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当代保护主义新兴的轮廓

有了对这428项国家倡议的调查，我们就应该能够辨别出一些当代保护主义的基本特征，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干预被GTA小组所调查，其特征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更改，因此接下来就是对2008年11月至2009年9月已发表的国家倡议的最佳总结。在这期间，金融市场对风险的规避导致了其他经济部门信用枯竭，并且人们对未来经济的可怕预期也导致投资和消费支出的锐减，2009年上半年，世界贸易出现下滑。

在428项被调查的倡议中，有280个已实施，还有148个正在筹备中，2009年9月15日有消息称这些倡议目前还未被采纳。在已调查的280种政策方法中，有40个的颜色编码是绿色的，这就意味着，这些方法包括最惠国待遇基础正在逐渐的改善贸易区的透明度，并且这些政策都一如既往的反对歧视外商。因此，说在世界经济下滑时期，每个经济反应都是封闭市场或以邻为壑是不准确的，关税减免（特别是对原件、部件和原材料）和外国直接投资是评论家们认为在自由化进程中最流行的方式[1]。从许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政府预算报告中就可以看出，这些经济落后的国家也都在采取措施，试图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中。

可以使贸易伙伴受益（颜色编码为绿色）的歧视性政策（颜色编码为红色）的总数与所有政策总数的比率大约是五比一，而且，向前面的192个中添加1个，48项已实施的政策就很可能会影响到外国商业利益（颜色编码为琥珀色），在经济危机中跨国贸易机会减少这一压倒性趋势将变得更加明显（见表一）。

表一中的总结数据同样显示了从政策实施至今，补救政策其实很少（14%），而且，三分之二的歧视性政策都来源于G20国家，自2008年11月份以来，几乎没有哪个贸易伙伴未受到歧视性政策影响，这意味着全世界已经达到了当前保护主义的巅峰。

除了已经公布或实施的歧视性政府倡议，在148项待定的措施中有134项在执行时很可能会伤害到外国商业利益，鉴于在2009年每个季度大约有70项有害的政策被执行，正在筹备中的这些倡议措施可能有一半都带有潜在的危害性。即使政府不再宣布其他倡议，这些措施也会开始逐渐影响世界经济的走向（见图一）。

谈到有关歧视外商利益的政策工具，从表二就可以看出自从2008年11月以来许多方法已经被实施了，因此，专注于一些政策工具（例如反倾销调查和提高关税）可能会对当前保护主义的流行及可能产生的损害等产生不准确的印象，所以，我们应该形成一个更全面宽泛的认识。。

迄今为止执行的政策中，救助、政府援助和其他形式的财政支援是最盛行的歧视性政策工具[2]，紧随其后的是关税措施和贸易救助，排在前三位的经常使用的政策工具中有两个通常包括执行机构的酌情使用，这就直接导致了透明度和可预测性的缺失，这使得一些观察家[3]开始担心在近期的经济危机中流行的“黑暗保护主义”，可以说表二中的证据符合这种担忧。

七种不同的政策工具预计已伤害了超过100个贸易伙伴，其中的两项是通过鼓励出口而不是限制进口，而且，歧视性政策工具应用的次数和受影响的贸易伙伴、税目、经济部门的数量之间远没有完全的关联性，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一些较少使用的政策工具在很多产品和部门中扭曲了商业原貌（见表二的下半部分），这也再次强调了只关注某些政策工具会带来很多危害，尽管他们它们在评估当代保护主义的规模时比其他工具更容易度量或思考。

当市场信用枯竭而对策还在制定中时，各国政府采取的“以邻为壑”的政策工具似乎有所区别，对比图2和图3会很明显地发现贸易救助政策在明年将比在过去的一年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也许“争夺现金”正在被更为传统的“争夺租金”所取代。正如稍后要讨论的一样，传统的障碍在引致后者上更有效。更一般的观点认为跨境商业活动歧视在整体组成上可能会有变化，并告诫要谨慎的对待任何对变化，因为他们都将随时间而不断改变。

谈到保护主义的部门影响，表三揭示了这一点，除了金融部门（它在危机中接受了大量的政府援助），受影响部门前十位中的六个都是传统上的远离外国竞争，并且受到高度保护的部门，这同样也适用于后十个部门中的六个，正如Aggarwal和Evenett(2009)所论证的那样，这项发现对基于培育“经济增长极”和“绿色经济”而运用歧视性国家政策来进行防御的总体关联性提出置疑，大多数当代危机保护主义的受益者正是烟囱制造、纺织和服装业，并且农业部门几十年来一直受到高于平均水平的保护。

在歧视性国家政策所针对的目标国中，中国格外突出（见表四），有将近100个外国政府倡议以中国的商业利益为目标，另外有77个还在制定中，56个国家已经采取了损害中国贸易利益的措施，就被许多贸易伙伴当作目标这一点而言，只有美国与中国比较接近（在此种情况下有49个），并且，欧盟中的一些经济体和日本发现他们的商业利益自2008年11月以来已被损害了多达70多次。

在GTA数据库中记录了一国伤害其贸易伙伴商业利益的四个指标（见表五），从这些指标中可以产生关于最接近于实施歧视性政策的国家以及受这些歧视性政策影响最深的税目、经济部门和贸易伙伴的四项排名。根据手边的材料，读者可以期望对四项排名赋予不同的权重，比较它们，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尼西亚总是在表现最差的前五名之列，中国和俄罗斯总在各个排名的前十位，德国和印度在四项排名中的三项里排在前十位，在这些排名中表现最差者中所提及到的18个国家中，有12个执行了G20的不保护承诺。

总而言之，这一部分的目的是描述GTA数据库关于当代危机下保护主义的主要发现，简而言之，它提出了“任何解释都应该被考虑”这样的观点，下面的部分就是要研究我们对保护主义的理解是否需要根据这些事实的不断变化而不断演进。

四、关于采用“以邻为壑”政策工具的四个假说

上述报告中的事实现在已经被用来评定自2008年政府采用歧视性政策工具后将会造成的一系列问题。那么，我们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解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被修正为应对近来严重的全球性经济衰退的政府干预呢。在系统性的经济危机中使用贸易保护主义的决定因素与在一个典型的商业衰退中的决定因素真的有所不同吗？迄今为止，为什么政府还未采用上世纪三十年代全面提高关税的贸易保护政策？以下的讨论将根据GTA数据库提供的实证数据对通过采用贸易保护措施来应对危机的四个假说一一进行论证。

第一个假说由Eichengreen和Irwin（2009）首先提出，他们认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中，那些汇率、财政和货币政策受限制的国家进行大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力度更大。[4]他们的观点认为，上世纪三十年代，贸易保护主义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工具，通过将进口转化为国内企业生产来刺激总需求。宏观经济调控成为上世纪三十年代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最有说服力的解释。由于现在的管辖区里已经基本不存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那样的政策限制，所以他们认为现在没有必要采用全面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表面上看来，有些当代的经验事实能够证实上述假说。[5]除了乌克兰，没有其他国家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将关税大范围地提高到1930年时的水平。美国曾在1930制定了霍利—斯穆特关税，这使得美国的平均关税率上升了6%。

那么这个假说同样能够解释政府倾向于对不同国家使用差别待遇的歧视性贸易保护政策措施吗？第一个假说认为，政府采用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6]的能力越强，那么它使用支出转换型的歧视性政策工具就会越少。请记住自从2008年10月所采取的几种不同类型的贸易保护措施，假定歧视性贸易保护政策伴随的是歧视性的措施，以及在这种措施下的更多的关税壁垒，更多的经济部门将要受到影响，更多的贸易伙伴的商业利润将要受到损害，在这种假定下，如果上述假说正确，那么在显示通过歧视性贸易保护措施造成最大负面影响的国家排名的图表5中，那些在近期经济危机中不能够采取积极灵活财政货币政策的国家应该名列前位。但是我们研究这个图表却发现，那些在表中排名靠前的国家却是明显能够采取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国家，比如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中国、日本、俄罗斯、美国和法国。所以除了听起来很高尚的宏观调控[7]目标的解释以外，贸易保护主义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

第二种关于当代贸易保护主义的假说是从企业的组织形式来阐述的，随着国际化外包产业以及供应链管理的发展，在过去的20多年里，企业的组织形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Baldwin和Evenett(2009)，已经提出当代制造企业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从国外进口的零部件成本的影响。供应零部件的企业降低成本会获取很大利润，外包成为了一个广泛使用的公司策略，所以反对增加中间产品和原材料关税的建议的呼声越来越高。跨境公司企业组织再造，本身就成为危机前贸易改革的一个结果，这种观点解释了危机中“亚洲工厂”和其他工业化国家拒绝提高关税的行为。

那么这种解释在多大程度上为当今的贸易保护力度的变化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呢？支持第二种假说的一个论据就是政府不愿意增加中间产品关税的行为。而且，就像前面提到的，GTA数据库包含了一系列政府降低中间产品和原材料关税的实例。但是这种观点却无力解释现时歧视性贸易保护措施被实施的事实。比如金融援助措施，一个增加这种救助的理由并不能对第二个假说（参见图表2）[8]提供任何支持。而且，这种解释不能与自2008年11月以来政府为增加地方供应零部件和原材料的使用所采取的12种歧视性贸易保护措施相一致。事实上，支持国货的条例和更加严格的地方政策作为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的额外支出的组成部分，已经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执行，使得国际供应链被拆解并且回国生产的动力更强了。同样的，在这种论点里，一些问题被忽略了，所以第二种假说至少是不完整的。与将企业的组织流程再造作为当代贸易保护主义的决定因素的观点不同的是，未来的分析家可能会思考影响企业流程再造的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会成为全球经济衰退时期的一项基本的政策选择。

第三种假说认为贸易保护政策工具已经被筑起壕沟来保护自己的企业利润所影响了。通过利用经济危机的外部条件将出口能力很强的外国竞争企业作为靶子，把经济紧缩所造成的降低生产能力的压力转移给其他企业。这种观点的核心是企业利润所驱使的政策措施是选择性的，当其他企业（包括国内竞争者）屈从时，有目标地从选择的外国企业进口或者获取足够的金融援助来抵制调整。根据这种观点，歧视性贸易保护措施不应该是全面的和大范围的，但是当选择性的干预措施的总体影响变得很大时，它就会表现出和全面的贸易保护同样的效果。而且，政府采用全面的歧视性政策，比如透明的政策工具（如关税），可能会因为引发来自国外的报复性措施而和企业利润造成冲突，所以还是实行选择性以及模棱两可的歧视性贸易保护措施更好一些。

从表面上看来，这种假说很有道理，中美德（全世界最成功的出口企业所在国）的对手和第三种假说相一致（参见图表4）。有选择地对制造企业提供金融援助的一揽子计划，在位于同一管辖区的企业之间以及在不同的管辖区之间实行差别待遇，在2008年11月以后扮演着非常显著的角色（参见图表2）。

第三种假说的问题在于时间选择，针对特别贸易伙伴的最重要的措施是反倾销税和抵消税以及专门针对中国的质量安全检查，这些只是从2008年11月至2009年10月（仍见图表2）所采取的歧视性贸易保护措施的一小部分代表。通常情况下，进口这种选择性的贸易保护措施应该会对国内产业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但是在2009年上半年许多管辖区的产品进口锐减，我们很难得到一个的证据来论证。相反的，随着2009年第三季度贸易趋于稳定，这些证据就不难获得了。事实上，我们在GTA数据库中发现很有意思的是一半以上的尚待执行的有可能会损害国外商业利润的政府行动都是贸易救济措施，这些措施对被攻击的国外企业的国内贸易伙伴（参见图3）提供津贴。第三种假说在未来12个月的解释力度应该会好于过去的一年。

第四种假说关注的是金融危机某些后果的中心阶段，强调是这些后果影响了歧视性政策工具的选择。当2008年底金融市场冻结后，信贷量，包括营运资金和公司需要的在收入取得之前用于支付费用的贸易融资，首当其冲的是私人部门的资金，都巨幅下调。没有信贷和其他的融资渠道，非金融的私人企业就开始裁员，推迟偿还（甚至有可能违约）从其他企业的贷款，同时缩减投资开支。想要减少对实体经济的伤害，而且考虑到企业的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都存在差别，于是政府采取有差别的将“现金”输入非金融私人企业的直接干预的方式。对于那些有办法采取这种措施的政府以及那些拥有信贷可以被直接控制因而不会引发大范围存款被取回的银行系统的国家，直接付款、信贷支持以及信用保证都是最快的将资金注入那些需要的企业的方式。由于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所有需要的都只是现金”，所以选择性的金融干预成为最显著的对症下药的方法。（就像《经济学家》杂志在2008年11月那期的封面所描述的那样），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预措施发挥效力都会滞后很多而且资金注入时也没有针对性，可能会将企业拖垮。

但是这种假说充其量也只能解释在工业国家以及中国（中国的银行系统就满足上面提到的那些条件）普遍实施的金融救助一揽子措施。作为迅速将资金注入的手段，选择金融救助却仍然力不从心。贸易救济需要时间进行调查，而且通常会经历一段时间的进口增加来验证措施的有效性。增加关税增加了国内企业的销量，但是相同的金融危机却可能挫伤国内外客户的采购积极性，所以对国内企业收入的整体影响是不确定的。而且更糟糕的是，通过关税来增加的额外销量和收入是有限制的（在无关税和禁止性关税之间调整）。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需要时间来制定具体法律条款使其有法律效力，同时也更需要时间来实施，尤其是政府基金在不同水平的政府之间转移。根据这些实际的考虑，金融救助措施比如现金救助，成为首选的终结危机的方式。欧盟因为控制不力，在2008年缩减了政府救助的规模，除此之外，现存的多国间补贴规则的缺陷和不足更增加了这种政策选择的吸引力。[9]

如果将第三种和第四种假说结合起来我们将得到更多的启示。当国民产出开始严重下降时，企业寻求政府干预也就从现金转化为租金[10]。在这种观点下，金融救助初衷是提供需要的现金，之后变成鼓励敌对公司去承担全球性经济紧缩在许多部门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能力缩减。这伴随着被选择进口类型的国内企业对国内市场份额的重新分配。就所陈述的理由来讲，这些干预措施可以被打包——有时被称作产业政策——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意味着使用选择性歧视性的干预措施来支持有影响力的公司集团和联合的行业工会。如果被GTA列入尚未实施的政府行动一旦被付诸实践，那么这样一个联合起来的假说也许可以解释未来12个月将会出现歧视性贸易保护措施组成的变化。

这一部分的目的在于阐述我们对贸易保护论者的观点变化的理解是如何根据最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所采取的政府干预措施来演变和发展的。为了使论点更有说服力，这里的讨论围绕四个假说组织起来，这四个假说并不一定是相互独立的。各国政府自2008年11月以来所使用的一系列政策工具的事实在说明各个假说的优劣势中起到了一些作用。而且，由于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特殊的严峻的经济气候是对政府的一个重要提醒，提醒政府在系统性经济危机中所强调的问题可能与在典型的商业周期衰退中强调的问题有所不同，我们在理解政府歧视性政策工具选择的出发点时都不能忽略这个特殊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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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以理解，在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上的关税减免实际上会增加最终产品生产者享有的有效保护率。

[2] 在62个提供某些形式的公共财政支持的国家倡议中，34个有以金融部门为目标，政府倡议的受益者在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均存在。

[3] 例如，Baldwin和 Evenett (2009)和其中其他一些贡献者。

[4] 回忆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被金本位制和政府财政预算平衡的支持者所要求的流行的宏观经济思潮。

[5] 参见下段末尾的脚注。

[6] 如果大家同意停止有步骤地使人民币升值是一个危机时代的汇率调控政策，那么灵活的汇率是政府自2008年以来不使用全面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原因的观点就不难理解。（这个观点不能被解读为每一个主要贸易参与国在过去一年里的名义汇率都是保持稳定，美元和英镑汇率虽然经历了大幅波动，但是短时间所流行的英国将要使本国货币贬值的担心却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货币和财政政策所以必须在这次经济危机中解释上述观点。

[7] 第一种假说的支持者很可能会把印尼、阿根廷、乌克兰、厄瓜多尔、白俄罗斯还有墨西哥作为证据来论证他们的观点，如果这些国家的政府比大多数国家更难在开放市场筹集到资金并且积极地货币政策很可能导致名义汇率贬值的话。那么这里的观点以及在全文中都建议采用针对第一种假说采用更为规范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来论证。

[8] 不过，GTA数据库中有一条日本的政府行动被特别列出，就是日本对已经被整合在日本跨国性供应链的马来西亚企业提供资金援助。

[9] 这段并不否认选择性的金融救助有可能扭曲资源的配置，至少从资源的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讲是受争议的政策选择。这段关于选择性金融救助措施对于政策制定者的吸引力是基于其他考虑。

[10] 注意如果最惠国贸易管制措施被实施，这里的表达不是“现金+客户”作为客户转移将会发生的数量，只有一个企业到了能够鼓励政府付诸传统的保护壁垒或者其他最惠国贸易管制的程度那么“现金+客户”的公式可能就会有一些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