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985年，任仲夷在广东担任省委书记，硬是把广东的改革开放搞成了全国的“排头兵”。他以敢谏敢言著称，是中共内部力主政治改革的高级官员。1985年他成为中顾委委员之后，仍不遗余力地向中央表达自己的想法，他有许多非常尖锐的观点。

　　任仲夷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必然要求,任何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是硬道理,硬发展就没道理。体制不理顺,终究会出大问题。什么叫协调发展？我的理解是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相适应。两者即使不能同步,政治改革也不能过于滞后。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经过20多年的改革,经济基础很大程度上已经市场化了,而政治体制还是计划经济时那一套,因此实现“计划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是当务之急。

　　当前的政治改革体制严重滞后,是当今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所在，是国家最大的不安定因素。邓小平在他一生最辉煌的18年中,在中国造就了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但也留给了我们一个尚未解决的贫富悬殊问题,一个未能彻底解决的腐败问题。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改革滞后。政治改革可以走得稳当一点,但不能拖延。中央有同志在国外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是同步进行的。”这个判断我不敢苟同，要有勇气承认已经滞后。

　　任仲夷还多次表述过这样的观点：目前的体制,最大的弊端就是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这是当前腐败蔓延的根本原因。这种体制下,清官很容易变成污吏,好人变成坏人。我们现在是自己监督自己,如同用自己的左手来监督右手,是远远不够的。同一身体、同一体制、同一利益,谈何监督?吴南生说：“这种体制,鬼都会腐败。”我认为他说得有道理。（吴南生系任仲夷老友,原广东省委书记,深圳特区第一任市委书记、市长）

　　任仲夷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宜早不宜迟，早改要比迟改好,主动改要比被动改好。政治体制必须从根本上、体制上去理顺,切忌用高压政策压住、捂住,否则终究会因为一件小事,引发积压已久的社会矛盾,后果不堪设想。稳定压倒一切没错，但稳定是动态的稳定,只能用改革来求稳定、促稳定，舍掉改革来求稳定,那是缘木求鱼。一味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其结果是一切都被稳定压倒。

　　政治体制改革最需要的是勇气，过政治改革这一关，要横下一条心,杀出一条血路来。小平同志南巡时就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谁敢说这样的话？经济改革要有这样的勇气,政治改革更要有这样的勇气。政治体制改革是得民心、顺民意的好事,会得到中国多数人的拥护,有这样的民意基础,我认为改革不会乱。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任仲夷的回答非常干脆:民主。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民主政体,这是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回答黄炎培问话时的承诺，这是中国共产党还未完成的历史任务。任仲夷认为民主有以下共性:

　　第一，主权在民,由民作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是“由民作主”，而不是“为民作主”,权为民所授,要保证人民有权选举官员、罢免官员、监督官员,各级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上司负责。普选没什么不好,只不过是时机还不成熟而已,小平同志不是说了吗,五十年后中国也可以搞普选。

　　第二，多数决定,保护少数。民主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但同时要保护少数,防止“民主暴政”,因为多数的意见不一定都是对的。服从多数与保护少数是互相依存、相辅相成的两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在行动上必须按照多数人通过的决定办事；另一方面,应当保护少数人,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能对他们歧视和排斥,更不能扣上“敌对”的帽子进行打击。

　　第三，权力制衡,互相监督。主张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也可以参考和借鉴。“三权分立”的本质和里面的科学成分，就是权力制衡。在和平环境下,对人民造成伤害的，不是杀人的强盗,也非不可抗拒的天灾,而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对待西方民主制度，我们不需要照搬,也照搬不了,但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原则，恐怕不能违背。

　　第四，竞争政治,优胜劣汰。毛泽东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是真理。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常识,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垄断必然带来腐败。政治上有竞争,执政者就不得不为民办事,不得不当人民公仆。不然你就会下岗,淘汰你,这是保持先进性最好的机制。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绝对的权力就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千古不易的道理。过去我们搞计划经济,谈不上竞争,结果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我们一搞市场经济,经济立马上去,为什么？就是有了竞争。经济上需要竞争,政治上也需要竞争。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有的提法很好:“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人民选择的结果。”

　　第五，依法治国,保护人权。依法治国,只有一条,不管是谁,大小官员,平头百姓都得遵守法律,谁违反了,都要依法制裁。保护人权是民主制度的标志,没有人权保护就没有民主。言论自由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什么叫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就是“人人都说话,大家有饭吃。”言论自由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非常重要,你想想,一个人不犯错误可能吗？重要的是能及时把错误公开,接受监督从而改正错误。我们国家如果真正做到了言论自由,就不可能发生“反右”、“大跃进”、“文革”这样的人间悲剧。现在有人一提言论自由，就说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就是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其实这些人是无知。只要读过马克思著作的就知道,第一卷第一篇就是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通篇都体现了言论自由精神。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中国公民的权利,现在关键是要遵守宪法,落实宪法。

　　当然,中国实现民主是一条漫长的路,要一步步来,但目标要清楚,尤其是官员,头脑要清醒,心中要有数。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选择一条怎样的道路？任仲夷的答案非常明确：走改良主义道路,要改良,不要流血的革命。2005年11月份在他去世之前，还在对他身边的人说：“我是一个坚定的改良主义者!”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民主化，只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改良,这是改革成本最小的选择。从这个角度讲,邓小平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五十年不变也是有道理的。任仲夷的改良主义思想,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观点：

　　第一，只有改良式改革，才能救中国。中国既要发展又不能乱，唯一出路就是把改革进行到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如果我们不深化改革,矛盾将越积越多,以致积重难返,后果不堪设想。我不赞成老百姓造反,因为造反是没秩序的,必然造成生产力的大倒退,这是全民族的灾难。但如果固步自封、不思改革、积压矛盾,就会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第二，循序渐进,依法实施。政治改革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一步步推开,一步步扩大,一步步深化,不能没有章法地一哄而起。不能指望一个早上就解决所有问题,不能急躁冒进。

　　第三，中国共产党应该抓住改革的主动权。共产党应该在它还能基本控制局面的时候,在软力量和硬力量都相对强大的时候,与时俱进,主动地改,积极地改,及时地向民意妥协让步,才能掌握改革和社会发展的主动权,才能获得新生。只能用改革的办法，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用民主、法治的办法，去解决非民主、非法治的东西,大家都去当“绿林好汉”，是完全没有任何出路的。

　　第四，政治改革的最佳途径就是“有序改良、和平转制”。前怕狼后怕虎、优柔寡断、停滞不前,将错失改革良机。如果体制外改革的力量，超过体制内改革的力量；民间的力量，超过政府的力量；下层的力量，超过上层的力量；激进的力量，超过理性的力量，将会酿成暴力革命。政治体制改革是利益的调整,有时候矛盾可能会很尖锐,但是无论多尖锐,都要坚持非暴力。要汲取“文革”教训,社会不能乱,一旦天下大乱,什么都谈不上。政府要尽快公开改革承诺，只有先亮出底牌，人民才知道你要干什么，要大造改革舆论，别把一切蒙在鼓里。

　　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应该采用怎样的策略、步骤、方法和措施？任仲夷有如下主张：

　　第一,大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政治体制改革要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东西。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也是经过长期摸索，经历了无数次失败走过来的，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不能什么东西都一棍子打死。简单地用“西化”、“自由化”这些帽子整人，是不应该的，难以服人。马克思是哪里人？科技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我们的衣食住行有多少是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自由有什么不好？马克思不是说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吗？现在西方人认为共产党不让人自由,这不对,当初我们共产党闹革命，就是为老百姓争自由，要民主。当初我参加革命，也就是为了这个。

　　第二,开放言论,集思广益。开放媒体和言论，既是政治改革的先声,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个步骤应该先行。政治改革涉及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涉及每个人的利益,必须让每个公民参与,不能搞黑箱操作、闭门造车。我们对于意识形态的管理，远没有做到与时俱进,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时代那一套。八十年代,报纸和传媒还是很活跃公开的,谈政治改革不像今天那样敏感,是可以公开讨论的。而现在,往往是有一点出格的言论,就禁书、封报、拦网。这是解放思想还是禁锢思想？是启蒙还是愚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个政党、一个领导人,如果听不到批评的声音,是很危险的。小平同志就说:“革命政党最怕听不见人民的声音；最怕鸦雀无声。”况且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都写进了宪法,是公民应该享受的基本权利。中央不是反复强调要依法治国、保障人权吗？对媒体言论进行审查，就不是依法治国，更不是保护人权。靠枪杆子和笔杆子统治的社会，绝不是民主的社会,也不是长治久安的社会。

　　第三,透明公开,阳光政治。政治公开化、透明化，不是西方政府的专利，我们也可以搞。政务透明公开，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完全是中性的，我们可以搬过来用。在互联网时代,信息铺天盖地，你栏网拦得了一时，拦不了一世。10年后，50年后，甚至100年后，政府所干的一切事情，还是会公之于世。

　　第四,办一块“试验田”,搞一个政治特区。经济体制改革可以搞“特区”，政治体制改革同样可以搞“特区”。从“试验田”开始，在某一个地区、某一个领域先搞试验,取得经验,然后推广。比如能不能选一个县、一个地级市，甚至一个省,办一个“政治特区”,搞民主选举。就是试验失败了也不要紧。失败是成功之母。只要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搞一两个“政治特区”，出不了什么大乱子。

　　第五,结合国情,重视启蒙。中国传统文化里充满专制基因,并且根深蒂固,需要民主的启蒙。没有公民意识的提高,政治体制改革很难成功。需要开展公民教育,补上这一课,要从娃娃抓起，把选举的意义和程序，写进中学和大学的政治教材，让大家都知道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为什么要搞民主,怎么样搞民主。

　　第六,正本清源,以史为鉴。马克思主义要正本清源,要弄清楚“真经”是什么。马克思许多原本的东西,已经被歪曲，要还原，再现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同时对历史也要正本清源，要以史为鉴。中国的现代史,尤其是建国后的历史,都要拨乱反正。如果对历史问题、对历史人物、对历史事件都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你怎么以史为鉴,你写的历史都是错的,照的镜子都是哈哈镜，能以哈哈镜为鉴吗？一个不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民族是没希望的。建国后,不但“文革”犯了大错,改革开放后,我们也有失误。八十年代我们党的两任总书记,尤其是耀邦同志,为改革开放呕心沥血,功不可没,但我们的宣传报道中鲜见他的贡献。这样的历史怎样向后人交代？

　　任仲夷说:“我认为共产党人就是真理的追求者、捍卫者。在真理与谬误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是不允许丝毫胆怯、犹豫徘徊的。”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任仲夷始终保持理性的忠诚,义无反顾地让党性服从理性,利益服从良知,理论服从实践,谬误服从真理。他总是一次次大胆进言，一次次为改革疾呼,这是中共党内难得一见的铮铮硬汉。（关山采访录，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