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根据国家条件的不同，海外利益具有鲜明的层次性。本文通过对国外官方文件、智库报告的解读，对不同类型国家海外利益界定的层级差异进行了分析。这种差异，反映出各国对自身国家利益、国际定位的认识不同，根源则在于国家实力、国际化程度和对国际事务参与的深度和广度的级差。

关键词 海外利益 国家差异 国家战略

在全球化的今天，海外利益的实现与保护是摆在几乎任何一个国家面前的现实问题。中国的国际联系日益广泛而深入，海外利益与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目标的实现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如何有效促进和保护不断拓展的、巨大的海外利益，这是一个必须予以认真探讨的重大课题。

本文主要通过对国外各类法律文本、政府文件、智库报告的解读，依据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同位置作为界分国家对海外利益认定以及实现海外利益手段选择的标准，探究海外利益如何因国家实力地位的差别而具有不同的内容，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家维护海外利益的途径与手段的差异。

一、“海外利益”界定的国家差异

海外利益问题是全球化的产物，并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发展和变化。历史上看，海外利益问题源自海外商业拓展。对海外利益采取具有法律基础的有组织的保护措施，可远溯至2500 年前的古希腊时期。[1] 在经济、政治、文化逐渐实现跨国融合的漫长历史进程中，随着海外利益对整体国家利益的贡献逐渐加大，对海外利益的认识逐渐从局限于经济利益的“低政治”上升为国家核心利益的“高政治”，对海外利益保护的外交实践也从最初的民间自治行为发展成为官方外交的重要工作内容。今天的海外利益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外交或政治的概念，而是被承认为整体国家利益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并纳入了国家总体战略的视野。至于海外利益的具体界定和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各国之间则存在着明显差异。

对一些影响力基本限于地区内的国家来说，除了把对海外公民的安全保障置于其核心利益之外，对其它方面海外利益的追求在国家整体利益中则被排定在不那么优先的位置。在2007 年的《波兰共和国国家安全战略》中，除海外公民保护之外的波兰海外利益主要被界定为在重要国际组织中有效发挥作用，以及在多边合作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在这份文件中，“保持较强的国际地位和有效推进海外利益”仅处于按重要度排序的波兰国家利益中的最低一个层次，属于“其它较为重要的国家利益”。[2]

对于影响力可以达到区域之外或在国际关系某些领域能发挥特别重要作用的一些中等强国而言，其对海外利益的追求显得更有抱负和更为积极主动。1994 年2 月，加拿大外交部受权建立一项支持加拿大海外利益的资助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对加拿大国内外的特定机构、组织和个人提供一定资助，使之能从事一些对加拿大的外交和对外贸易产生明确的、立竿见影收益的活动。[3] 这主要指能使加拿大在其中发挥作用、影响甚至能改变其进程的国际性活动等。[4] 该计划所界定的加拿大对海外利益的追求，主要是强调对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和国家影响力的高效率发挥。

对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性大国而言，由于其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利益和影响遍及全球，其对海外利益的追求必然也是全方位、立体化的。大国为维护这种无处不在的海外利益，所采取的手段也不再局限于个案式的方法，而是强调对国际体系、国际制度、国际规范的塑造、引导与维护。以英国为例，尽管帝国风光不再，但其对海外利益的追求却仍然是与其塑造、护持自己以前所创建的国际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维持英国作为全球商人的地位，保持对海外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联系及尽力承担相应义务，继续通过媒体和提供贷款与援助的方式来追求软实力，保持仅次于美、俄的强大国际情报搜集能力等。[5]

当然，要观察一个真正全球性大国的海外利益界定，没有比美国更为典型的样本了。早在1996 年，美国传统基金会会长佛纳（Edwin J. Feulner）即将保卫美国国家安全、避免其它强国威胁美国存在有重大战略利益的地区、坚持自由贸易体系、保护本国公民的安全和利益不受恐怖主义和其它国际犯罪活动之扰、保证对海外资源的自由获取列为对美国而言最为重要的“生死攸关的”（Vital）利益。[6] 1997 年，时任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的休斯（Patrick M. Hughes）中将在对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所做的陈述中列举了几种对美国生死攸关（Vital）利益的主要外部威胁：对美国理念、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敌视；拒绝美国进入重要的资源和市场；在美国有至关重要利益的地区出现不稳定局势；出现能损害美国超强军事能力的外国军事力量。[7] 2000年，赖斯（Condoleezza Rice）撰文指出：美国外交政策应重新聚集于国家利益，其主要任务应包括：确保美国军事力量能充分展示威慑、阻止战争、赢得战争，以有力保卫国家利益；通过自由贸易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来促进经济增长和政治开放；加强和那些与美国有共同价值观的盟友的紧密关系，使之共同承担促进和平、繁荣与自由的责任；集中美国的外交资源全面发展与那些能塑造国际体系的大国的关系；应对流氓国家和不友好国家的威胁。[8]

通过对各国官方文件的考察可以发现，不同类型国家对海外利益的界定呈现出一种类似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的层级关系。这种差异，反映出各国对自身国家利益、国际定位的认识不同，根源则在于国家实力、国际化程度和对国际事务参与深度和广度的级差。保障海外公民、驻外机构与组织等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是各国都普遍认同的最为基本和最重要的海外利益；促进并保护对外贸易与投资，通过国际经济活动推动本国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全球化时代越来越多国家努力追求的海外利益；力图塑造对本国有利的国际制度、国际体系并谋求其主导权，甚至追求在更大范围内的国际社会领导地位，则是只有大国才愿意并能够竞逐的海外利益了。2007 年《波兰共和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一句话点中了海外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层次关系的要害：在国外行动的效率依赖于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质量。[9] 这可以理解为，各国对海外利益的界定和为之设定的国家战略，根植于国家实力水平和国内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及与之相关的诸项制度的完善。

二、海外利益及其保护的主要内容

第一，保护海外公民安全与合法权益。

对海外公民（包括法人，下同）提供保护，使其免受各种不法侵害并在其合法权益受到威胁时提供帮助，是政府不容推辞的基本责任。这种责任不仅源于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社会契约关系，而且也在于公民安全本身即属于在国家利益中位于最高层次的安全利益。实际上，在各国有关国家战略、国家利益或海外利益的表述中，公民包括海外公民的安全总是处于最重要位置。如，波兰政府明确把保护海外波兰人的安全和提供必要帮助纳入国家战略目标之中；[10] 法国国防部把全体公民也包括海外公民的安全列为需要保卫的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之一；[11] 各国的外交部门通常也都是把对海外公民的保护规定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内容。[12]

在当代，对于海外公民安全的最严重威胁，无疑来自于全球无处不在的恐怖主义袭击。早在“9·11”事件发生之前的2001 年3 月，时任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的威尔逊（ThomasWilson.）海军中将即在对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所做的陈述中说：恐怖主义是未来对美国全球利益最直接的长期威胁之一。[13] 同为大国的英国也把恐怖主义视为对其海外公民和海外利益的重大威胁。[14] 在通常的认识中，恐怖主义勃兴似乎是冷战结束的伴生物。但对大国而言，则未必如此。2001 年兰德公司提交给美国众议院小组委员会的一份题为《保卫美国海外利益：公民、商业和非政府组织》的报告称，三十余年来针对美国及其公民的恐怖袭击总是大大高于对其它国家。[15] 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的证词也指出，美国在国际恐怖主义袭击目标排行榜上总是遥遥领先。[16] 海外美国人成为恐怖袭击主要目标，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作为一个仅存的超级大国，其商业利益和大量军事基地在全球的广泛分布造成的。[17] 但仅停留在这个层面来解释是不够的，因为这在逻辑上只是把美国人易受袭击归结为小概率事件在大样本条件下的显性表示。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进一步指出，恐怖袭击活动的频发，根本原因在于身为大国对国际事务的牵涉不可避免地会招致“憎恨与恐惧”。这是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美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18] 2008 年11 月中国人质在苏丹遇害事件发生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称“随着中国的崛起，它对伴随着超级大国的风险的理解可能尚有待提高”，实际也同样表达了类似的观点。[19]

近年来，大量没有政治背景、到海外旅行、定居和工作的平民越来越多地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20] 有研究认为，这是由于反恐力度和手段的强化使政治和军事色彩较浓的“硬目标”越来越不易下手，而平民等“软目标”对恐怖分子而言则更为可得。[21] 这揭示了一个巨大危险：恐怖主义袭击的目标将会愈加非政治化，恐怖威胁正向着毫无防护能力的平民在更大范围地扩散。这也意味着政府更需要加强对海外公民安全保护的责任意识和有效措施。

第二，海外经济利益保护及其国家差异。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相互依赖有了实在的经济基础。所谓国界，已超出地理意义上的国境线，存在于资本、生产、技术、原材料和市场能对其经济福利有所贡献之处，[22] 从而使海外经济利益实实在在地成为国家发展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海外经济利益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在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23] 特别在战后贸易自由化与保护主义交织斗争的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对海外商业拓展发挥出了独特作用。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国际经济环境，使得在国际经济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对外贸易与直接投资的不断发展所引致的海外经济利益保护问题日益复杂化。首先，对外贸易与直接投资可能遭受东道国国内各种社会风险的威胁。战后以来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风险，常见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通常而言，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较差，政府管理不完善，社会安全性较低。[24] 其次，贸易与投资起到了要素流动的效果，会改变东道国国内的要素价格对比，[25] 从而改变其国内利益分配格局，其结果往往引起东道国某些利益集团推动本国政府采用扭曲资源最优配置的恶性竞争或不公平竞争手段，来直接或间接地损害跨国公司的经济利益和投资国的国家利益。[26] 更为严重的是，在当代，对外投资与贸易往往并不是单纯的社会或经济问题。由于海外经济利益如此重大，使得政府有很强的动机给予高度关注，并予以保护和促进，甚至越来越深地介入到企业海外商业活动的决策中去。[27] 国际商业活动中的政治影响和政治考量逐渐加大，其行为和目的被逐渐严重政治化。当跨国经济交易越来越被当作是发展其它关系或实现其它目的的一个杠杆时，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目标就可能形成尖锐冲突，东道国和投资国之间也就容易发生外交纠纷。[28]

对政府而言，对海外经济利益的实现与保护通常都抱有极大的兴趣与热情，但不同类型的国家对于海外经济利益的定义和所采取的保护手段也是有很大差异的。大体来看，对国际经济参与程度相对有限、经验也不够成熟的国家，通常会采取较微观、较直接、面向企业的手段来促进其海外经济利益。如2004 年俄罗斯副外长杰尼索夫（Andrei Denisov）就极为直白地声称“俄罗斯外交部和经济发展部的任务就是要充当推进俄罗斯海外经济利益的急先锋”，甚至说，俄罗斯政府在国内市场上要奉行自由竞争原则，而在国外市场上，则要表现得像个忠实的中央集权统制经济主义者，以坚决手段维护俄罗斯企业和出口商的利益。[29] 对于海外经济利益在国家整体经济中占有更重要地位、对国际经济事务参与更多、处理也更为成熟的国家（通常也大多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通常避免政府对促进海外经济利益的微观活动的直接介入，而是一方面强调保护责任、避免损害，如瑞士联邦宪法赋予的五项外交政策目标之一仅是“保护”海外经济利益，而不是“促进”；[30] 另一方面则强调对国际经济运行环境的塑造与维护，如德国外交部对于海外经济利益的保护与促进着眼于“改善对外贸易的框架条件”。[31]

美国对于海外经济利益的维护和促进，基本不表现为对具体利益目标的追求，而是鲜明体现在其对国际经济体系的推行和维护，并谋求取得在其中的领导地位。如在权威的2000年《美国的国家利益》报告中，把“保证全球主要体系（贸易、金融市场、能源供应和环境）的活力和稳定”视为对美国最重要的“生死攸关”（Vital）利益之一。[32] 战后以来，美国一直充当多边贸易体系的领袖。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经济体系，为美国企业、劳动力进入新兴市场“平整了竞技场”，在GATT 和WTO 谈判中建立了可靠同盟以抗衡其它外国竞争者。[33]

更具战略意义的是，美国通常利用其所掌握的国际经济体系推行其政治与外交目标。小布什2003 年在南加州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称：自由市场和贸易将帮助各国人民战胜贫穷，教会人民习惯于自由。[34] 在恐怖主义肆虐的背景下，推行自由贸易也被赋予了反恐的重任。美国学者迈尔斯（Marc A. Miles）撰文称：自由贸易可使商品在全球市场上最有竞争力的地方生产，该国人民的生产率就会提高，随之生活水平相应提升。这就导致出现了新的外国利益相关者，减少了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也可以减少对美国的非法移民。[35] 无怪乎2002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在国家安全战略考虑中处于优先地位。[36] 在更为深远的作用上，“自由贸易政策是保持美国在世界上领导地位的关键部分”。[37] 通过建立和掌握推行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制度和观念的国际经济体系，美国在向世界经济提供保障稳定与增长的公共产品的同时，自身的“世界领袖”的地位和作用也通过体系得到强化。

第三，谋求和保护对本国有利的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并争取在其中的主导权。

对国际经济体系主导权的追求，表明国际规范、国际制度是一种对一国特别是大国而言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海外利益。

二战之后，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对于国家间关系的塑造作用愈为重要，外交行动要更多地考虑多边或曰全球集体行动框架可能产生的约束。无论对自由国际主义之类有多少批评，以双边、多边协商及参与国际组织的形式来开展外交活动、谋求海外利益已成为国际关系中不易逆转的潮流。即便对实力强劲的大国，也不能罔顾国际制度的力量。如有研究指出，二战以后，英国的许多帝国利益是在新的、国际化程度更高的国际组织旗号下来追求的，如英联邦、主要的国际金融机构、北约、联合国，以及近年来的欧盟。[38]

事实上，多数国际制度的确立及重要的国际组织正是大国竞逐和谋求实现自身海外利益的产物。战后以来，美国在外交方面的突出特色之一是通过一系列多边安排、国际体系以及主要国际组织并努力谋求在其中的主导权、即注重利用国际制度来维护自身利益。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K. Albright）曾说：多边行动不会以任何方式损害美国采取单边行动以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相反，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多边行动是我们满足自身利益的有效补充手段。”[39] 在美国看来，通过建立某种国际制度来实现自身的外交目标是非常有效率的。1996 年美国重要外交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作为仅存的超级大国，美国拥有其它国家都不可能有的机会（用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的话说：是“前所未有的重塑世界的机会”。[40]），但国际制度、国际组织的作用仍不可或缺。该报告极力强调联合国对维护美国利益的重要性。特别指出：冷战的结束，使联合国能更好地为美国利益服务。通过联合国框架，提供了外交磋商的机会，可形成一个各国共同遵守的规范，通过安理会的决议获得其它国家的服从，加强美国行动的合法性，这些对于美国利益都至为重要。虽然并非联合国的每个决定都是美国喜欢的，但总体上，所得大于所失。[41] 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于1996 年在否决《1995 年美国海外利益法案》（American Overseas InterestsAct of 1995，编号H.R.1561）的信中亦称，该法案限制了美国参与国际组织、特别是参与联合国的能力，从而构成该法案不可接受的重要理由之一。[42]

不仅是联合国、北约这些主要的政治类国际组织，战后以来美国塑造国际体系并试图对之取得控制力的努力全面覆盖了各类重要国际组织，以为自身谋取利益。如对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美国通过对IMF 决策程序的控制和利用对IMF 的影响来追求美国的金融与外交目标。IMF 经常提供大笔贷款给作为美国商业银行老客户的国家，以及与美国有紧密伙伴关系的国家，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为美国外交利益服务。[43] 至于国际经济体系“三驾马车”中的另一国际组织——世界银行，1982 年美国财政部的一份报告说，该组织通常都会对美国的友好国家发放条件优惠的贷款，以服务于美国的外交和经济利益。[44]

如果美国不能有效地控制某种国际机制以实现自身目的，它将对之予以坚决抵制。如美国曾在1984～2003 年间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抗议其“预算管理不善和激进政策”，真实原因则是因为该组织没有如美国所愿在其它国家积极推行“民主与媒体自由化”。[45] 正如奥尔布赖特声称，美国应当积极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但底线是要由美国引导全球化而不是让全球化引导美国。[46] 更为直白的表述则是：“美国参与国际谈判和国际机构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诸如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北约等都是保持全球稳定与合作的重要工具。……美国绝不会采取使其国家利益屈从于国际组织或其它国家的政策。” [47]

三、维护与实现海外利益的途径、手段

第一，国际法赋予的外交工具。

一国政府在本国海外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不公正待遇时，理应行使给予保护的责任。这种责任观念早在18 世纪即为法学家瓦泰尔（Emerich de Vattel）在其经典著作中提出，[48] 并一直被后来的国际法惯例所坚持。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一国以外交行动和其它和平方式对本国自然人和法人提供外交保护，是被联合国文件所肯定的符合国际法的权力。[49]

需指明的是，对海外公民保护的主要工作内容绝不仅是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事实上更多的内容是日常性、民事性的，如向因疾病和法律问题遭遇麻烦的海外公民提供及时帮助。并且，当代外交服务的特点表现为全程服务，即不仅是在出境后，而且延伸为在出境前即对公民提供详细的指导，如对将出境公民进行在规避冲突、自我保护、寻求领事保护等方面的教育。除应对个案外，还要在海外公民遭遇自然灾害和政治动乱时提供面向群体的紧急援助。如英国外交部在伦敦、香港和美国部署了快速反应小组，以便在危机发生时提供支持。[50]第二，通过运用国际制度工具来维护自身海外利益。

国际社会中的国家间互动是信息高度不对称的过程，极易引发各种“道德风险”行为。国际制度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建立明确的行为规范，减少对预期的不确定性，降低国家间博弈的交易成本。同时，被普遍接受的国际制度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性质，其外部性对参与其中的国家的收益有直接作用。如，“9·11”之后，美国一直鼓励中亚各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支持它们参与欧安组织、北约和其它西方组织。美国政府强调，把这些国家拉进国际社会，可使他们遵从负责任的安全和其它政策，以阻止仇外情绪、原教旨主义和反西方主义等威胁和平与稳定的情绪的增长，这些都直接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51]

对国际制度、国际规范的理解，不限于器物层面的国际组织，还包括结构意义上的国际体系，以及观念层面的国际认同等。英国政府2006 年《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报告指出：“反恐需要国际组织的合作，如欧盟和联合国”，此外，“英国政府相信对国际法和人权标准的尊重是反恐行动成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国际上设法改善各国政府治理和提高人权水平是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努力的关键因素”。[52] 价值观的成功推行需要国家具有某种意识形态输出力量，以实现按自己的面貌塑造别国、形成认同。2003 年，小布什在一次演讲中称：“我们将运用我们的影响和理想来取代中东地区旧的怨恨，使之产生新希望”，“中东地区自由与和平的进展将纾缓困难并使我们更安全”，“我们支持中东地区的自由和进步，因为它是我们的既有原则，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53] 本质的问题正如美国外交政策专家赫尔姆斯（Kim R. Holmes）所揭示的：意识形态输出并不能完全覆盖美国利益。关键是要把推行输出民主放在整个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来考虑，支持向海外推行民主应该是美国外交战略的一部分，其本身并不是终极目标。“把民主当作美国外交政策装饰品的看法普遍存在于美国政界人士中，无分左右”，“简单地说，我们应该在符合我们利益的时候才支持民主。” [54]

第三，承担和履行必要的国际责任，换取海外利益的实现。

美国争取盟友的手段绝不仅是推行国际规范、输出价值观，它同时也要使用更为实惠的手段，如大力给予各种物质援助。1992～2004 财年，美国对中亚国家的援助总计占到对整个欧亚国家援助的13％，反映了该地区在“9·11”之前不那么重要的地位。而在阿富汗战争期间，2002 财年内对该地区国家给予的援助即飙升至对整个欧亚国家援助的25％。实际上，美国一直是通过双边和多边援助项目，来支持使中亚国家“融入国际社会”和加入国际组织的目标的。[55] 进入新千年后，西方国家对非洲的外交拓展也是以外援为开路先锋的。[56]在一个国际关系体系中，即便是在一个小型的多国体系中，领袖国家不能推卸的责任是要对整个体系和其它成员国提供公共产品和直接物质支持，以此才能维持其领导力。最为常见的国际责任就是提供对外援助，如克林顿政府就声称外援有助于支持美国海外利益，使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对受援国家的影响力，这些国家因而会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57] 对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援助国美国而言，其对外援助要实现5 个目标：和平与安全；公正、民主的政府治理；改善民生；经济增长；人道主义援助。虽未明言，但毫无疑问，美国对外援助就是要换取外国对美国的政治支持。[58] 在外援内容上，与推行国际规范的目标相一致，近年来美国越来越重视发展援助，利用援助鼓励受援国的经济自由和法制建设，[59] 促使受援国建立起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以期最终使美国收到经济和安全利益。[60] 总而言之，美国的对外援助致力于使自身收到政治上得到支持、经济上有所回报、安全上加强保障的效果。

第四，以军事手段为保护海外利益的坚强后盾。

既然承认安全是国家利益和海外利益最重要、最基本的目标，诸多手段也为之服务，则在安全保障方面最为有力的亦非军事手段莫数。事实上，无论何种海外利益，其实现与保护都需要强有力的军事手段担当最后保障。

即使如波兰这样的地区性国家，为应对各种对其国家和公民安全的威胁，也提出其军队应该具有海外行动的能力，[61] 包括直接向海外派兵提供保护。[62] 对海外利益更为丰富和复杂的大国而言，军事手段更是不可缺少的。英国《2007 年度政府改革报告》把国防部的工作和军事开支视为维护其全球利益的重要支柱。[63] 对于更为上层的海外经济利益，海外军事力量的存在对当地投资和商人而言更是起到了“隐形保险”的作用。[64]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写到：“离开了看不见的拳头，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就不会起作用了。看不见的拳头可以使美国硅谷技术得以发挥作用的世界更加安全，而这只拳头就是美国军队。”[65] 奥尔布赖特在其提交给美国国会的文件中明确指出，作为全球性大国，美国应使用军事力量来保卫和推进其在世界各地的利益和外交政策。[66] 更进一步，在美国看来，维持强大军事力量与其承担世界领袖的责任是密不可分的关系。[67]

大国由于深涉国际事务，其海外利益所受到的各种威胁也是遍及全球的，且在许多时候这些威胁的复杂与严重程度是很难用非军事手段解决的，或即使可解决也需付出极大成本。在某些情况下军事手段的有条件使用，不仅能够以相对较低代价解决危机，而且其产生的威慑作用经常抑制了更多威胁的出现。更深入地思考，采用军事手段保卫海外利益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与国家实力和外交成熟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对大国而言，这最终是难以回避的问题。

结 语

对于海外利益内涵以及实现与保护海外利益的途径与手段的界定，始终受到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的制约，同时也不可能脱离该国家的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全球化浪潮推动世界融合的后果之一就是模糊了国内国外问题的界限，[68] 这就使得大国对海外利益的观察也必须放在国家整体战略的视野之内。对于中国这样处于转型期的崛起中的发展中大国，海外利益的重要意义正在于它对于整体国家利益而言，已成为分量上举足轻重、结构上无法切割的部分。如何制定与调整有针对性的国家战略，以实现和保护处于不断动态变化中的海外利益，满足中国国际地位变迁的需要，已是一个迫在眉睫并将使我们为之付出长期努力的重要问题。

注释：

[1] Graham H Stuart. American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Practice,New York: D. Appleton-Century Co., 1936. p. 23.

[2] [9] [10] [62]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2007.

[3] The Office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DFAIT) of Canada, Audit of the Canadian Interests Abroad Contribution Program. September 2002.

[4] Evaluation Division of the Office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DFAIT of Canada), Support to Canadian Interests Abroad Class of Contributions Operational Review Final Report. June 2005.

[5] Ashley Jackson. “Empire and Beyond: The Pursuit of Overseas National Interests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December 2007. CXXII (499). pp. 1350-1366.

[6] Edwin J. Feulner.“What Are America's Vital Interests?”, Heritage Lecture #557. February 6, 1996.

[7] Patrick M. Hughes. “Global Threats And Challenge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Interests Abroad”, Statement For The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5 February 1997.

[8] Condoleezza Rice.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Jan/Feb2000, Vol. 79 Issue 1.

[11] France’s strategic goals. from the website of French Department of Defence.

[12] 举例如：Task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from the website of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13] Thomas R. Wilson. “Global Threats and Challenges Through 2015”, Statement for the Record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8 March 2001.

[14] http://www.mi5.gov.uk/output/Page550.html

[15] Bruce Hoffman. “Protecting American Interests Abroad: U.S. Citizens, Businesse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Rand Corporation. CT-176. April 3, 2001.

[16] George J. Tenet, “Worldwide Threat 2001: National Security in a Changing World”, 7 February 2001.

[17] Bruce Hoffman. “Chapter Two: Terrorism Trends and Prospects”, in Ian O. Lesser et al. Countering the New Terrorism. Rand Corporation. 1999.

[18] Gerard Chaliand. “Preface’ to Bruce Hoffman, Le Mecanique terroriste (Paris: Calmann-Levy, 1999), p. 9. quoted from Bruce Hoffman. “Protecting American Interests Abroad”, p. 6.

[19] “There be dragons”, London: The Economist. Nov 8, 2008. Vol. 389, Iss. 8605.

[20] RAND Advisory Panel. Assessing the Threat. 15 December 1999.

[21] Countering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The United Kingdom’s Strategy, London: TSO. 2006.

[22] R. Leider. “An old strategist speaks to the young”, Military Review. Vol. 54 issue 3. 1973. quoted from Benoit Otis Brookens. “Diplomatic Protection of Foreign Economic Interests”,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Vol. 20, No. 1 (Feb., 1978), pp. 37 -67.

[23] Edwin J. Feulner, John C. Hulsman & Brett D. Schaefer. “Free Trade by Any Means: How the Global Free Trade Alliance Enhances America’s Overall Trading Strategy”, Heritage Foundation Backgrounder. No. 1786. August 10, 2004. Robert B. Zoellick. “The President’s Trade Policy Agenda”, in. 2004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03 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Trade Agreements Program. 2004. Sara J. Fitzgerald. “Trade Policy: Promoting Prosperity at Home and Abroad”, Agenda 2003: Shaping America’s Future.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2003.

[24] Jim Nicho. “Central Asia: Regional Developme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rests”, CRS Issue Brief for Congress. Order Code: IB93108. December 1, 2005.

[25] The Stopler-Samuelson Theorom. (see Wolfgang Stolper and Paul A. Samuelson. “Protection and Real Wag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9 Issue1. 1941.)

[26] [28] Simon Webley. “American Multinationals and American Interests” (Book Review),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6. Issue 2 .1980.

[27] Richard D. Robinson. “Background Concepts and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from World War II to the Pres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12, No. 1, 1981, pp. 13-21.

[29] Andrei Denisov. “How the MFA Promotes Russian Business Interests Abroad”,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scow: Aug 2004. Vol. 50, Iss. 4

[30] The FDFA. http://www.eda.admin.ch/eda/en/home/dfa/policy.html

[31] “Tasks of the Foreign Service”, from the website of The Federal Foreign Office of Germany.

[32] 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July 2000.

[33] Jeffrey J. Schott. “Assessing US FTA Policy”, in Jeffrey J. Schott (ed.). Free Trade Agreements: US Strategies and Priorities. Peterson Institute. 2004. pp. 359-363.

[34] [53]George W. Bush. “Commencement Address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in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May 9, 2003”, Weekly Compilation of Presidential Documents; 5/12/2003, Vol. 39 Issue 19.

[35] Marc A. Miles. “Promoting Economic Freedom Through Global Free Trade”, in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Mandate for leadership: Principles to Limit Government, Expand Freedom, and Strengthen America..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