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实力与中美关系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9年3月

委员会联合主席：威廉·科恩（William S. Cohen）、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ce R. Greenberg）

项目主任：卡罗拉·麦吉弗特（Carola McGiffert）

中美关系在未来几个月、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发展，可能比其他任何双边或多边安排对全球安全和繁荣的影响更大。在这种意义上，许多分析家认为中美外交关系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外交关系。毫无疑问，美国领导下的强大而稳定的联盟为保护和促进美国和全球利益提供了基础。然而，在更广泛的框架下，中美关系的轨迹将决定能否成功地应对那些最严峻的全球挑战：全球金融稳定，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核不扩散，恐怖主义，以及其他紧迫的问题。因而，使中美关系的轨迹保持在最具建设性的方向上行进将是美国和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如果没有中美之间的合作，几乎没有哪一种重要的全球挑战能够得到顺利解决。

未来轨迹的不确定性和中美领导人之间的“战略不信任”必然令两国的许多专家和决策者感到担忧。尽管一些美国分析家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认为中国有意与美国在能源、军事优势、国际政治影响力等方面竞争，然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发现，中国使用软实力手段谋求其自身的国际议程（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上的），主要目的是达到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国内目标。[1]尽管中国肯定觊觎美国，但并非它的所有行动都与美国对立。此外，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日益上升的软实力可能影响到了近来美国更加积极地介入、重新投资于过去十年之间萎缩的软实力工具之上的决定。因此，就中美之间存在竞争而言，它可能促使两国加强它们解决全球问题的能力。

可以肯定，美国和中国在各自其他实力方面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人根据他们的国际国内的国家利益作出的决定，而这反过来又是由他们各自的国内环境塑造的。双方必须承认并且认可，另一方将采取一种符合本国利益的外交政策。

然而，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挑战逐渐变成跨国性的，而它们的解决方案也是如此。正如2003年从中国迅速蔓延开来的SARS病毒一样，流行疾病可能迅速通过空气以及国际旅行传播开来。来自亚洲的尘土会落在太浩湖（Lake Tahoe）湖上。一个国家的经济低迷可能而且确实会引发另一个国家的经济下滑。无论是遏制还是孤立都不再能够解决这些挑战。在今天，国家利益的构成必然比以往包含的内容更加广泛和复杂。

全球利益

作为一般原则，美国试图促进其国家利益，与此同时追求2007年10月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巧实力委员会报告所说的“全球利益”。[2]当然，这种方案并不总是现实的或可行的。但是，两者并不纯粹出于善意。相反，全球利益的战略追求会给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带来切实的利益，比如在全世界的关键国家和地区建立信心、合法性和政治影响力，让美国更好地应对全球和跨国挑战。简言之，全球利益包括那些所有民族和政府都想要获得但传统上没有美国的领导权就无法获得的东西。尽管中美两国之间存在历史、文化和政治上的差异，中国由于其近年来的经济成功获得的对全球利益做贡献的能力为两国提供了共同的基础。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如果没有中美两国的积极接触以及合作，没有哪种全球性挑战能够得到有效应对，更谈不上解决。

美国和中国分别是世界第一大和第三大经济体，相互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这一事实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中得到了更加明显的展示。中美两国之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两个发动机，而两国的薄弱需求导致全球经济下滑，而且可能激起两国之间贸易冲突的危险。

中美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国际金融领域表现得尤为清晰。中国有大约2万亿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是世界上最大的美国政府债券持有者。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M. Paulson）和其他一些人认为，这种动能造成的结构性失衡加剧了当前的经济危机。然而，几乎可以肯定中国还会继续购买为美国经济刺激和复苏计划而发行的美国债务。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2009年2月23日向北京重申美国市场仍是安全的，并且呼吁中国继续投资美国债券市场，帮助两国以及世界走出全球衰退的阴影，这些都强调了双方在全球经济复苏中的共同利益以及核心作用。尽管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国债务看起来是一个麻烦的问题，但它们现在已经被认为是全球解决方案中必要的一部分。

同样，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不仅受到能源低效型经济增长的损害，而且也对寻求气候变化的全球解决方案负有主要责任。截止到目前，合作前景并不明朗，主要原因既是因为华盛顿不情愿，也是因为北京不妥协。在环境问题上将中国妖魔化并且以此为决策制定上拖拖拉拉的借口已经不再是一种选择；中国作为世界上主要的排污国也应该停止打发展中经济体的牌。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仍然是一个为共同合作提供真正机会的领域。实际上，中美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对于任何应对能源和气候挑战的方案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中国经济的绝对规模意味着与美国合作可以在工业和运输等关键经济部门制定效率和减排方面的全球标准。气候变化也为此前没有明确的政策领域提供了合作机会，因为北极航运和能源开发的机会正在出现。

华盛顿和北京在国际和平与稳定方面也有迫切的利益。中美军事交流的重启是一个积极的发展。由于两个核国家都具有世界范围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两国都希望减少不稳定，加强海上稳定，在索马里海域的共同反海盗行动表明了这一点。在支持联合国维和以及反恐方面的联合努力提供了关键性的双边和多边合作领域。可以肯定的是，关于朝鲜问题的“六方会谈”或者联合国安理会等区域性和全球性安全制度需要华盛顿和北京的积极参与。甚至更广泛而言，在朝鲜半岛、伊朗或缅甸等与双方利益有关的地理区域进行危机管理中，如果中美两国要避免误算和尽可能减小人道灾难，也需要中美之间的沟通。增加两军之间中层对话的数量将在这方面提供帮助。

中国和美国在打击中国西部的贩毒和有组织犯罪方面进行更多合作。阿富汗和缅甸是输往中国的毒品的两大主要来源；华盛顿可以利用其在喀布尔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影响力建立联合反毒项目。这将会建立对中美在巴基斯坦问题上合作的网络和联合力量。此外，华盛顿也应该鼓励北约与中国之间在阿富汗边境地区进行合作。

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协作可能会为华盛顿和北京以合作方式解决中亚安全问题提供另一个平台。上合组织很久以来就将打击阿富汗的毒品恐怖主义作为首要任务。此外，美国缉毒局和中国禁毒局应该扩大在打击以及起诉海洛因和病毒毒贩方面的合作。

毫无疑问，华盛顿与北京在许多领域存在严重分歧。对于每个人而言，这一点并不足为奇。美国甚至与它的亲密盟友之间都存在分歧。两个大国之间有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注定会存在许多挑战。然而，历史表明，对于中美两国政府而言，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是开展秘密外交而不是公开指责。在中美两国的背景下，偏执地争论通常没有多少好处——而且常常会导致失去信任和不尊重。

而且，在中美两国拥有如此强烈的共同利益的情况下，任何分歧都不应该阻止两国之间的合作。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写道，“对一流智慧的检验是在心里坚持两种对立的思想的同时还能够正常运行的能力”。[3]美国对中国的有效政策，以及反过来中国对美国的有效政策，需要这种双重思维的智慧。此外，在共同利益和全球利益的领域相互协作将有助于提升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增进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即便在特定领域的有限合作也将有助于在那些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的领域建立双边交流的其他机制。实际上，中美关系近年来许多最棘手的挑战是因为无法预料的事件的结果，比如1999年3月对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误炸以及2001年4月的EP-3撞机事件。

正如国务卿希拉里所明确阐述的那样，建立信任、找到解决棘手问题的可行方案是奥巴马政府巧实力外交政策的前提。如希拉里在她的听证会上所指出的，巧实力建立在这样一种基本信念之上，即“我们必须使用……我们掌握的所有手段——外交、经济、军事、政治以及文化——选择适当的手段或者综合某些手段以应对每一种形势。”[4]正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巧实力委员会2007年11月的报告所言，“巧实力既非硬实力也非软实力——它是二者的巧妙结合……它一方面强调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大量投入所有层次上的联盟、伙伴关系和制度”。[5]

同样，巧实力必然要求在关键问题上对中美伙伴关系进行大量投入。这一理念得到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广泛支持，而且通过增进全球利益，它也会在世界范围内带来具体的成果。我们不应该指望华盛顿和北京将会或者应该在所有或大多数问题上达成一致。但是，中美两国人民应该期待他们的领导人在那些需要合作的关键问题上携手努力。中美伙伴关系尽管并非不可避免，却是不可或缺的。

不可或缺的伙伴：中美关系新表述

设计推进中美关系的新方法首先需要对形势进行不同的讨论。长期以来，中美关系的主题是强调差异，专注战略竞争，存在战略不信任，偶尔还出现敌对态势。对中国而言，这种对双边关系的认识根植于中国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百年屈辱”的历史。对美国而言，对共产主义以及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反感继续驱动着一小群美国决策者以及专家，尽管这种认识并没有反应当代中国的现实状况。最终，考虑到全球化世界的需求以及中美建设性关系的巨大利益，传统的敌对关系无法维持。

我们需要对中美关系作出新的表述。这种表述应该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它应该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而且，它不应该让双方的差异在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阻碍合作的进行。中美关系继续前进的前提是，双方必须致力于共同努力促进全球利益。这样一种方式符合美国的原则，有利于实现我们的利益，并且增强了我们的安全。

这样一种方式可能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尽管存在不同的原因。正如中国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穷国，历史上试图为发展中的“第三”世界说话。与美国一样，中国也需要获得能源、人员和货物的安全通道。中国政府也意识到，扩散、恐怖主义、环境恶化或者疾病的蔓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对中美关系的新表述也是在中美两国政府以及人民之间建立信任这一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实现这一点的起点是领导人和两国人民之间彼此交流，而有效的公共外交对于加强中美关系的任何努力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公共外交通常是指与外国的人民进行交流，而不仅仅是政府的交流。也就是说，广泛交流可以对公众舆论产生影响，尤其是在中国，政府对于信息的提供发挥的核心作用。美国对华公共外交的成功既取决于美国官员如何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也取决于华盛顿如何与中国人民进行直接交流。表示对中国向其他国家一样的尊重可以对中国的领导层以及中国公众舆论起到持续的影响。

奥巴马政府初期的举动表明对于一项成功的政策所必须具备的细微差别的理解。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09年2月的中国之行在中国普遍被认为是一项政策和公共关系上的成功。她重申了奥巴马政府致力于扩大诸如战略经济对话等双边会谈的范围，并且指出了双方在经济、能源和气候等具有合作潜力的领域。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主席在2009年4月伦敦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会面，而奥巴马总统可能在任期之初对中国进行访问。在适当场合，奥巴马总统直接对中国人民发表讲话，表明双边关系的重要性，这将具有积极的影响。如果胡锦涛主席最终到访华盛顿，他应该给予国事访问的礼遇。美国决策者应该寻找其他机会，表达对中国作为崛起国的尊重。比如，华盛顿可以考虑邀请中国参与国际空间站。

贸易纠纷不会因为善意而消除，但是意识到有必要防止这种紧张妨碍更广泛的合作议程需要具有针对性的谈判和政治技巧。中国愿意重启双边人权对话会谈就是一种积极的发展。

美国官员应该积极参与适当层次上的双边和区域会议。这种参与不仅表明了对亚洲主办国和参与国的尊重，而且对那些把美国描绘为离群的或无礼的国家的人给予了有力回击。此外，它确保了华盛顿的声音会因为它在谈判桌前而被其他国家听到。我们把自己排除在外显示出对亚洲各种制度和安排的不尊重。除此之外，巧妙处理国会有关中国问题的关键报告，比如中国军力年度报告和世界贸易组织履行义务情况报告，将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报告应该为增进中美两国的透明度和相互理解作出建设性的贡献。小心谨慎地评估美国-日本-中国之间的关系，前瞻性地找到三边（或四边，包括韩国）合作的领域也非常重要。如果美国试图从中日相互敌对中获益，两国都会对美国不满。

中美两国人民都需要更深入地理解，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与亚洲最大的国家之间的成功交往具有重要的意义。总体上看，美国与中国的接触促进了东亚的和平与繁荣，也推动了美国和中国更大的经济增长。当前的金融危机显然让全球化蒙上了阴影，但是不应该把危机归咎于中美两国的接触。实际上，进一步接触而不是收缩是经济复苏的关键。出于这一原因，下面的建议表明了如何以共同利益与全球利益为基础通过更强有力的中美接触来促进中美双边利益。

政策建议

本委员会意识到此前已经有许多有关加强中美建设性关系的其他工作组和报告。总体来看，这些成果已经为创造性政策思想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我们并不试图重复已有的成果。相反，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将近年来发表的报告汇编起来，对它们的政策建议做了摘要（附录A）。实施许多建议的手段和机制大多已经到位，但它们需要得到更好地运用。而且，它们应该在两国之间相互尊重和合作的背景下发挥作用。

本委员会试图对中美关系形成一种新的战略表述，将其建立在巧实力概念之上，为以这一概念为基础发展中美关系提供广泛的蓝图。

传统上，关于未来中美关系的多数辩论关注的是价值和过程，而非结果。一种新的双边关系表述是合作的关键前提，但它只是讨论的起点。传递相互尊重的信号仅仅是第一步。在有关中美关系的讨论中经常没有提及的是建立明确、可以测量和能够得到执行的最终目标。

本报告的建议有三个具体目标：执行积极的接触议程，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制定行动纲领，建立新的金融和经济对话。在许多其他领域，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合作也是至关重要的；本报告集中关注的是上面三个基本的领域。

接触议程

爱德华·默罗正确地观察道，“[信息的]真正艺术在于，迈出最后三步，进行面对面的交谈。”[6]公共外交就是建立在这种直接沟通的理念之上；考虑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两国之间的公共外交和战略交流是非常不充分的。历史表明，如果运用不够娴熟，公共外交很容易被认为是宣传；如果运用非常巧妙，它可以大大促进中美关系。

2007年10月26日，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M. Gates）在堪萨斯州立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呼吁在软实力工具上进行更大的投入：“对我来说显而易见的是，有必要大大增加在国家安全的民用手段上的开支——外交、战略对话、对外援助、公民行动、经济重建和开发。”[7] 委员会希望，五角大楼负责人关于给国务院和其他的美国文职政府机构提供更多经费的呼吁能够得到满足。这样的投资使得积极的甚至具有进攻性的接触议程成为可能。

这样一种议程包括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外交存在。在中国，有两百多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0万人，然而，美国在中国只有12个领事馆以及北京大使馆。这些机构通常人员不足、资金匮乏。美国国务院至少应该将驻中国的机构数量增加两倍——如果不是增加三倍，辐射对美国缺乏了解的广大中国公众。没有根据地担心美国驻外使馆人员安全和安保问题，尤其是在中国西部，不能成为限制美国在中国机构的理由。

美国也需要改进在中国以及全世界范围内办理签证的方式。美国人在中国最好的朋友是访问美国的商人、学生和游客；他们了解美国，而美国人也了解他们。这些访问者必须给予有尊严的、高效率的对待。2008年发布的边界安全与门户开放咨询委员会（Secure Borders and Open Doors Advisory Commission）报告提供了很好的建议：

国务院应该扩大对于签证办理有关的管理做法的使用，包括更多地监督结果，用系统性的目标、工作表现、反馈以及逐年改善结果等方式取得具体效果——包括面签最长30天等待期，提高安全，减少错误。

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应该加强协作，包括建立商业处理联合工作组，为经营旅游、移民以及货物运输的企业设立统一的标准，设立自愿的商业流动服务和安全伙伴关系来推动人员和货物的流动。[8]

美国政府也应该同中国政府进行协商，鼓励增加中国驻美领事馆的数目。除了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之外，中国在美国只有五个领事馆——分别驻纽约、芝加哥、洛杉矶、休斯顿和旧金山。美国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大约有34个，但许多城市居民很少有机会了解中国。这些城市有许多位于美国快速发展的地区，因此为中国投资到可以帮助美国创造就业机会（以日本汽车业的模式）的企业提供了很好的前景。这些中国领事馆应该与美国各州和地区的机构进行协作，增强双边贸易机会，尤其是为小企业。

在中国的美国中心和在美国的孔子学院应该得到更多的扶持，扩大规模和数量。它们的工作应该更加透明，并且从理想上而言，避免被视为宣传机构。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抓住其他能够表明美国尊重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的机会。比如，美国政府应该考虑设立一笔为其十年的专项资金，由富布赖特项目进行操作，培养新一代中国问题上的美国专家，同时也培养新一代美国问题上的中国专家。此外，美国政府应该瞄准青年学生。在今天的中国，大约两亿学生在学习英语，而在美国只有大约五万名小学和初中生学习汉语。比如，在犹他州，学习普通话的学生超过美国其他任何一个州。犹他州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并且有可能推广的模式。面向学龄儿童的奖学金应该发放给地方教育机构，以扶持它们开发包括汉语培训夏令营、中国文化研究以及学生交流等项目。当然，这些项目并不是没有成本的，不过从长远来看对所有参与方的回报率值得付这笔投资。

能源与气候行动议程

没有什么议题比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更加紧迫。有关气候变化及其于能源消费之间关系的科学证据非常明确，而公众意识已经觉醒。华盛顿和北京都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并且齐心协力，以解决这一紧迫的全球性挑战。

世界上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16个在中国，三分之一的中国人无法获得干净的饮用水，酸雨覆盖了中国30%的国土，而沙漠化面积正在逐渐扩大。在试图确保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以及社会稳定的情况下，中国面临额外的能源和环境挑战。然而，认为中国对环境和气候漠不关心的观点是错误的。消除这种误解的第一步应该是，美国承认中国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保护环境。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一部全国性法律——这一措施比任何一部美国法律迈出的步子更大——对2020年和2030年的可再生能源量设定了目标。虽然执行仍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在地方一级，美国应该赞赏北京付出的努力以及采取的积极步骤。

不幸的是，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取得更大的进展。这两个国家都必须接受一个基本前提，即今天的节能成本将大大低于明天的节能成本。两国必须停止玩斗鸡游戏，等着看另一方首先采取行动。双方必须采取行动，而且就是现在。

具体来说，委员会建议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框架下成立一个中美能源问题联合工作组，以上届美国政府签署的《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U.S.-China 10-Year Energy and Environment Cooperation Framew ork）为基础。联合工作组由两国政府和私营部门专家组成，并且由高级官员负责，将负责制定具体办法：（1）加强中美双方在节能技术和替代性能源技术的开发、所有和转让方面进行合作；（2）研究共同政治手段以鼓励可测量的减排得到普遍执行；（2）找到多边谈判中可以运用的共同原则。委员会对工作组有下列六点建议：

第一，提高能源和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合作。可靠的能源和淡水资源对于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活力和国家安全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从根本上提高两种资源最终利用的效率也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极少数例外，目前在发电、运输、航空、汽车和工业流程等领域的能源利用都是基于陈旧的技术和过时的成本计算方法。在淡水利用方面，在中国和美国的许多地方（不单纯是沙漠化的西南地区），农业、工业和市政等方面无效利用也日益导致水资源丰富与水资源匮乏地区之间的紧张。工作组将制定一份大大提高能源和水资源最终利用效率的时间表，包括承认和重视水资源所蕴含的能源，探索提供和管理能源和水资源分配的解决方案。

第二，探索商业核能的机会。联合工作组应立即启动有关商业核能的高级别讨论。中国目前正在大规模扩展商业核能发电。美国可能也将在这一问题上进行（政治上敏感甚至激烈的）辩论。联合工作组将探讨如何管理全球核燃料循环。它的成员将评估如何使核能的生产和利用更加安全，更加便宜，不被滥用于非法的核武器计划。

第三，促进可再生能源和生物燃料技术的合作。美国和中国应共同努力研究和完善可再生能源和生物燃料技术，以满足两国对价格适中能源不断扩大的需要。此外，鉴于中国和美国掌握的规模最大的煤储量，联合工作组应鼓励获取和存储碳——固碳技术的联合研究。工作组应提出建议如何将美国的二氧化碳减排技术以合理价格销售给中国。

第四，在北极的合作。北极正在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因为冰面融化带来了一条没有冰川阻隔的西北通道的可能性。观察家们对这种发展将给国际贸易、安全和资源开发带来的潜在影响感到兴奋不已。中国不是传统的北极国家，但出于航路和资源方面的原因，它对该地区也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烈的兴趣。北京决定建造一艘破冰船，申请成为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国，并且在2008年时愿意派遣一个代表团参加在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举办的北极会议，所有这些都表明了这一趋势。目前美国与中国之间还不存在管理这条有可能成为最重要的航运路线和各种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的协议。为了便于在北极的地球物理学、地质学、生物学和技术方面的联合研究，中国已经与挪威签署了北极合作协议。工作组将使有关北极问题的对话制度化，建立一个行动计划，并且审视《海洋法条约》等可能管理航运和资源开发的既有协议。

第五，评估更广泛的调整分配和其他贸易政策工具。环境保护的阿基里斯之踵在于，对国内产业施加更高的净成本——如果海外经济体不做相应调整——会让有环保意识的一方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在缺乏解决这些敏感问题的手段的情况下，单边气候变化立法面临的国内障碍似乎非常之高。评估环境保护对贸易的影响，寻找双方可以接受的立法手段来解决国内生产商的担忧，这将是非常有益的。

第六，多边原则合作。迄今为止，美国和中国并没有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方面探索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实际上，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两个国家存在内在的冲突。然而，中方与美方就气候变化方面的关切以及如何最好地应对都存在共同点。两国人民共同关注其他国家的类似努力，执行任何多边协议存在的潜在困难，减排措施的效力以及整体的定价方法。两国之间在这些问题上的直接交流会是卓有成效的，而在过渡期内，有助于塑造美国的谈判姿态。

金融与经济对话

在战略经济对话架构下，也需要建立一个金融与经济联合工作组。这一组织的主要目的在于，为中国企业在与美国各州和地方官员磋商过程中分析投资和贸易机会，也是为了考察美国中小企业如何进入中国市场。大多数有关中国在美国的投资的讨论聚焦在对敏感领域投资的关切。在华盛顿由此产生的辩论围绕着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作用展开；因此，这一辩论掩盖了各州和市对于中国在能够创造就业的私营企业进行投资的巨大热情。设法将华盛顿的辩论与公众对中国投资的广泛需求结合起来，这对美国和中国而言是减少紧张局势、最大限度地扩大两国人民的机会的重要行动。这一工作组可以将投资需求与感兴趣的中国投资者纳入到一个承认两国合理的政治敏感性的架构之中。

此外，重要的工作在于评估、改善和协调中美两国的金融管理、风险分析和银行业监管实践，使之能够抵御未来的危机。鉴于中美两大经济体的重要性，这些标准可以设立全球规范。美国和中国也可以着重在双方各自的监管机构建立提前预警机制，更好地评估和控制不良失衡和其他风险。工作组将成为在这一问题以及其他金融问题上沟通和协调的主要渠道。

创新和技术进步也是中美两国进行合作的主要领域之一。两国人民都善于发明和富有创业精神。我们可以携手努力，将这一能量用于找到走出金融危机的道路中，而创新应该成为经济对话的重要内容。一个例子可能是，政府、企业和学界就建立和维持创新社会的最佳道路进行交流。另一个例子可能是，美国与中国与其他国家一道制定有利于竞争的国际标准。

美国也应该支持和推动中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广泛的国际组织内的作用，并且在二十国集团等正在出现的重要多边机构寻求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进行紧密合作。美国也应该确保自己在东亚峰会等东亚地区架构中发挥重要作用，以便于更加有效地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制定长远的议程。

最后，美国和中国领导人必须继续向他们的公众宣传贸易和经济一体化的好处。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做到这一点或许确实有困难，但更大（而非更小）程度的一体化是全球复苏的关键。美国和中国省级领导的交往或许是在两国的关键地区传递这一消息的方式之一。作为起点，美国各州州长与中国各省省长之间的经常性交往机制会大大有利于扩大经济议题交往以及促进美国出口。这一点可以通过战略经济对话、全国州长协会（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或其他有效手段实现。

结论

把中国以及华盛顿对北京的政策描成黑白色是没有意义的。把某些人贴上“熊猫拥抱者”或“屠龙者”，或者把某些人称为“亲华”或“反华”，这些反映出的是一种过分简化的世界观以及我们各自在其中所处的立场。在华盛顿形成一种呈现中美关系中的不同颜色的中国观，并不将中国单一地视为一个善意的或者敌对的大国，是避免将会对美国关键利益造成损害、降低美国在世界的地位的冲突的关键一步。几乎没有哪一种全球性挑战能够在没有美中两国合作的情况下加以应对。对中美关系采取积极的态度符合美国、中国以及全球的利益。

[1]. Chinese Soft Power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ashington, D.C.: CSIS, March 2009).

[2]. 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 Jr., cochairs, A Smarter, More Secure America: Report of the CSIS Commission on Smart Power (Washington, D.C.: CSIS, November 2007), p. 1, http://www.csis.org/media/ csis/pubs/071106_csissmartpowerreport.pdf.

[3]. F. Scott Fitzgerald, “The Crack-Up,” Esquire, February 1936.

[4]. Hillary Rodham Clinton, “Statement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Nomination Hearing to be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13, 2009,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01/115196. htm.

[5]. Armitage and Nye, A Smarter, More Secure America, p. 7.

[6]. Murrow quoted in Armitage and Nye, A Smarter, More Secure America, p. 50.

[7]. Robert M. Gates, secretary of defense (Landon Lecture,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Manhattan, Kans., November 26, 2007), http://www.defenselink.mil/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199.

[8]. “Secure Borders and Open Doors: Preserving Our Welcome to the World in an Age of Terrorism” (Washington, D.C.: Secure Borders and Open Doors Advisory Committee,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January 2008), p. 7, http://www.dhs.gov/xlibrary/assets/hsac_SBODACreport508- compliant_version2.pdf.

刘坤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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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文纵小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