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发生在这个盛夏的打黑风暴告诉我们，在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我们看不见的真实世界———“黑金帝国”。它由黑社会的暴力手段维系，通常以“公司”的名义出现，伴随着重庆经济发展而壮大，渗透到经济命脉，威胁执政利益。

　　8月7日早晨，从北京飞往重庆的国航CA1419航班飞行员目睹了一次“特殊任务”：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前一天还在北京参加全国司法厅局级会议)，在一群便衣警察的簇拥下被带上不远处的警用防暴车。在匆忙中拍下的照片里，打黑局长王立军(图中箭头所指处)也赫然在目，他站在防暴车前，双手习惯性地交叠放在胸口，旁边是一个正在拍照的警务人员。8月8日，署名“开三轮上天”的飞行员将一组“第一现场”的图片发到了网上。

　　重庆打黑，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政府还是舆论，都把此次行动定性为“政治任务”。

　　7月31日，一场会议在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会议室召开，打黑局长王立军在长达1个半小时的讲话中，介绍了打黑的全部情况。对于其内容，一名与会者说：“大家都感觉触目惊心，此前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王立军是应重庆市的全国人大代表、金融大鳄以及企业主们的邀请而来。一名与会者说，说是邀请介绍情况，实际上是探听打黑底线来的，“他们关心打击的尺度和范围，担心会打过了头。”在这次会议上，王立军透露：重庆黑社会仅放水就放了300个亿，这个数字相当于重庆一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长达4个多小时的会议，具体内容神秘而“敏感”，媒体只是发了几百个字的消息。“不敢说，也不能说。”一名与会记者反复强调。

　　警方披露，截至8月15日，已经逮捕67名黑恶团伙首犯和抓捕了黑恶团伙成员1544人，余下的还有469名逃犯被境内外追捕。而此前的8月13日，“保护伞”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被“双规”的消息更是令人震惊。

　　发生在这个盛夏的打黑风暴告诉我们，在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我们看不见的真实世界———“黑金帝国”。它由黑社会的暴力手段维系，通常以“公司”的名义出现，伴随着重庆经济发展而壮大，渗透到经济命脉，威胁执政利益。

　　我们通过梳理重庆黑势力十年来的发展史，力图提供一个观察“黑金帝国”的秘密窗口。

　　草创时代 2000年以前

　　以2000年为节点，以“二王”为代表的重庆黑社会草创时代，伴随着重庆经济起步而发展。其盈利模式简单而相似：开设赌场兼放高利贷，隶属“黄、赌、毒”初级阶段。上世纪末，随着王渝男被判处无期徒刑、王平被通缉，标志着这个时代的终结。

　　黑团伙崛起

　　其盈利模式简单而相似

　　关于黑金帝国的形成，我们不妨从2000年开始论述。这一年，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正在部署全国范围内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国的官方语言和法律中，并没有“黑社会”，只有“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媒体上，学者们则开始忙着为中国是否存在“黑社会”争论不休。

　　对于远在西南边陲的重庆来说，答案却不言而喻。检方资料显示：早在1996年，一名名叫王渝男的公安子弟，就已经走上了他的“职业黑社会”生涯。1998年，他成立了重庆市长远实业有限公司，但这只是一个幌子，赌场是他唯一的收入来源。当时，在重庆市各大酒店以及璧山县白云湖度假村都有他的地下赌场，他还持有一批枪支弹药。到2000年10月，这个黑社会团伙已经发展到数十个成员。

　　重庆市主政者的目光此刻正盯在焦头烂额的经济上，刚刚直辖第三个年头，正是前总理朱镕基提出“三年国企脱困”目标的收官之年。83岁的重庆市市政府参事、市“十一五”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雷亨顺向南方都市报记者提供的一个说法称：当时的重庆市领导一致认为，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跑到北京，请求区别对待，遭到了拒绝。

　　但这次进京也不是没有收获，除了正常拨款，中央政府答应给重庆一笔“额外拨款”，并且持续了三年。

　　奇迹似乎真的发生了，2000年年初，离最后期限尚有数月，重庆市已经超额完成任务。对于沉疴难愈的重庆经济来说，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雷亨顺至今没有弄清楚这奇迹从何而来。因为，即便是上世纪90年代末，著名的重庆钢铁厂车间内，两台清代张之洞时期置办的蒸汽机，还在吭哧吭哧地运转。

　　奇迹还发生在王渝男身上，因为他的赌场从未被查封过。后来被称为“二王”之一的王平，也在此阶段迅速崛起，他赖以生存的手段，正是开设赌场。据核心人士称，王平起初只是王渝男的一个下属，职业是电影院送片员，后来自立门口，“二王”平起平坐。

　　经济的腾飞，衍生了更多黑社会团伙的存在，比如称霸永川多年的曾令文、杨天明、陈维强三大涉黑团伙。但其盈利模式简单而相似：在重庆各大酒店以及城乡接合地开设赌场，以骰子、金花等形式聚众赌博，从中抽成;也包括在赌场开设放高利贷一条龙服务。

　　散见于媒体报道中的警方说辞，这类犯罪的性质仍以“黑社会性质组织”定论。比如，彼时声名远播的“狠角”封曼，尽管属于公安部挂牌督办案件，并且“涉案170多件，涉案人员180余名;打伤当地无辜群众80多人，打死两人，涉嫌非法掠夺国家和他人财产近1.8亿元”，最终审判仍属“打黑除恶”范畴。

　　电影《大腕》里，几个黑衣人凶神恶煞要砸葛优的场子，葛优一拍桌子大喝道：“别跟我装黑社会，中国压根儿就没有黑社会!”观者哄堂大笑，却也是当时对于黑社会认知的真实写照。

　　“白云湖案”终结“二王”

　　后来的“江湖大佬”尚未登上舞台

　　“二王”时代，介于重庆直辖前后，在此阶段，与之相关的政法界人士有三类，由此构成了黑社会与保护伞之间最初的利益图谱。一位专门研究黑社会的学者认为，此时期“他们是由贪婪的官员、职业道德败坏者和下等痞子组成的乌合之众”。

　　稍早前的1992年，巴县公安局秘书股警员文强已经升任重庆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此后，他在副局长这个位置上做了16年。

　　文强与“二王”的交往，被更多说成是警察与线人的关系。在警界内部，培植秘密线人是破案途径，但行事低调。人们却看到，文强和王平在街头吃烧烤。在王平女儿的生日宴会上，文强曾很高调地公开亮相。有媒体援引某警察的描述：“他穿着一身黑，开着名车，带着几名警察做保镖，大摇大摆地就去了”。

　　1996年12月，重庆朝千隧道发生枪战，王平涉案，此后，警方虽严密布控，但王平还是得以逃脱，有消息认为，这与文强脱不了关系。警方于2001年发布的通缉令至今还悬挂在网上。这起案件中，王平的跟班，一个叫雷德明的“三进宫”的枪手，被判刑4年。

　　差不多在王平出逃后的同时期，王渝男在璧山县白云湖开设了一个有数十人参与、筹集赌资400多万元且以武装护赌的“百家乐”大赌场。其生财之道是：通过较大规模的聚众赌博，采取从中“抽头”、发放高利贷等手段，非法聚敛了大量钱财。同时，还通过贿赂等手段，腐蚀拉拢国家工作人员，为其组织及其成员的违法犯罪活动寻求非法保护。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重庆市检察院原副检察长郭宝云之子杨青川迷恋赌博后，在白云湖赌场借了数百万元的高利贷，不到一年，他欠下的赌债高达1000多万元。1999年，杨青川被王渝男等人追得四处逃命，最后被逼卖掉加油站产业还债。

　　为了帮儿子摆脱困境，郭宝云利用职务牟利近3000万元。而后东窗事发，她被判刑18年。这位从基层科员，依靠个人奋斗一步步做到重庆市副检察长的“女强人”，在60岁那年成为阶下囚，令人扼腕叹惜。

　　按照事后观点，王渝男的最后覆灭纯属偶然。2000年10月，一名查禁的警察，在白云湖赌场被枪杀，由此制造了震惊重庆的“白云湖案”。

　　该案牵出的保护伞，有原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总队长李虹、市局办公室副主任兼研究室主任龙蜀渝、市局水警总队政经保科科长汪德泉及原市公共安全专家局治安总队秘书科副科长李德华等人。

　　2002年12月，王渝男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之前10天，曾令文、杨天明两人分别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和死刑。此后一年宣判的封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牵涉到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竟有46人，其中包括处级以上干部25人。

　　“二王”的落幕，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也草草地预设了很多伏笔。对于重庆警方而言，这是一个好的时代，黑社会犯罪领域远没有接下来那么复杂和纠结。这一时期，后来的“江湖大佬”尚未登上舞台：陈明亮、马当、雷德明等人最大的生意是夜总会，岳宁刚刚回国并品位人生的第一次投资失败，陈坤志则被清除出公安局，而王天伦仍在乡下杀猪……

　　名震全国“张君案”也发生在此时，2000年9月，湖南省常德市持枪抢劫运钞车，枪杀7人，致伤5人，制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死伤人数最多的暴力抢劫特大案件，首犯张君终在重庆落马。历史是技艺精湛的编剧，文强由此迎来了他人生最辉煌的一瞬，9年后，曾显赫一时的“打黑英雄”却因“护黑”落马。

　　逐利时代 2000年-2007年

　　新时代降临，其混乱无序恰似分娩前的阵痛，重庆经济逐步走向辉煌，贫富差距遽然拉开。日后在重庆黑社会中不断发展壮大的首领们，差不多都在此时进入经济领域，传统黑社会与新型“公司”的出现，互为交织。整个社会都进入逐利时代，黑社会呈现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的局面。

　　“大佬”前传

　　陈明亮、黎强、龚刚模、马当们纷纷杀入经济领域

　　首先，这个时代展现出来的仍是一副好的前景：重庆市主政者终于不再战战兢兢地为经济基础而发愁，这个伴随着人类最恢弘的工程而生、又顺应了西部大开发潮流的年轻的直辖市，每一任领导都带来不同的人脉、资源和气场。数年来，其在山坡上建房、在长江上架桥，数目均为全国之最。

　　好的消息是，它纳入了中国式G D P突飞猛进的快车;坏的消息是，它发展得太快了，脆弱的车身似乎跟不上轮子飞驰的节奏。“西部大开发必然会出现新一轮的人财物大流动，社会管理、控制和防范机制跟不上，社会治安随之也将出现新的情况、新的特点”，现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总结。

　　比起“二王”时代深刻单调的乏味记忆，呈现在长江航运下属某服务公司员工马当面前的，却是一个眼花缭乱的创世纪。几年前，他还因为买卖电视机而两次获罪，最后一次被拘禁了一年，罪名是“投机倒把罪”。

　　在他当时的狱友看来，这个“绝对老实”的年轻人的人生是可以预测的：他会跟同时代的人一样，中年下岗，在时代的洪流中找不到方向;当两鬓挂白的时候，他会坐在茶馆里打几毛钱的麻将，然后老去。

　　他的新任女友把他带入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上述狱友，也是他后来生意上的合作者回忆，听说马当新女友的舅舅当时是重庆市检察院的高官，马当因此顺利从银行贷出了第一桶金，然后用这笔钱在朝天门买下了大正商场。后来，马当又贷款3亿元接手重庆大世界酒店，该酒店本是由港商建设，但港商撤资给了马当机会。随后，马当便组建了大正集团10多个全资企业。

　　这个时候，重庆长江仪表厂工人陈明亮，几经南下深圳后，不再折腾。在重庆，他回到了自己的老本行，创建了江州仪器仪表公司，专做热工仪表，为武钢、重钢等配套，挖到了第一桶金。而后，果断地转向，进入建筑材料行业。本次打黑中，却以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赌博罪、组织卖淫罪被逮捕。

　　至少现有的资料表明，在新时代来临之初，陈明亮虽有犯罪记录，但不是天生的黑社会成员，由其领导的黑社会组织尚未成型。比如，1998年9月，因陈明亮在宾馆的电子游戏厅被公安机关查处，他怀疑是被赵某举报，并以此为由，采取威胁、暴力殴打手段，敲诈赵某现金10万元。也是在1998年，陈明亮欠受害人周某装修费20万元，周某找他要钱，反被陈明亮打成轻伤。

　　也许龚刚模所处的“摩帮”的发展历史，最能解释重庆当时的经济环境。彼时，他是重庆市银钢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被称为摩托车行业中的销售奇才。作为三线建设制造基地的重庆，一批军品企业如嘉陵、建设、望江等转型生产民用摩托车，曾经给上述国有企业生产零件配套的小作坊，偷窃和挖走了国有企业的技术和人才，逐渐形成了带有浓重的“江湖”味道的“摩帮”。由此也潜伏着随时有可能爆发的行业危机。

　　同样是在这时候，文强的老乡，巴县某国企的临时工黎强也走出了高校食堂，开始涉足道路运输，逐步发展成拥有20多家子公司的渝强实业。

　　长期跟踪研究“黑社会”的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力认为，这时中国的黑社会已经成型，并出现初期繁荣。这种繁荣的时代背景是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和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此时，中国结束了普遍贫困的平均主义时代。汪力也曾亲身“卧底”，体察着一些人使用非法手段致富，城乡差距及行业差距日益扩大，人们心理上有了贫富悬殊的巨大落差。这样的时代背景，为处在底层的人们结成犯罪帮派，牟取非法利益提供了动因。

　　日后风光一时的江湖大佬们，虽在不同的领域在各自拼杀，但都由不同途径，通过不同手段，进入了经济领域。这是他们的黄金时代，他们开始更多的诉求，如同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所说：“在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后，黑社会组织往往不惜重金向政府机构渗透，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建立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寻求非法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