各种经济活动进行协调。它也是传递信息的机器,能将成千上万的各种不相同的个人的知识和活动汇集在一起。在没有集中的智慧或计算的情况下,它解决了一个连当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也无能为力的涉及亿万个未知变量或相关关系的生产和分配等问题。并没有人去刻意地加以管理,但市场却相当成功地运行着。这就是市场的神奇之处,市场将买者和卖者汇集在一起,共同决定商品的价格和成交的数量。 人们经常认为,没有人为干预的经济其秩序必然是混乱的,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在大部分情况下没有干预的经济照样有序进行。市场经济的有序性最早为亚当·斯密所揭示。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该原理表明:当个体自私追求个人利益时,他或她好象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而去实现公众的最佳福利。斯密认为所以可能出现的结果中,这是最好的;政府对自由竞争的任何干预都是有害的。理论和实践都进一步表明,这只看不见的手确实有神奇的作用,它能优化经济资源的配置,自动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客观评价企业的经济效益,强制实行优胜劣汰。因此,市场机制在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中,是调节的第一手段,是调节的基础手段,是调节的最强有力的手段。如果说把它比喻成人的一只手的话,那它也是右手(左撇子除外)。 实践证明,市场机制是迄今人类发现和运用的最有效率的经济运行机制。但另一方面,市场又不是万能的,市场有失灵的时候,也有失灵的地方。市场必然导致经济上的垄断,不能消除有害的外部性,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要,不能保证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不能自动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这些统称为“市场失灵”或“市场缺陷”。对此,西方经济学界一些流派主张用政府的干预作为“看得见的手”进行调节,笔者在上面已经论述了政府高于市场,它不能也不应该与市场平行。政府要做的事是通过采取一些列措施,对市场体系进行医治和修补,使之重新恢复生机与活力。但是当市场体系中的一些问题非政府能予医治与修补时怎么办?这就要求市场体系中另一只手左手——社会机制予以辅助。社会机制就是社会组织通过一定的行为,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各个方面对经济活动施加影响,以此促进整个国民经济良性运行。社会机制的主体包括社会经济组织、社会政治组织、社会法律组织、社会文化组织等等,这些组织通过制定一些行业规范与标准,通过对企业之间经济摩擦、纠纷的调解与处理,通过为企业提供各种服务,来实施自己的影响。社会道德协调则通过爱国导向、守法导向、诚信导向、公正导向、敬业导向、互利互惠导向等对经济主体进行影响。社会协调机制的基础是企业与民众的公认。这一机制有利于消除“市场偶像化”,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打破“政府全能化”,约束政府行为,减轻政府压力;沟通和协调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沟通、协调市场、政府与企业、个人之间的关系;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四、供给与需求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足
商品经济是供给与需求的统一体,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说:神为了让人看见需求与供给,给了两只眼睛。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期,供给与需求就象一对孪生兄弟一样,形影不离。在货币诞生之后,供给与需求相对分离,因而产生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但供给与需求作为矛盾的统一体,始终存在并贯穿于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之中,两者既相互排斥、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相互转化。一段时期,供给处于支配地位,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主导作用,一段时期,需求处于支配地位,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主导作用。就好象人的左右脚一样,时而左脚迈在前面,时而右脚迈在前面。当一只脚迈在前面时,另一只脚就应该主动跟上,并跨到另一只脚的前面,否则就无法前进。但这只是前和后的关系,不是长与短的关系,一长一短,便成为跛足。因此,供给与需求的暂时不平衡并不可怕,它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表现。但作为大脑的政府,要善于发现问题,当供给与需求严重失衡时,也就是经济出现跛足现象时,要及时采取方法,予以医治,使经济健康运行。 判断经济生活中的供给与需求状况,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宏观经济的核心变量,是宏观经济活动的轴心。在宏观经济的现实运行过程中,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宏观经济的变化状态及趋势,以及国家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内容及走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主要是以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互关系为中心的,并且以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互关系的协调为目的。在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当需求明显大于供给时,就叫短缺经济,当供给明显大于需求时,就叫过剩经济。由于我国一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后,才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1997年之前,我国始终受到短缺经济的困扰,在解决供需矛盾的过程中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生产,增加供给上,这时的经济就是短缺经济,这一判断无论在理论界,还是政府都没有异议。1997年之后,供求关系的变化使我们始料不及,商品零售价格持续走低,需求不足,供给相对过剩。中央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每年发行1500亿左右的国债,刺激经济,拉动需求。但结果并不理想,相反还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如对民间资本的挤压。中央采取的政策显然是基于过剩经济这一判断作出的。我认为,从总体水平来看,在我国经济生活中供给与需求还是平衡的,如果说需求相对不足,那只是供给这只脚暂时迈在前面。在一个人均收入不到800美元的国家里,出现过剩经济从理论到实践都无法解释,如果有所谓的过剩,那也是暂时过剩,或者是劣质过剩。 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市场经济的体系建设还面临着巨大任务,多年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仍然到处可见。政府始终无法从调节经济的微观运行中解放出来,对微观经济主体束缚太多、干预太多,加上多年积累的债务、社会保障欠帐等问题,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没有真正成为“自由人”,活力得不到发挥,私营企业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市场微观主体的不平等,公平的市场环境、秩序没有完全建立,市场机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历史上政府的包办,社会中介组织不健全,行为不够规范,社会协调机制基本没有发挥效能。长期致力于解决“短缺经济”,使我们的供给结构得不到优化,由此造成供给的相对过剩。这些都是我们发展市场经济的不利因素,必须下大力气予以解决。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出版社1997年版。 [2]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理论》,改革出版社2000年版。 [3]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4] 斯蒂格里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6] 罗伊·哈罗德,《动态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7] 罗伯特·M·索洛,《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8] 刘厚俊,《现代西方经济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9]厉以宁,《论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1月26日。 [10] 储东涛,《按照WTO规则转变政府职能》,《新华日报》2002年5月6日。 (作者姓名 朱海山 性别 男 单位 常州市政府办公室 职务副主任 邮编 213003) (责编:文纵小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