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账簿中国：世界需要了解这个兴起的超级大国》[C. Fred Bergsten, Bates Gill, Nicholas R. Lardy, and Derek Mitchell, China: The Balance Sheet: What the World Needs to Know Now about the Emerging Super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6).]

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中心（CSIS）和国际经济研究所（IIE）启动了一项为期若干年的研究计划，该计划由CSIS的卡罗拉·麦克基夫（Carola McGiffert）和IIE的布莱福特·詹森（J. Bradford Jensen）主持，名为中国账簿，旨在通过研究评估其经济和政治实力增长带来的影响。作者们在该计划的第一卷中写道，中国崛起既是世界历史进步的突出表现，也是未来的几年内美国外交政策最有力的潜在挑战者。基于这两个原因，作者们希望通过这一计划以及其他相关研究，向读者们传授一个全面的、客观的、评价中肯的中国政治、经济和安全政策，以及这些政策未来的走向和对美国及其它国家的影响。研究团队将评估中国的经济增长，社会秩序以及民主化前景，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增长对美国的影响，重点是对美国而言，在经济方面中国意味着机遇还是威胁，在安全方面，中国会是伙伴还是对手。

作者强调当代中国的诸多方面。尽管30年前中国被认为是由全能政府控制的独立整体，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其中蕴含了许多将会对国家外交和内政产生深远影响的因素。所以说，对美国以及其它国家而言，中国政治是潜在挑战与机遇的复合体。中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但是不应过分夸大这些力量，况且未来它们是被强化还是削弱还未可知。总的来说，该计划要求成员专注于当代中国政府充实国家实力、建立经济纽带的努力，回避可能涉及的国际冲突。虽然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一些政策表示不满，他们还没有打算组织反美集团挑战美国的主宰地位。研究团队希望中国崛起能够给人民带来可观的利益，更大范围地惠及国际社会。与此同时，他们也提到了中国政府运用不断增长的实力损害他国，包括美国利益的可能性。研究团队还担心中国严重的社会经济混乱将会极大影响国际稳定，虽然目前看来这样的混乱不太可能发生。

研究团队建议美国通过使之参与的方式影响中国对外经济和防御政策向对美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把中国假定为崛起中的美国对手。比如，美国政府和美国的私人集团都可以利用中国领导人专注于国内之际，输出理念、专家和技术以促进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积极发展。更宏观地说，美国决策者应该在保证中国的同行们接受适用于最大经济实体的国际规范的同时，从两国共同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中获益。为此，美国政府应该在塑造和掌控全球经济主动权以及决策机构中更多地允许中国参与进来。研究团队还力主美国采用向中国介绍自己的财政预算、教育、人力资源以及其他国内改革的方式可以更好地应对中国崛起。

2、《美中关系：积极议程与负责任的道路》[Carla A. Hills and Dennis C. Blair (chairs) and Frank Sampson Jannuzi (director), U.S.-China Relations: An Affirmative Agenda, A Responsible Course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7),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2985.]

对外关系委员会（CFR）设立了一个独立的任务团队，即评估1972年以来中国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经济经济、外交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以及其最近的言行，分析这些因素对中国以及中美关系的影响。这一任务的团队是由卡拉·希尔斯（Carla Hills） 和丹尼斯·布莱尔（Dennis Blair）领导的，成员还包括美国国防部和贸易部的前任官员，国际金融与投资部门的主管以及学术界的代表。

研究团队认为，过去的35年间中美关系的发展基本良好。总体上来讲，中国政府遵循了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安排。研究者指出，中国承受着严重的环境污染、收入不平衡、腐败的扩大化、政治高压、制度作用的局限性以及其他一些影响中国经济的出色表现和潜在政治稳定的问题。他们还认为在将来的几十年中，对中国而言美国仍将保持军事优势。但是尽管如此，研究者告诫说，中国经济增长及其所实现的其他成就使这个国家在外交政策方面更具实力也更加自信。中国的发展有可能加剧中美在防止核武器扩散、人权、公民自由和人道干涉等议题上的紧张关系。因为这些原因，报告坚持称美国不能够像冷战时期那样应对中国。美国决策者需要一种新战略来指导双边关系。

CFR研究团队向美国政府推荐一种以鼓励中国支持美国价值观和利益为基础的，以促进中国融入全球社会为目标的对华战略。他们认为美国决策者应当明确反对中国挑衅性的和不恰当的经济、政治和安全举动。比如说，研究团队主张美国应质询中国在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方面的不力以及暗中向至于联合国制裁之下的邪恶政权（比如索马里）的行为。他们还建议要维持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优势，并且加强同中国周边国家的安全纽带。但是，研究团队的成员也建议美国官员采用双边对话和其它措施建立、深化和遵循中美在亚太地区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共同利益。专家们还告诫说美国的行为导致的自身问题不应当责备中国，比如像美国与工业相关工作的减少；而且，切忌不要妨害美国利益，比如增加关税破坏双赢的贸易关系。除此之外，他们还认为如果美国做出了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承诺，那么中国也将做出相应的承诺。最后，报告建议美国总统定期向美国民众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益处，并且采取一些措施减少双边的猜疑。

3、《中国崛起：挑战与机遇》[C. Fred Bergsten, Charles Freeman, Nicholas R. Lardy, and Derek J. Mitchell, China’s Ris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8).]

《中国崛起：挑战与机遇》是账簿中国这项计划的第二卷，由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卡罗拉·麦克基夫（Carola McGiffert）和Peterson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布莱福特·詹森（J. Bradford Jensen）主持编写，目的在于评估中国经济和政治实力增长的意义。在该卷附录的前半部分回顾了第一卷的内容。伯格斯坦（Bergsten） 和拉迪（Lardy）在Peterson研究所工作，弗里曼（Freeman）和米歇尔（Mitchell）在CSIS工作。

据研究者们的论述，尽管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美国这些年来基本上保持了以静观包容为指导原则的政策，即试图将社会主义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美国政府对中国类似的举措是成功的。两国没有卷入战争，而且中国通过融入现有国际经济制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增长，也因此提高了千百万中国人的福利。但是当前，中国政府（也许是无意的）开始用其经济成就挑战美国的软实力。很多发展中国家，至少是这些国家的政府，认为中国将市场经济与威权政治体制结合起来的模式优于美国模式。这一观点忽略了中国正在承受的社会经济问题，包括腐败的蔓延、环境质量下降以及大范围的社会骚动。研究者指出，中国正在用增长的经济实力急速推进军事现代化，该举动无疑挑战了美国亚洲安全保障者的角色。一些美国人感到了来自中国崛起的经济和军事威胁。

研究者力劝中美领导人对对方国家克服误解、消除恐惧。而且，领导人应当扶植将为中美互惠领域的合作政策打下坚实基础的国内共识。在研究者看来，这些共同利益会为中美互惠伙伴关系创造了许多机会。比如说，两国应当合作促进经济稳定、抑制气候变化和节约能源。在安全领域，两国政府可以共同促进国际稳定。

美国决策者应当接受目前美国领导的多变机制（比如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建立起来的机制）要适应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增长。而且，决策者们还应当支持中国主导的新机制的建立。否则，美国则有可能被中国建立起的没有美国参与的多边机制边缘化。研究者们还相信，深化中美学术交流以及非政府组织间的联系能够促进中国的政治和信仰自由。他们建议，美国的政客、官员和学者要与中国政府各级领导人协作促进双边互信，改变影响美国利益的中国政策。此外，美国必须保持在亚洲的安全防卫，升级其军事防御能力。

4、《洁净煤：能源安全领域的美中合作》[David Wendt, “Clean Coal: U.S.-China Cooperation in Energy Security” (New York: EastWest Institute, August 2008), http://www.iews.org/pdf/CleanCoal6.pdf.]

东西研究所致力于促进合作困难的机构代表和国家之间的对话。另外，按照大卫·温特（David Wendt）报告中的案例，研究所试图按照双赢的解决方案重构议题。通过这种方式，研究所希望改变公私网络以达成重要公共政策议题上有益的合作。

    温特指出美国和中国都高度依赖作为主要能源来源的煤炭。两国消费的煤炭之和相当于世界煤炭供给量的一半。他预计两国丰富的煤炭储备量以及替代能源的高成本等问题还将使这一依赖持续一些年。不幸的是，两国目前的煤炭开采及所用的技术产生了过高的社会和环境成本。煤炭燃烧会向大气中排放加速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也污染了附近居民呼吸的空气。煤炭开采本身是一项危险的活动，充满着事故的可能性，并且破坏甚至污染地表。恰巧，中美两国开发出互补的煤炭生产技术，相互利用会有利可图。通过分享这些技术，中美两国可以增进能源安全从而实现其它商业、环境和政治方面的好处。温特建议中美应当用更高效、更可接受和更环保的方式开发煤炭能源。他建议中国采取一种综合性能源战略，以此限制地方权威。这一能源战略应该以鼓励使用“清洁煤炭”为目标，迅速发展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在所有地区内电力供应的均衡分布，并且通过削减补贴合理制定煤炭价格。制定合理价格将会增加清洁煤炭领域的投资，并且促进节约能源。温特认为，合理规划和执行的国家能源战略将会使中国成为世界清洁煤炭技术的领导者。对于美国而言，他建议联邦政府为研究和发展清洁煤炭技术，比如煤炭气化提供更大的支持。温特特别指出，美国应大力改进能源立法，提高清洁煤炭计划预算份额，并且提高管理技术。

中美两国政府应当在能源安全政策方面协调一致，合作促进其它清洁煤炭技术不成熟的国家克服困难。两国还应配合私人集团，鼓励他们通过市场分配协议、合作项目和补偿可能损失机会的分享者等方式发展和交换清洁煤炭技术。

5、《非洲对中国的应对》[David Shinn and Joshua Eisenman, “Responding to China in Africa” (Washington, D.C.: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ouncil, 2008), http://www.afpc.org/publication_listings/ viewPolicyPaper/236.]

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于2006年启动了一项研究，旨在分析中国对非洲战略的目标和手段。大卫·肖恩（David Shinn）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副教授，约书亚·艾斯曼（Joshua Eisenman）是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亚洲研究的成员。他们致力于强调中国的政策对美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影响。他们用了2年时间支持这项研究并且访问了来自中国、非洲、欧洲和美国的学者、政府官员、商界人士、社会代表以及普通市民，共250余人。

研究者发现中美在非洲的利益有诸多不同，但是这些不同尚未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而且，为了非洲人民的福祉，两国可以合作的领域多于分歧和竞争难以回避的领域。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和非洲许多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在49个与中国保持联系的非洲国家中，只有科摩罗群岛在北京没有大使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也已经与一党执政国家的执政党保持密切联系，比如安哥拉、苏丹、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执政党。

中国与非洲各种政体的国家，包括公开支持伊斯兰主义的苏丹政府、民主政体的南非以独裁的赤道几内亚打交道都显得得心应手。而且，中国正在加紧增强与非洲地区和次地区组织的联系。与通常的见解不同，研究者们认为非洲人并没有把中国模式看作一种必然；总体来说，非洲领导人欢迎中国援助是因为除了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之外，几乎不需要其它条件。他们尤其欢迎中国在其基础设施方面和经济特区的投资。中国的银行正在迅速发展在非洲国家的业务。中国国有通讯社新华社，也已经成为非洲人信息的主要来源。尽管中国尚未在非洲设立军事基地，许多中国公民参与了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

报告提出了一些建议，认为应当通过增加美国在非的活动削弱中国在非洲日益增加的影响力。研究者劝告美国应当派遣更多的高官访问非洲，并且加强美国基层代表、美国军界与非洲对应部门人员的往来。美国应当通过使更多高官参与进来以提升中美关于非洲问题对话的级别。两国讨论的问题应当包括如何促进非洲疫病防治、农业、公共卫生、外商直接投资、自然资源开发、反打击能力等问题的改善，并且加强中美非洲问题专家之间的交流。报告建议，美国国会和政府部门应该更关心中国在非洲活动及其目的，以及这些活动对美国的意义。根据研究者们的观点，美国政府应当继续支持非洲经济发展，包括通过Africa Growth and Opportunity 法案增加机遇。美国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和the State Department应该增加对美非学术交流以及非洲环保措施的支持力度。最后，研究者们建议在中国和非洲的美国外交人员应当积极关注中非关系可能对美国构成的影响。

6、《2025年全球趋势：转变中的世界》[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Washington, D.C., November 2008), http://www.dni.gov/nic/NIC_2025_project.html.]

国家情报局（NIC）是美国高级决策者提出的广泛战略问题的主要回应者。国家情报官员及其团队向16个美国情报部门，包括学术界、私人集团和其他非政府的专家征集情报。《2005全球趋势》代表了NIC第四次尝试发布一个对能够影响未来15到20年国际事务的重要变量的综合评估。该文本主要参考了NIC的相关分析，比如近年来国家情报部门对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预计。研究者们还计划开展关于一些问题的新研究，并且领导着许多各异的工作室以及其它进一步的努力以研究美国和在重要问题上的外交考虑。

研究者指出，最近影响世界经济的混乱有可能加速国家资本主义的膨胀。与近期西方主导的，意在将政府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限制到最小程度的西方自由发展模式不同，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要求政府大规模地干预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NIC将中国视为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最主要的拥护者。尽管许多政治理论家期待基于资本主义原则的经济发展能够催生自由民主政府，追随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仍然倾向于权威政权。

《2004全球趋势》评估了到2020年的发展预测，现在NIC分析家预计中国、印度、俄罗斯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相对于美国来说实力将会显著增长。结果将是，“没有什么国家能够在15至20年后比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更大。”但是2004年的报告仍然预计美国全球主导地位将会在其他大国默许之下继续维持，2008年的研究称限制美国影响力的因素有全球化的深入、军事技术的扩散，“财富和经济权力中心历史性地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以及其它一些因素。一个日益凸显的趋势是，人口、经济以及其它原因正在削弱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盟友的相对影响力。与其它NIC的报告不同，《2005全球趋势》没有做出明确的政策建议。

但是，假设是美国决策者需要应对中国将来可能出现的一些列情况。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还将在未来的一些年内持续增长，权威政府仍将继续推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但是，研究者也讨论了如果中国政府试图将可能出现的重大经济衰退归结到外国人身上的话，则可能会激发中国仇视和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

7、《与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关系》[“Relations with China, India, and Russia,” in Cato Handbook for Policymakers, 7th ed., ed. David Boaz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2009), chap. 53, http://www.cato.org/pubs/handbook/ hb111/hb111-53.pdf.]

The Cato Handbook for Policymakers从制度的视角分析了多个问题领域，目的在于限制美国外交承诺、美国外交开支以及美国或其他国家使用武力。Cato的外交政策研究团队以致力于削弱美国与传统军事盟友比如台湾、韩国的安全联系而闻名。至于中国，大多数美国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看法可以分为两派。一派假定，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最终实现政治自由以及向政治民主的转变，这将会使中国政府推行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另一派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战略对手，如果中国领导人积聚大量经济和军事资源，那么其权威政府对美国来说是致命的威胁。Cato研究者认为两种理解都有可取之处。他们认为，中国在维护现有国际体系方面通常是与美国保持一致的，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中国挑战着美国利益。同样的，中国和美国的精英在各类全球经济问题上合作与竞争并存。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是，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冲突的可能性增大。

该手册建议美国，“像威胁其他大国一样威胁中国”，同时放弃“美国在东亚的霸主地位”。根据研究者的评估，这一战略可以使美国政府继续追求在经济上和外交上对中国政府的最大包容，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影响与日本、印度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美国应允许这些国家在东亚地区扮演更积极的安全角色。他们认为，亚洲多力量中心的出现能够抑制中国的冒险主义，减轻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负担，并且减少美国与那些具备防卫实力的国家和地区的防卫联系，比如台湾、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

8、《克服美中两国气候变化领域合作的障碍》[Kenneth Lieberthal and David Sandalow, “Overcoming Obstacles to U.S.-China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Washington, D.C.: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Brookings Institution, January 2009), http://www.brookings.edu/~/media/Files/rc/reports/2009/01_climate_ change_lieberthal_sandalow/01_climate_change_lieberthal_sandalow.pdf.]

这一报告是由隶属于Brooking的John L. Thornton中国研究中心的两位学者起草的。他们告诫气候变化会带来破坏性的效果，力图促进中美在这一领域的合作。为了促进中美在气候领域的合作，他们认为了解两个国家中影响气候和能源政策的关键因素以及两国的视角、目标及限制是很重要的。研究者进行此项研究意在给中美领导人提供气候问题的概况以及一些建议。通过此项研究，他们希望增进特殊问题上双边的主动性，以及持久的、得到高层政治支持的多变协议的达成。Brooking学者担心中美在气候问题上扩大合作的失败会加深两国间的不信任，反之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进展则有可能对其它领域的中美合作带来积极效果。

他们的研究指出了中美合作减缓和控制气候变化的必要性。中美两国是世界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任何遏制全球气候变化的举措都需要中美两国经济转变为依靠清洁能源技术的低碳模式。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对加强这一领域的多边合作至关重要。研究者也承认了当前增进合作的障碍，其中包括两国的社会制度及对某些气候问题的理解。除此之外，阻碍美国采取改善气候政策的主要政治障碍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而在中国，主要的障碍来自于政策执行层面，因为中国政府没有能力在地区层面推行改善气候的举措。研究者力劝中美领导人担负起联合控制气候变化的责任，因为只有这些实权人物才能够按照本国的需要大胆地采取行动。一旦领导人决定执行相互支持政策，他们的合作将会激发两国地方政府、大学、非政府组织以及公司间的广泛合作。

该报告为旨在实现共同利益的联合行动提供了9条具体建议。第一个建议是中美两国都应当承认对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合理的观点和方法。第二条建议是在构建合作时采用清洁能源模式，因为清洁能源不会引发意识形态分歧并且比其它模式更具政治吸引力。第三条建议是重点关注一两个非常明确的合作行动以激发两国民众的期望和支持。报告提供了一些可能的重点项目，例如交通船只的电气化和为新清洁能源团队大量招募志愿者。第四条建议是利用两国互补的力量、资产和贡献，联合开发符合共同利益的技术。第五条建议是增进中美地方一级的合作。Brookings的学者认为两国社区层面有足够的创造力和动力。第六条建议是美国应当帮助强化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能力，特别是监察和评估其在这一领域的效果。比如，美国可以协助制定标准、起草法律法规以及管理大型数据库。第七条建议是两国政府都应遵守一些也可作为更广泛多边协议基础的基本原则。第八条建议是两国运用并且改进现有的协议、项目以及两国政府双边合作制度，比如启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方面的新对话呼应已有的战略经济对话。报告的最后一条建议是举行两国领导人峰会强调气候变化对两国共同的深远影响。

9、  《避免彼此误解：中美关系与新政府》[Tianjian Shi, Meredith Wen, “Avoiding Mutual Misunderstanding: Sino-U.S. Relations and the New Administration”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anuary 2009, 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publications/index. cfm?fa=view&id=22617&prog=zch.]

2008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北京办事处征求中国一些主要的外交政策分析家的意见，探讨在奥巴马新政府下的中美关系。在他们看来，这些意见能够帮助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更好地理解中国政策的原本意图。

尽管总体来说，中国的学者们一致赞赏在布什执政的八年中中美关系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但他们仍然很担心，直到现在，许多美国人每当谈起中国时依旧存在着很严重的偏见。比如说，有些专家依然否认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团结统一、无所不在的政党，他们还认为中国居民获得的信息要远远多于西方人所猜想到的。尽管中国在很多方面是一个世界强国，但从另外一些角度来讲，中国还是要被归为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中国政府目前正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保持内部安定团结，尤其是要坚持政权在中国的合法性。他们声称，中华民族依然对美国与台湾的关系问题很敏感，也很担心奥巴马政府会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危害自身的经济利益。

学者们建议奥巴马总统应该尽快出访东亚各国，一方面是证明这些区域对美国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是发展与那些珍视同美国关系的东亚各国领导人的私人关系。中国专家强调，中国政府非常渴望能够在多国合作的基础上克服当前的金融危机，尽管总的来说，中国政府仍然会优先考虑稳定国内市场，而不是捐资对抗全球危机。作者认为，在有些方面，美国政府应该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否则只会导致两败俱伤。比如说台湾问题，专家们就建议美国应该暂停对台军售，以促进北京和台湾当局的和解。同样，中国的分析人士还强烈要求奥巴马政府不要重蹈克林顿时代的覆辙，不要追寻所谓的“意识形态”的外交政策，企图以此攻击中国无视自由民主价值观。他们警告说，任何想在联合国之外成立一个“民主同盟”的努力在政治上都肯定会被解释为试图孤立和羞辱中国，这将很可能使美中合作关系变得异常艰难。在未来几年里，他们希望奥巴马新政府能将中国视为一个负责人的利益相关国，特别是对美国在东亚的区域倡议而言。

10、《平衡的权力：iAsia中的美国》[Kurt M. Campbell, Nirav Patel, and Vikram J. Singh, The Power of Balance: America in iAsia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June 2008), http://www.cnas.org/ node/118.]

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并发表了这篇论文，想为奥巴马新政府提供一些亚太地区的外交政策指导。该中心已迅速成为全美最具影响力的安全研究机构之一。三位作者都是经验丰富的亚洲专家，他们与该地区及华盛顿都有着广泛的接触。

作者们建议，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采用一个新的框架来分析亚洲当前及未来的发展状况。在他们看来，美国不应该从权力平衡（balance-of-power）的角度来考虑这些趋势，因为它只强调了各国相对军事实力以及由此产生的零和博弈，所以，作者们强烈建议美国政府采用“平衡的权力（power of balance）”的方法，即承认民族国家只是亚洲的国际行为体的一员。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外交领域、经济领域以及其他的政治领域，各国都会获得双赢。这种兼顾的方式同样也很看重全球化、软实力资源以及其他一些力量，正是这些力量正推动一个充满活力和不断融合的“iAsia”区域逐步形成。

中国的崛起以及它在推动区域进步和融合中所起的作用在这份报告中被反复的提及。作者们认为，正在兴起的区域秩序对美国领导人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他们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没有在这样的双边进程中继续努力，还指出美国政府向来都是优先考虑与那些最重要的区域行为体的双边关系。近来，美国政府一直忙于处理中东事务，以至都忽略了亚洲及其他一些重要区域，作者们认为，这种趋势可能会削弱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外交官在筹建重要的区域多边机构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时甚至都会忽视美国，比如上海合作组织和东亚峰会就是很好的例证。作者们强烈建议美国政策制定者多参加该地区的多边倡议来重申他们在亚洲的地位，并且还要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双边关系，尤其是要在这些地区尽可能多的提供一些机会进行真正的安全磋商，并且也要试图避免那种会带来严重不良后果的行为发生，比如说与其他主要亚洲国家联盟公开反华等。这份报告呼吁美国采用一种“现实和务实的中国政策”，接受中华文化以及中国政治在亚洲的影响力等可能的优势，报告也更全面的提出了中美在非军事方面的竞争与交锋。但与此同时，该报告也提倡进行双边军事外交，并且优先考虑两国政府都关切的政策领域。当他们确定了这些优先事项，包括人权问题、气候变化、商业关系、区域安全等，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以“中国做什么而非中国是什么”为指导。这份报告以提醒美国政治领导人追求一个两党更加合作的外交政策结束。在作者的评估报告里，只有一个持久、坚固、两党一致的外交政策才能为推进美国在重要的亚太地区的利益打下坚实的基础。

11、《全球使命：21世纪中美关系的进步路径》[Nina Hachigian, Michael Schiffer, and Winny Chen, A Global Imperative: A Progressive Approach to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August 2008), http://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2008/08/china_report.html.]

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国家安全小组成立了一个中国工作组，专门分析美国政府应如何建立“更新、更前瞻性”的对华政策。这个工作组咨询了众多有着不同思想背景的学术界、商界、传媒专家和对华政策分析专家。工作组借鉴了这些专家意见，并据此制定出他们的工作报告。一些曾为美国总统竞选活动工作的人员，参与了本报告的编写工作，这有助于新政府外交政策的形成。

根据这份报告，中国的发展趋势仍然非常难以预测，充满了各种矛盾，这种状态使得中国既是一个强国，同时也是一个弱国。尽管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惊人，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着前所未有的污染问题、公共健康问题和普遍的社会压力。报告作者认为，中国军事力量正在现代化，但国防实力仍然非常薄弱。中国的政治体制有了巨大进展，但是政治多元化依然存在严格的限制。报告的作者警告说，尽管最近海峡两岸关系的紧张关系有所改善，但北京与台北之间的关系仍然保持着紧张状态，如果不妥善处理，可能升级为涉及美国利益的武装对抗。上届美国政府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过度关注，和美国不时对中美关系施加的无益的压力，影响了美国对台湾问题和其他与中国有关的问题的态度。总的来说，报告认为，中国在多个层面的实力不断增强，这是本世纪的一大特点，它使得中国在解决对美国有影响的全球性问题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报告的作者警告下任美国总统，在中国问题上，本届政府不应采取比上届政府更强硬的态度。前任的总统们发现采取强硬措施与中国背道而驰毫无用处，而且还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其他资源。相反，他们极力呼吁下届政府在其任职期间内采取务实的战略，力求稳步推进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报告进一步强调，美国的决策者需要将更多的资源投向中国，以便更好地了解中国，同时也能使中国人认识到，美国人明白中国对美国和全球事务的重要性。

下一届美国政府应该清楚，它不是旨在阻止中国的和平发展，而且也应致力于改善导致美国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紧张关系的国内政策。为了使美国对华政策更主动、更协调，行政部门应当步调一致、采取综合进程，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国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共同负责监管中美之间的各种不同层级的官方对话。作者的风险管理方法将中国视为是一个全球利益相关者，一个解决各种国际问题的重要的潜在合作伙伴。报告作者指出，出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平衡和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增长，亚太地区安全性的加强，中国军事的现代化，台海局势的稳定，政府管理和个人权利是中美关系中美国所关心的最重要的领域。除了在紧迫的全球性挑战上与中国的双边合作外，作者主张在多边体制下与中国合作。在这些多变合作机制中给予北京有更大的发言权，赋予中国在塑造国际体系中的更多的利害关系，这将促使中国改进其行为，同时也有助于全球性规则和准则的强化。通过促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美国将增加其在中国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比如与人权有关问题的政策。同时注意到中美两国在这些领域中的分歧，报告的作者们提出了具体原则和政策建议，即，美国的决策者应寻求通过合作来实现发展。虽然作者大力主张就中美两国政府共同关心的这些领域进行努力，但同时也极力主张美国政府应确保美国保持足够的军事和外交能力，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与中国有关的意外事故，因为中国的发展轨迹具有不确定性。

12、《播种：美中两国食品安全合作的机遇》[Linden J. Ellis and Jennifer L. Turner, Sowing the Seeds: Opportunities for U.S.-China Cooperation on Food Safety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September 2008), http://www.wilsoncenter.org/topics/pubs/CEF_food_safety_text.pdf]

两位作者共同为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中国环境论坛工作，该论坛通过促进各公共和私营部门创造性的合作，支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它力求通过信息共享、政策讨论以及在中美两国间建立官方、学术界、传媒界和商界的联系，来解决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作者采访了许多上述专家，其见解也来源于该论坛的公开报告。

这份报告指出，中国已成为美国食品进口的第三大来源国。从2001年到2007年，其食品进口额增加了三倍。遗憾的是，随着近年来美国进口的一些中国食品被曝光有害健康，中美关系的紧张程度也有所增加。作者把这些问题归因于中国食品安全在法律、政治和行政监管上的不力，这使得不安全食品出口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特别是，在中国食品安全系统受到地方保护，产品责任法律的缺失，监管机构支离破碎，法庭制裁威慑力不足，消费者意识的缺乏、行政部门对食品监管能力薄弱等的不利影响。

尽管作者承认，自2007年起中国和美国已就食品安全不断加强合作。他们建议说，美国官方和消费者权益团体尝试直接提高中国食品安全机构的准入资格，特别是在法律规章难以施行的地方一级。此外，中美两国官方可以联合开发出口资格审查和预审制度。他们还进一步建议，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向中国消费者宣传，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食品安全的威胁。埃利斯和特纳呼吁给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额外拨款、法律手段、和更强有力的授权，以遏制不安全食品进入美国国内市场。

13、《2008年提交美国国会的中国履行WTO承诺报告》[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08 Report to Congress on China’s WTO Compliance (Washington, D.C., December 2008), http://www.ustr.gov/assets/Document_Library/Reports_ Publications/2008/asset_upload_file192_15258.pdf.]

《2000年中美关系法案》（第421条）规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每年向国会提交一份关于中国履行其对WTO承诺的年度报告。该报告聚焦在中国入世承诺9类主要领域、已经取得进展的领域、和一些关注的领域。该报告还纳入了由该法第413规定的“海外合规”项目的发现。一如之前的版本，这份最新报告强调中国的多边义务，以及中国对美国的双边承诺。

该报告的主要结论是：对于世贸组织，2008年中国采取了比2007年更富有建设性和协作性的态度。去年中国政府取消了几个对从美国进口商品的禁令，并同意就其他与贸易相关的问题进行磋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这一进展归因于中美之间深入的经贸对话，和布什政府严格执行中国加入WTO的贸易承诺（这些贸易承诺影响中国与美国的经贸关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肯定了两国政府举行各种正式和非正式会议与对话机制的价值，这些机制包括：政府间工作组内的框架协议，中美商贸联和委员会之间高层互访、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等。报告认为，美国对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运用是非常有效的。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认为，在过去的7年里，中国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以实现其入世承诺。这些措施包括降低关税，消除非关税壁垒，扩大从美国和其他世贸组织成员进口货物和服务的市场准入，并改善其经济政策的透明度。这些改革的结果是，中国已经实现了从中央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过渡。在国际层面，中国已能更好地融入国际贸易体系。尽管如此，报告指出了一些仍需关注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必须更好地遵守其有关知识产权、产业政策，贸易权和农业方面的承诺。美国贸易代表署还表示这样的不安：近来中国的一些举措（如对外国投资采取新的限制），可能预示着即中国的贸易体制朝着更具限制性的方向发展。

报告建议，美国应继续努力，以确保中国实现其加入WTO的承诺。减少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如其扭曲贸易的产业政策），降低侵犯外国知识产权的标准，并消除中国对美国投资和贸易的壁垒（特别是在农业和服务行业），这些是应当优先关注的领域。报告建议，美国贸易代表署继续推动“有力的双边接触”和谈判，在对话未能解决美国主要关注的问题时，采取法律行动和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基于2008年可喜的经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2009年能取得重大进展表示很乐观。”

14、《共同的挑战，协作应对：中美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路线图》[Asia Society Task Force Report, Common Challenge, Collaborative Response: A Roadmap for U.S.-China Cooperation on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 (Washington, D.C.: Asia Society, January 2009), http://www.asiasociety.org/taskforces/climateroadmap/US_China_Roadmap_on_ Climate_Change.pdf.]

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中美关系中心和与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Pew Center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发出了一项倡议：美中两国就能源与气候变化问题进行合作，使两国能为控制全球气候变化做出贡献。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国家中美关系委员会，和美国环保基金也参与其中。该项目旨在促进中美两国的合作，通过改变两国对能源的生产和利用，尤其是两国对煤炭资源的严重依赖，以尽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这份报告借鉴了许多专家、决策者、业内人士以及民间社会专家的意见，首次主动对气候变化提出对策。

该报告强调，全球气候变化将带来不利影响，中美两国迫切需要联合行动以共同应对这一问题。这两个国家严重依赖于煤炭这种气候不友好型资源作为其主要能源。中美两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加在一起占到了全球排放量的一半。除非他们共同采取清洁能源的做法，共同推进世界向气候友好型过渡，否则，遏制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进展是不可能实现的。

工作组敦促中国和美国推出重大举措，以减少对煤炭和其他碳为来源的能源的依赖。第一步是建议首脑会议的领导在两国政府承诺在这些领域内进行合作，采取联合的路线图，指导这一领域的政策发展。中美两国高层应举行更频繁的会晤以尽快就具体合作项目达成一致。应建立一个高层委员会，以促进中美两国高层就这些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如果两国政府对发展“绿色”技术投入更多的资金，他们可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有助于克服当前的经济危机。更深层次的目标是，中美在这一领域的伙伴关系将减少能源安全以及气候变化对两国的威胁。这种能源转型也将有助于振兴中美两国的经济。考虑到中美两国企业、研究中心、投资者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雄厚的资产和敏锐的洞察力，鼓励这些私营群体的参与和公共领域的参与一样至关重要。这些群体和国家的竞争，应通过适当的渠道加以管制，政府应采取各种奖励措施，以促进创新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中美两国公私合作的优先领域包括促进低排放的煤炭技术，提高能源效率和节能，开发更先进的电网，鼓励更广泛地使用可再生能源，预测二氧化碳排放量，并为低碳技术提供财政支持。

15、《美国与亚太地区：奥巴马政府安全战略》[Ralph A. Cossa, Brad Glosserman, Michael A. McDevitt, Nirav Patel, James Przystup, and Brad Robert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February 2009), http://www.cnas.org/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CampbellPatelFord_US_Asia-Pacific_February2009.pdf.]

2008年3月，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国防分析研究所、海军分析中心以及国防大学的国家战略研究所的支持下，新美国安全中心制定了一个2008年度亚太战略项目，该项目旨在制定一项新战略，以确保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利益。

该报告描述了这个新战略的内容。作者首先分析了亚太地区由于变化中的权力核心和其他方面的发展所带来的新的环境安全问题。他们强调由于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其在亚太地区的作用日益重要。虽然其他东亚国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的强劲势头看好，但他们仍对中国持续的军事现代化和有限的国防透明度感到不安。尽管如此，中国已成为地区安全问题的重要角色，如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六方会谈。

报告呼吁美国对中国以及其他亚太地区采取更积极的战略方针。一项重要的优先考量是协调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与美国在亚太地区利益。作者提倡继续努力使更强大的中国融入东亚和更广泛的国际体系。研究小组倾向于使用与中国建立外交，经济和军事合作的方式来影响中国的政策，以促进亚太地区稳定。报告指出，美国必须采取务实和可行的中国政策，促使中国成为亚洲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作者强调了通过总统声明详细阐述这一对华政策的重要性。为此，美国决策者应该与中方官员进行频繁的高层对话，寻求与中国在各种问题的务实合作，在必要时施加与产品安全问题有关压力，，并通过耐心参与来促进中国政治自由化和军事透明化。

该报告提出了若干美国对华政策的指导原则。其中包括承认中国将仍然是该地区最重要的角色之一，避免公开与中国的战略竞争，致力于保护同盟国的安全和促进其繁荣，以恢复同盟国对美国的信心，调整对中国的政策，着眼于促进中国在最重要的政策领域内的行为。这些领域涵盖了一系列的广泛问题，诸如中国参与多边组织，解决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威胁，遏制核扩散等。最后，美国应支持在中国与台湾近来的良性发展趋势，阻止任何一方政府采取破坏性行为。

16、《首要关系：奥巴马应如何与中国打交道》[Liu Xuecheng and Robert Oxnam, “The Pivotal Relationship: How Obama Should Engage China” (New York: EastWest Institute, 2009), http://www.eastwestinstitute.com/pdf/LiuOxnam. pdf.]

在新当选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准备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和其几个亚洲邻国之际，东西方研究所（The EastWest Institute）发布了这一报告。刘学成研究员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的常务副主任，罗伯特·安熙龙（Robert B. Oxnam）从1981至1992年担任美国亚洲协会会长，并服务于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亚洲政策咨询小组。研究所在同一本书中发表中美两方的不同论文，读者可以将中美两国关于奥巴马政府任职初期的中美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不同看法进行比较。

作者们认为，布什政府期间中美两国关系进展顺利。刘学成赞赏奥巴马在总统竞选期间最大程度地避免攻击中国，并赞同华盛顿和北京应该合作解决地区和全球性问题的立场。他补充说，然而，一些中国人担心新任美国政府会对中国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并将继续坚持其不友好对台湾和西藏的政策。鉴于中美两国在解决世界上最重要的安全和经济问题上重要性，安熙龙认为中美关系的至关重要，他主要关注的是，一些美国人和中国人误解对方国家为军事威胁国，而不是作为一个潜在的安全合作伙伴。

刘学成呼吁中美联合行动，来解决世界经济危机以及其他区域和全球安全问题。他提醒新一届美国政府要认同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差异。他认为，这些分歧需要两国政府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以寻求合作共赢的。刘学成指出，中国领导人希望美国新政府，扩大和加强现有的双边磋商机制，战略经济对话和高级官员对话。安熙龙呼吁中美的“绿色”合作关系，以共同解决环境退化、全球变暖和能源安全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特别是，他建议两国政府召开首脑会议，讨论如何限制气候变化。安熙龙还主张通过谈判达成具有强制性的协议，规定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上限，并采取措施以促进中美两国之间的能源技术的共享。他还主张扩大成员国数量，使战略经济对话囊括非政府群体和更广泛的问题。安熙龙呼吁两国政府采取更加透明的军事安全政策，以消除对抗威胁的误解。他主张中美两国共同协商采取行动以解决诸如朝鲜、南亚以及中东地区等当代安全挑战问题。

                                        刘若楠  欧阳荣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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