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信用的急剧紧缩与商品价格的大幅下降，中国海外资源投资在2009年的头几个月呈现了迅猛的增长。在能源上，中国在2月份与俄罗斯、委内瑞拉和巴西分别签署了总计超过410亿美元的“贷款换石油”协议；在矿产资源上，继2月12日中国铝业向世界矿业巨头力拓集团(Rio Tinto Group)注资195亿美元之后，五矿集团又打算以17亿美元全资收购澳大利亚矿业公司Oz Minerals（此收购已于3月27日被澳大利亚政府基于国家安全考虑予以驳回）。2月24日，湖南华菱钢铁又斥资7.7亿美元收购了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业公司Fortescue Metals Group16.5%的股份（此收购于3月30日获澳政府批准）。据报道，仅在今年2月份，中国的海外石油与矿产投资总额就高达630亿美元。根据研究公司Dealogic的统计，仅在2月的两个星期之内，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的投资总值就已超过211亿美元，相当于2008年中国全年对外投资总额的40％。外报称，中国在全球掀起了购物狂潮。

　　《卡内基中国透视》就这一趋势采访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能源与环境企划主任孔博与布鲁金斯学会的能源问题专家邓丽嘉(Erica Downs)，对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政策背景、未来趋势、国际影响与其所关联的气候变暖问题进行了探讨与分析。

　　投资海外资源机不可失？

　　孔博指出，中国石油企业在最近两年购买了大概有一百亿美元的海外石油资产；而从1991年到2006年的15年中，中国总共才购买三百亿美元的资产。“可见这两年增速确实很快。”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指导对外投资政策的改变，这仅仅是中国经济实力增长，以及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面对金融危机所提供的一些“契机”而做出的反应。

　　孔博说，“9·11和伊拉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的能源安全意识也逐渐加强。能源从一个单纯经济或行业的层面，上升到国家安全的政策层面。”“所以，已经不存在是否要‘走出去’的争议。”邓丽嘉也说，中国在投资海外的过程中受到的像中海油并购优尼科这样的挫折，使中国反思的是“走出去”的方法与战略，而非是否“走出去”本身这个命题。

　　“走出去”战略由来已久，且已被上升到“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的层面。它最早是由江泽民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江泽民说，“……我们不仅要积极吸引外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办厂，也要积极引导和组织国内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去投资办厂，利用当地的市场和资源。”“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加快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非洲、中东、中亚、南美等地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很大，资源丰富，我们应该抓紧时机打进去。要组织一批有条件的国有企业出去投资办厂。”

　　邓丽嘉认为，中国加快海外资源投资的趋势将持续下去。“金融危机使特别是资源市场成为买方市场。中国作为买家，现在正是购买海外资产的大好时机。”她认为，促使中国扩大海外资源投资的驱动力在短期内不会消失。

　　孔博同时也警告说，近两年中国石油公司在海外的大肆扩张并不代表海外石油投资的风险下降了。他列举的原因包括统计数据所显示的国际并购成功的比例并不高；风险勘测中所购的矿藏或油田可能并非物有所值；政治阻力所带来的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安全风险等。他还特别提到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后在当地的社会责任的问题。“中国到一些资源丰富但收入最不均、最贫穷的国家去，跟腐败的独裁的政府签订协议，当地老百姓得不到实际利益，中国又把自己的工人带去，当地不有逆反心理才怪。”正如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十一届全国人大湖南团全体会议上给盲目的海外并购泼的“冷水”一样：“海外并购难道仅是一个‘钱’的问题吗？你吃得下来？管得了它吗？”“ 希望大家考虑问题能更全面一些，在‘走出去’前要做非常深入的调查研究。”

　　国家与企业并举

　　在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过程中，政府与央企扮演着最主要的角色。孔博总结说，“有时候是企业打前哨，政府提供服务；有时候是政府打前哨，企业跟着去。”
　　前者即所谓企业并购，后者就是政府协议。

　　孔博把国家与企业在中国海外资源投资中的关系比作委托人与代理人(principal-agent)之间的关系。“国家是委托人；企业是代理人。”“中国主要的石油投资由三大巨头来做：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国家委托这三大企业解决能源安全问题，即保障在合理的价格范围内稳定的石油供应。以此为目的，国家扶持企业“走出去”。“手段之一即搞‘石油外交’。手段之二，就是在中国领导人拜访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之际，向这些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债务减免、基础设施项目的扶持和石油协议。这种方式被称作‘一揽子计划’(package deal)或‘整体的方式’(holistic approach)。”最近出现的“贷款换石油”协议也是这种形式之一。

　　孔博还提到国家与企业作为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矛盾。在实现“能源安全”这个共同目标的过程中，代理人会产生自己的利益。此外，由于石油公司对国际市场有着更多的实际经验，国家与企业在达成目标的途径和手段上也有着不同的认识。“有时候三大石油企业在海外竞争同一个项目，这也从侧面说明，企业是主角，政府的协调作用很低。”“三大石油公司的领导既要考虑企业的经济效益，又要考虑政治与社会影响。因此，不能把三大石油公司完全看作是市场动物，也不能完全看作是政治动物。”

　　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

　　两位专家一致认为，中国扩张海外资源投资，尤其在现阶段，向缺乏资金的企业注入资金，同时增加全球的能源供应，从总体上讲是一件好事，对所有人都有益。

　　然而，孔博还特别指出，如果被投资的国家恰恰是独裁、专制的、收入不均的国家，其政府并不具备处理石油财富的能力，中国的投资恐怕会加剧当地的腐败与环境污染等问题，即加剧“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因此，“当地百姓具体能得到多少好处，还取决于这些国家政府的能力。”“这种局面不是中国企业能够单方面改变的，但中国企业在当地应负起该付的社会责任。”

　　美国该不该担忧？

　　两位专家一致认为美国主流人士对中国扩张海外资源投资的忧虑越来越少。孔博分析道，首先，美国也明白，中国到条件艰苦、风险又高的国家去，结果超过85％的成品油还是卖到国际市场。“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的行为是在使整个蛋糕变大，并不是一个你多采一些我就少一些的零和游戏。”第二，“实践证明了中国在各个方面还是以中美关系的大局为重的。”“中国全部的石油利益远小于中美贸易的利益，因此，为石油而放弃中美关系，在中国方面是不可能的。”孔博还举了中石化去伊朗买油因为美国的反对而立刻低调下来的例子。第三，奥巴马政府在外交上的许多创意，使得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很多涉及第三方的可能的利益冲突也即而得到缓和。如美国与委内瑞拉关系的缓和，就使得中委石油协议在美国人的耳中不再那么刺耳。因为从现实的角度——美国有能力炼化委内瑞拉的重油，中国没有这种能力；委内瑞拉的油运到美国只需一天，而到中国要一个月——委内瑞拉的油就不可能只给中国不给美国，尤其在美国与委内瑞拉关系缓和的情况下。第四，“中美两国是世界能源的两个最大的消费国。确保国际能源市场的规范运作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讲，中美两国的利益越来越接近。中美两国在能源合作上也有着很大的扩展空间。”

　　但总体利益上的一致并不意味着没有挑战与摩擦。孔博例举了政治因素可能造成的摩擦，如中国与日本在东海、与美国在伊朗所可能产生的紧张局面。邓丽嘉则例举了对行业竞争公平性的忧虑。她谈到，中海油并购优尼科所引起的众多争议之一，是中海油当时得到了中国国有银行的超低利率的优惠贷款，而它的竞争者雪佛龙(Chevron)却没有这个优势。中国企业强大的政府背景有可能在未来的中国海外竞购中成为争议之一。

　　能源安全与应对气候变暖

　　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迅猛扩张会不会舒缓能源安全问题的紧迫性？中国能源安全状况的改善会不会导致政府放松应对气候变暖的措施力度？

　　孔博认为，中国能源安全状况还远不到可以放松的时候。一方面，“中国在以每年新增1400万城市人口的速度进行着城市化，而中国城市人所消耗的能源是农村人的三倍。”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每年要解决1700万新增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解决就业问题就要发展，发展就必然要消耗能源。”因此，中国的能源安全形势会越来越严峻。

　　孔博还表示，“即使石油安全情况改善，中国也不会放松在气候变暖方面的努力。”邓丽嘉也持同样的看法，“不管怎样，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暖的努力都会继续下去。”“奥巴马政府在与中国合作遏制气候变暖问题上也已经显示了很大的决心与动力。”

　　孔博最后补充到，“中国所面临的问题都是发展过程中阶段性的问题。这些同样的问题西方国家都曾经经历过。所不同的是，中国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所有问题，包括发展问题、现代化问题、气候变暖问题，能源安全问题等等，都集中到了一起。怎么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不使其他的问题复杂化，是中国目前最难的一个课题。”“中国政府的行政系统习惯纵向，但这些问题的综合解决需要不同部门横向的合作与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