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有意义。当年，邓小平亲自抓上海浦东的开发，他重要的几次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结合的话，也是在浦东说的。赵启正的《浦东逻辑》和黄奇帆的回忆录收集了有关浦东开发的许多信息，涉及到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机制上简单的说就是：公有资产要产生市场收益。从浦东的实践来看，赵启正和黄奇帆总结浦东的开发经验，最基本的概括词就是八个字：“空转启动，滚动开发”。就是浦东通过预算出来的土地增值的收益，作为国家的“空股”，土地开发以后，生地变熟地，土地价值上升，国家这个空股收回一部分增值，做进一步的开发；此外，一部分民营企业家也参与到了这个开发的过程当中。浦东开发不是主要靠中央财政投资，而是靠公有土地空转滚动使公有资产增值。这个案例的意义很深。现在我们强调和谐社会，很多人都强调学习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模式，多征所得税。但是我觉得如果仔细琢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不一样。欧洲的社会民主党的核心是通过对富人多征税，然后分配给穷人，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部分公平问题。但是从浦东经验看，实际上在一次分配上也有和资本主义方式不同之处。

后来，重庆建立直辖市，成为中国西部的一个增长极，黄奇帆担任重庆市的常委副市长，他把浦东开发的成功经验带到重庆，而且还扩展了浦东的经验。重庆经验不仅是土地增值和市场结合，还增加了“五个注资”，通过国有资本经营的效益，坐实、扩大国有资本金。所谓五个注资，首先还是土地储备。在此之外，重庆的新思路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国债集中使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央替地方发了很多国债。黄奇帆到了重庆以后，他把中央的国债集中使用，成立了八个国有投资公司；然后，他把地税部分返还到国有八大投资公司中，进一步调动银行和其他社会资金，壮大国有资本金；第三，他把原来归税收的、包括过桥费之类的收入，也作为资本金返还给这八大公司；第四，他把以前三十年多年没有产生市场作用的国有存量资本，都集中重组给八大公司。

黄奇帆这套方法解决了重庆市民很关心的问题。比如说，90年代重庆私有化的现象非常严重。重庆有很多山，需要修很多桥和路，一般建设采用的都是BOT的方式——就是建设、运营和转让，请民营企业建桥，然后运营收费，收费二三十年后再转让给政府。市民就要交很多年过桥费。2004年，在建设朝天门的长江大桥时，黄奇帆把BOT改成了BT，把O 去掉了，就是不用运营了。在规划请民营企业来建桥的时候，重庆政府把周围的土地进行了公有土地的储备；一建桥，这个土地的储备资金马上上涨，上涨的资金进入了八大投资公司——这就等于把土地的增值收益作为一个公有资本的增收，于是很快就可以买回经营权。民营企业也是不亏的，他一笔就可以把建设的资金收回，不用通过收二三十年的过桥费的方式。这个思路很多国际流行理论把它叫做“土地财政”，这其中当然有许多腐败的东西，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要看到这其中有价值的部分。

我认为我们要从大局来看土地财政。土地增值，不是属于少数地主的，而是全社会的投资，哪怕是很多私人投资的集聚效应，增值部分的大头要归全社会。这个思路实际上就是19世纪以来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一直探索的思路。

现在有很多人攻击黄奇帆满脑子国有经济，企图“复辟”计划经济，这并不是复辟。国有资本的增值，可以通过少收税等方式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十四大、十五大报告里面，在提出股份制的时候，用了这样一些词，“公有资产要实现多样化”，要“使公有资本带动社会资本”。如果从重庆的经验进一步解释，我们的公有资本产生市场收益，对民营资本发展是有利的。为什么呢？这次到重庆去调查，发现它与浦东最不同的是：从2002年到2008年，重庆的国有资本增值了４倍，但重庆的民营资本发展也特别快。为什么？因为只有重庆坚持了中央给西部12省的优惠政策，企业所得税可以优惠到15％。西部12省只有重庆坚持实施了这政策。其它的11省都主动放弃了中央的优惠政策。这是因为很多省份私有化的程度非常高，这使得它的各种社会开支都很困难。如果不按照33％的所得税来收，收支就很难平衡。但这么高的税，民营企业的压力就很大。

我给重庆经验总结了八个字——国资增值和藏富于民，携手并进。我觉得重庆经验的确是一个创新，是将原来的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创新，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优势。

当前的金融危机更反映出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以前我们觉得是弱点的东西现在反而成了优势。比如说，原来说我们什么都是国有的，人家说我们是把钱从右口袋拿出放到左口袋，好像很不好。但2009年，整个西方经济的国有化规模是惊人的。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经济学家建议银行要百分百的国有化。这不是左翼的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想法，完全是主流经济学家的建议。现在的趋势是银行需要政府注资，但它又面临一个悖论：私有的股东认为，如果政府的注资是按照现有的市价来购买的话，他们太亏了；但不按现在市价的话，老百姓又不愿意。现在的老板、股东是很害怕国家进一步增持股份。他们采取的办法是隐瞒着呆帐、坏帐，为了保险起见，他们不再做新的贷款，也就不会产生新的亏损，他们以此来防止政府进一步增资、入股。他们原来的资本金是很大的，即使存在很多的坏帐，不再做新的贷款，也能耗个２、３年。但其实最大的危险就是不做新的贷款，不让国有化。所以大部分人认为西方经济以现有方式很难在短期内走出来，

重庆当年银行的坏账也特别多，黄奇帆是如何解决的呢？他创办了渝富公司，和工商银行签了个协议，重庆所有国有企业欠工行的坏帐，他都打包一次性还清20％。然后黄奇帆以渝富公司重组国有企业，重组后国资就增值了。而他之所以能这么做恰恰是因为工行与国有企业都是国有的，从左口袋搬到右口袋相对容易——类似这样的协议西方国家很难做。在某种意义上，这并不是开玩笑，即美国和西方可能在今后十年内形成一个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效果的、国有资产和民营资本等多种所有制混合的经济形态。

在此基础上，我们的公有资产还应再加上一条：保证公有资本的本金不动，把公有资产的投资利润进行社会分红。这跟美国阿拉斯加搞了20年的分红是一样的。阿拉斯加的石油开采权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阿拉斯加石油永久基金，本金投资所获得的收益分给阿拉斯加的所有居民。阿拉斯加也整个取消了所得税。香港的情况与此类似。因为有公有资产，使得政府可以较少依赖税收，能藏富于民。

公有资产有市场收益后，还可以使得政府能较少依赖国债。中国发行国债是有基础的，它有国有资产，而且国债由国内人民来买。这不像美国：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很庞大，但要通过外国购买美国国债作为支撑；因此，这个计划即使对美国人民有好处，弄不好对全世界人民是一个灾难性事件。但是，如果我们的国有资产有很好的收益，那我们就根本没有必要过多地依赖税收和国债。因此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实践是有价值的。

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定性到底是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内容又有哪些？我的初步想法有两点：第一点是公有资产产生市场收益，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依赖；第二点是要有经济民主，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企业治理结构中要有一定的民主管理，是要社会分红。

评议

    杨春学：刚才崔之元教授从上海到重庆的实践介绍，他的发言，引起我的一些想法，假如说我没有理解错，按照崔教授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公有制？一个核心是国有资产可以在市场里面增值，政府会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依赖，从而提高整体的经济效益。这样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什么要公有制，也可以解释中国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

刚才崔教授谈到的帕累托，我看到过帕累托的一篇论文，其核心论证的是私有性具有比较强的竞争力。经济学中帕累托最优是代表整个经济效率的一个标志，帕累托那篇文章论证的就是在公有制情况下，能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可以说是多种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上个世纪30年代，哈耶克和凯恩斯他们都有过这方面的论述，哈耶克曾经下过断言社会主义与竞争性市场机制相结合，肯定是一个赝品，要么是资本主义，要么是社会主义，不可能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制度。当然这是哈耶克本人的论述，或者说是一个判断。崔教授说中国经济改革在多种所有制基础上实行的经济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哈耶克这个论述是错的。但是实际上哈耶克这个论述，也有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在实践当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运行过程中，确实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困惑。为什么给我们带来一些无穷无尽的困惑？市场经济带有一般性，就是指要把资源配置效率独立于所有制形式。市场经济具有一般含义，或者说是中性的，但特定的市场经济肯定是非中性的。特定的市场经济，一定要和特定的制度相结合，那么怎么来界定市场经济的非中性？那肯定只能从所有制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这里面有很多纠葛，为什么西方国家一直认为中国是搞资本主义社会？我们说不是，因为我们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

社会主义的一般性，非中性，市场经济制度的非中性，或者是市场经济制度的中性，为什么这个当中有一些矛盾呢？我举一个例证，我们说资本规模劳动，这是经济学里面一个命题。资本规模劳动，假如从中性角度来看，是企业在社会分工基础上，对内部进行有效管理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需要资本规模劳动。这是比较微观的层面。

从宏观层面来讲，资本规模劳动，它又带有非中性的。这个非中性代表什么？资本主义社会跟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中国的市场经济当中，跟西方是没有差别的。假如说我们跟他们有差别，应该表现在哪儿呢？我们一直这样认为的，西方社会的政府被资本所控制，资本利用政府来谋取利益，这是资本市场的特点。那么如何使得政府跟资本拉开距离？当然我们不是批判资本。但是现实里面，我本人看到中国的政府，从很多个案来看，肯定是更倾向于维护资本的利益，而不是职工、工人的利益。这是我对崔教授看法的一个困惑。

还有国有化，崔教授指的国有化，金融危机当中西方的政府对很多金融机构进行国有化。我个人的看法，它这种国有化，不能等同于跟社会主义公有制，这里面有一些根本的差异，它这是一种应急的手段，崔教授也强调这是暂时的权宜之计。这个事情，美国政府30年代大萧条就干过，美国政府掏了13亿美元，对美国银行进行国有化。当时13亿美元，就相当于现在的2000亿美元。等危机过去以后，慢慢把这些东西再私有化。

需要说明一下，我不是谈社会主义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社会主义有市场经济，而是说假如说要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你首先要说明市场经济的中性。在此之外，还得有一个特定市场经济的非中性论，我们必然要谈到资本规模劳动，那么怎么来解释这个里面的非中性？

曹远征：我想对这个文章做点评论，你说的事，我都亲身经历过，社会主义基础，是我一直在思考的。

首先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想说下背景，当时我们很受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影响。在德国的市场经济实践中有一个基本理念——市场经济好，但是市场经济竞争过度会带来问题，因此要限制。然后要求雇主和雇员全部交社会保障，而社会保障独立于财政。这个被国内解释为人民资本主义或者是福利主义北欧模式。德国是不是要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想说，德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从概念上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可能是一块的，但是市场经济可以加以限制，就是竞争基本公平，社会保障基本公平。后来我们对这个理念进行讨论，我们考虑是不是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加在一起，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早的思想是来自于这儿。

第二，关于重庆，为什么只有重庆，为什么只有浦东，为什么它不能推广？道理很简单，就是垄断。重庆国有企业有40多家国有企业有坏账，只偿还了债务的20%，工行承担80%损失，仅仅获得20%收益，这种形式非常有效。但是这个东西是不公平的，是一个垄断，至于后面运营得比较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可能不能被称为普遍模式。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个案出现了很多，但是作为普遍性的一个经验，现在还没有看到。刚才提到浦东，也是一个类型。如果作为一种普遍的经验的话，那就不是局限在某个点上，那么可能有某种色彩，或者是某种因素，某种想法，但是推广起来有相当的难度。

周建民：杨春学教授在评论崔之元的时候，谈到市场经济只有一般，中性的市场经济，这个判断是错的，市场经济实际是一个很长的光谱。哪怕在西方国家当中，一端是英美的市场经济，另外一端是德国的市场经济，现在欧美基本上接受了这一套。以前联邦德国的基本法明确的指出，德意志联邦是一个社会的民主国家，社会含义到底是什么？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创始人米勒·阿玛克，在创始理论过程中，他在做一件事，就是把对于19世纪英国的批判——也就是市场社会的批判。他问到，为什么19世纪文明一定会破产？就是放任的市场经济，最后凌驾到社会上，最后导致市场社会。阿玛克的《社会市场经济辞典》里面说的很清楚，市场经济是社会下面一个子系统，什么是社会市场经济？跟德国人讨论的时候，他们提出四个最核心的价值理念：第一，社会和谐，他承认私有制，承认个人自有，承认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但是要社会和谐。社会存在有阶级，有劳和资，建立在劳和资的基础上，就是要和谐的基础上才能构建这个社会；第二，社会合作，劳和资不仅要和谐，而且还要合作；第三；社会伙伴，劳和资是合作伙伴；第四社会团结。整个社会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社会的整体利益高于任何一个阶级利益。这一套价值理念，成为整个一套经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指导思想，同时它需要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来保障它是可行的。

从这个经验来看，即使像德国一样，从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上，可以走出一条社会市场经济的道路，在中国条件下，在我们基本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四项基本原则，在这个基础下发展市场经济，没有理由认为，可以让市场经济任意的来统治我们整个社会。我们完全有政治条件，有法律条件，也有政治基础，可以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把市场经济纳入到我们所认为应该遵循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当中去。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讲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不是从市场经济来解读，而是从中国整个90年、60年、30年发展大背景，从科学发展观，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这些规定之下，可以允许市场经济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所以我非常赞赏戴志康先生的一个意见。我想我们学术界，应该一起建设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多的不是看我们的缺点，而是我们的生命力，未来我们这个民族能够走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如果没有这个自信心，我们会脱离整个社会发展的步伐，成为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在那里拼命抱怨。

   发言系本刊根据会议记录整理，未经发言者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