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与国家：调整和实验

中国共产党的变革决心为持续的政治改革提供了另一项关键的推动力，这样的变革决心包括寻求自身的复兴、更大的合法性、提高执政能力以便维持权力中的生存。在这三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1978年末的那个极权主义国家开始转变，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建成了以集体决策为基础的威权主义体制，1999年将私人财产权的保护吸收进了宪法，并允许资本家加入中国共产党，2002-2003年，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完成了其历史上第一次和平的权力交接。[i]在强化集体决策的权力运作规范之外，中国共产党也发展出一套规则，比如退休年龄限制、部门利益平衡机制以及更为注重教育、能力、绩效而非只看忠诚度的党内提拔体制。[ii]政府变得更为规范化，确保权力和政策与特定的岗位和政府职位而非个人的关联。

正如上文所描述的新农村政策所表明的那样，胡-温领导层在接受权力之后实施了政治和政策方面的大幅度变革，这是对种种社会压力的反应，这些社会压力扎根于财富不均、社会斗争、腐败、以及在1990年代积蓄起来的环境破坏。尽管不情愿接受结构方面的自由化，领导层已经将注意力的焦点转而集中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批评者们喜欢以这些问题作为中国政治停滞、并处在系统性崩溃边缘的证据加以引用。

在巩固的权力之后，胡温就一直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变革才能生存，新的重点在于改善合法性、提高透明度以及执政能力，以回应一个变迁中的社会。这一观念反应在2007年10月十七大之后所出版的一本名为《共建》的书中。[iii]书的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的资深研究者，这赋予了这本书以半官方的色彩。

《共建》清楚表明，甚至领导层中的改革者也相信，中国必须保持一个强力的中央政府，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保持“适度的”中央控制和“相对中央化的”政治形态。[iv]不过，在这套体制内部却必须进行改革，这些改革涉及到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惯例，包括承认合法性的最终权威在于人民而非党。[v]《共建》提倡深化并扩展党内民主，以改进干部的储存库“让人民作出公共的选择”，由此改变党员干部只对党的上级负责，而不对下面的人民负责的生态环境。[vi]要进行司法、政府和行政方面的改革，以形成权力的制衡机制，这包括增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并提高代表们的政治技巧。[vii]

更进一步，中国共产党应当向市民社会组织让渡更大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空间，比如允许宗教组织在更大的活动空间中对“公共生活”发挥“积极作用”。[viii]中国的批评者们，包括一些来自中央党校的批评者们，都抱怨说，《共建》所规划的时间表和改革步伐太慢了，要用三十年的时间完成这些改革。不过，《共建》中的许多改革建议已经得到实施，要么是直接的，要么以实验的形式。

党内民主

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高层和基层都在推行党内民主。在每个层面都显示出实质性变革的迹象，但同时也显示出抵制此种改革的重大迹象，这表明，进一步改革的前景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动议和来自社会的压力之间的互动，而不仅仅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适应性反应。在中国共产党的精英阶层，重点在于意识形态上的变革。胡锦涛最近一直将推进党内民主和“科学发展”作为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绩效的方法，所谓“科学发展”就是理性执政和可持续发展。胡锦涛智囊圈的学者则把民主的观念形容为“一个好东西”。[ix]

DAVID SHAMBAUGH分辨出了党内民主动议中所包含的那些构成要素，包括借助多名候选人差额选举党委会的办法以提高透明度和责任度、开放党委会，接受其他党员的输入和批评建议、也接受其他“政治党派”的成员的人才输入和批评意见，比如中国农工民主党、以及公众。[x]SHAMBAUGH很明智地提醒，中国共产党对于向西方民主体制的转变“兴趣为零”。[xi]

精英领导人的政治兴趣同样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高层的改革。这些领导人物越来越职业化、受过良好教育，并专注于他们内部的实际政策差异。[xii]将来，他们很可能会更公开地为得到更多的支持和欢迎而进行党内竞争，这一竞争很可能会超越党的范围。然而，中国共产党的强大规范反对此种公开的精英竞争。[xiii]这样的竞争自有其风险，比如党内分裂。部分地出于这样的担忧，中国共产党一直将其竞争性的选举实验限制在村镇一级。

尽管城市化进展迅速，大部分中国人仍然居住在农村，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农村人口为八亿。一些最具政治激发性的政治实验正在中国的六十四万个村庄中进行。竞争性的村级选举实验是在二十多年前首先得到中央政府的授权。在一项涉及三百个进行村级直选的乡村调查中，LILY L. TSAI发现，在多数案例中，官方都对候选人的提名程序和计票程序实施了欺诈，并对投票人施加了不适当的压力。[xiv]

村级直选因此仍是不完善的。TSAI指出，诸如寺庙和种族这样的社会建制较之选举，仍能更有效力地保持村级干部的承接脉络。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总的趋势是中央政府所进行的持续努力，要求人们更严格地遵循选举法。在遇到重大的腐败案件时，这些建制似乎为公众意愿提供了渠道。JOHN JAMES KENNEDY针对陕西省的乡村进行了一项研究，从中发现了提名程序方面在经历时间变迁之后发生了一些改善。[xv]KENNEDY断言，在选举法实施得较好的村镇中，村民更敢于坚持责任性的原则，这不仅仅是通过常规的选举，他们同时也要求撤回对那些最终证明是腐败干部的任命。迄今，除了在个别地方，比如四川省的步云市，所进行的有限实验之外，中央政府并不愿意将村级直选向更高的级别推进。

司法改革

一直以来，中国对其司法系统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在1978年和2008年初之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二百二十九条新法规，四次修订宪法。[xvi]只有八条前1978年代的法规仍在适用。一些最重要的法规确立了契约和财产权，也确立了公民起诉政府的权力，只要他们因政府行为而遭受滥权之害或者某种损失，同时也确立了税收义务、以及公司管理者和股份持有者的权利和责任、立法程序以及劳工权利等等。[xvii]许多这样的法律以草案的形式在公众中流传，而最终的定案则反映出它吸收了中国和外国公司的经验、也吸收了其他利益集团的意见。

中国共产党一直支持法律的发展，并建立了一套更为有效的司法系统，部分地作为对市场改革的支持，部分地也是为了提高中央政府的决策得到地方贯彻的几率。截止到2007年初，中国已经拥有十六万五千名职业律师，是1990年代初的四倍。[xviii]中国现在的律师事务所已经超过一万三千家。2006年，有一万九千四百人获得了法律本科文凭，两万六千八百人进入了法律的硕士培养阶段。与传统的工科背景相比，拥有法律文凭的领导人物所占的比例正在上升。[xix]政府也在采取措施提高法官的质量和业务能力，尽管司法系统并非独立，而且只要党的官员愿意直接介入，就能控制最终的司法结果。

在中国公民的手中，合法的行动能够成为有效的工具。中央政府容忍、有时也鼓励这样的法律行动主义，这毕竟是一个办法，可以控制地方官员，并保证中央决策在地方层面的贯彻实施。中国法庭每年要接受超过五百万的法律诉讼案件，这差不多是1990年代初期的两倍。[xx]针对官员的法律诉讼已经从1993年两万七千起上升到2006年的十万起。JACQUES DELISLE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法学教授，根据他的估计，针对官员的胜诉率在当时达到20-40%，依据国际标准衡量，这一比率是令人尊敬的。[xxi]

在中国，“权利意识”日益增长，这种意识同为数不多的一些律师积极分子结合在一起，帮助确立起了羽翼未丰的维权运动，为农民和工人寻求法律救助。[xxii]199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争端案件增幅超过五倍；政府方面的数据则指出，2006年处理的这类案件超过三十一万七千。[xxiii]根据官方统计，在2006年获得解决的案件中，工人的获赔率达到47%。新起的市民社会组织也在这个领域发挥着作用，在追讨薪资和身体损伤的案件中，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建议和法律陈述。在法律咨询之外，一些市民社会组织也为工人提供了职业健康和安全训练。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有人雇佣流氓恶棍不断地攻击工人及其代表。[xxiv]这样的冲突以及人们运用现存的法律寻求解决的努力，有助于催促政府着意于进一步的司法改革，包括2008年1月1日实施的新的劳动法，其中详细地赋予工人更大的权利空间。

司法系统的核心问题仍然是目前的法律能否得到实施。在各个省区和各个部门当中，实施的力度普遍来说是不平均的，干部总是能够干预法律的实施和司法的裁决，如果案件推进到太远的程度，律师以及原被告双方的家庭都会遭受到威胁，甚至逮捕。

在与日益增长的商业、业主以及诸如环保团体、农民工以及农民这样的参与者的组织能力产生互动的过程中，司法改革乃是一部重要的前驱装置，并有能力着力于未来的自由化。首先，法律和法庭能够提供国家和社会的接触和共处之地，今天，几乎所有的中国领导人和公民都相信无论是政策还是行为都应当依法而行。其次，诸如1994年《建筑法》这样的法律，能够为业主规定出详细的权利，另外还有一些法律，比如2000年《立法法》，则规划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立法中所发挥的角色，上述法律不一定会产生即时的效果，但却能一直等待下去，直到有一天环境和利益的配合允许人们运用并改进这些法律。

这些法律可以作为参照点而发挥作用，帮助社会中的各个团体向政府方面要求更好的绩效。诸如党内民主改革、司法和体制改革，都具备潜力，可以达成出人意料的结果，比如为更大的预期提供基础、使利益冲突尖锐化、或者为将来的几代人预备下也许能用得上的政治工具。持续的冲突、甚至包括司法系统所承受的压力，这一切都在向政府释放信号，有必要实施能够调节利益的制度设置。

政府改革

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当于中国的议会机构，它们在发展和形成法律方面发挥着适度的作用，这一作用也处在增长当中，已经超越了它们以前仅仅作用橡皮图章的角色范围。也有种种迹象表明，它们在诉求公众意见以及更加公开地代表某些利益方面，已经演进到一个更为重大的角色位置。[xxv]中国的经济正在快速增长，同时伴随着财富精英的崛起以及赋予私人财产的种种新权利，在这样的经济体中，税收和预算势必会成为争论的焦点。

在2008年3月举行的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张茵，一个全国政协委员和拥有十亿资产的女商人，建议对财富阶层减税，同时也建议了其他一些政策选择，力图使商业获益。网民中的公众舆论反对她的政策建议，尽管《东方早报》强调指出，公开地代表利益正是张茵的职责所在。[xxvi]一位名叫董正伟的律师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份税收改革议案，质问财政部不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审批程序而直接进行税收决策的行为是否合法。[xxvii]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回应了董的呼吁，对某些税收进行了审议，也包括建议进行新的税收立法[xxviii]以及对现存的法律进行调整使之有利于股票市场的投资者。[xxix]

种种迹象表明政府针对的政策的公众意见以及反馈，除此之外，政策和预算监督的各种程序也开始浮出水面。在镇一级，最著名的案例发生在浙江省的新河镇，靠近温岭市。1999年以来，新河一直在试行民主恳谈会的新形式，全镇的预算都在这样的恳谈会上交由公众监督和评论。[xxx]

2003年以来，位于上海附近的惠南镇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使监督的潜在前景更为看好。人们称此一程序为“点菜”，它允许当地人民代表大会诉求公众意见以便形成一份预算“菜单”，这份菜单占全镇预算的15%，然后由人民代表大会投票决定菜单上各项目的优先次序。这一改革实验推进了政府内部更大的权力制衡，同时也强化了公众对公共生活的关键方面的监督。[xxxi]2007年，这一实验从惠南镇向上推广到上海南汇区的全部，惠南镇只有十二万六千的人口，2008年的预算总额为四千三百万美元，而南汇区的人口为六十九万一千，2008年的总预算为九千三百万美元。[xxxii]

中国的领导人承认，党本身、司法系统和政府方面的改革将会非常困难。[xxxiii]新任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因其关于“思想自由化”的讲话中而出名，他曾经说过，要创造一种可以使干部接受未来改革的意识形态环境，就得要求领导层“杀出一条血路”。[xxxiv]中国的政治前途依然处在动荡当中。在保持可持续增长、社会稳定、消除腐败并提高一党体制下的政府效能等诸多方面，北京都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导致危机。人们能够肯定的是，中国通往民主的道路将不会是一帆风顺。但不管怎么说，中国政治并未停滞，相反，政治和社会的动力机制都处在运行当中。

在不是太长的一段时期内，最有可能的结果仍然是中国由一个独占性的政党来统治，但是统治的方式会更为审慎、更为理性、也更尊重规则。中国不会见证到政治控制的完全终止，但中国公民能够获得更大的空间以便对掌权者的行为进行监督、约束和建议。

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的选择将会带来更多的党内民主，提高透明度并要求领导人为获得党内和公众的支持而进行竞争。领导层将会继续为更多的独立社会组织开放空间，比如商业协会、环保团体和劳工团体，以便协调利益。司法改革方面的成功与失败都将有助于这一方向的发展。政府改革，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升级和市级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改革，也同样有可能为利益代表提供更大的空间，同时也增强政府的反应能力以及制度上的制衡，即便在短期内不会产生完整的权力分立格局。

过往时期的严重社会不平等，比如城乡收入差距，不会消失。不过如果政府的政策对业主、农民工以及农民的要求越来越具有反应性，那么这些不平等现象也会得到缓解。在未来的几年间，中国共产党会对结构性的政治改革保持谨慎态度。不过从长期来看，上文所描述的发展也会诱使一些党内精英向社会和各个利益集团伸出更远的手，这既是为了捍卫党的权力，也有助于自身在党内的地位。中国的未来在一段时间内肯定不会令人完全满意，尤其是与普遍人权的标准相比、或者是与西方人心目中的期望相比的时候更是如此。不过正如截止到目前的改革成果所显示的那样，改革已经提供了非常多的东西可以让中国人去庆祝了。

改革沿着稳妥但也具有实质意义的道路前进，这样的改革模式有可能持续下去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更大的个人自由和更多的个人财富已经为个人提供了组织起来保护自身利益的空间，而且人们在这样做的时候，经常引用政府自身关于法律和权利的话语。中国社会中利益的复杂性和多元化、自治以及自我组织能力都正在增长而非削弱。其次，中国共产党并没有选择保持不变；中国共产党将其保持权力的赌注押在了进一步改革自身、以及党与社会进行互动的方式上面。中国共产党正在提高执政透明度、执政效率以及反应能力，以便维持权力。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总是有人们希望见到中国拥有更大的自由和更为明辨的政府，时间站在保有如此良好愿望的人们这边。自由化的趋势有可能继续获得力量，这是因为多样化的改革、以及一个健壮的社会在与一个颇具灵活性的政党进行互动，这一切都强化了上述趋势。政治变革不会消除冲突。的确，更大的改革预示着一条“血路”，这不仅是因为改变官员的封闭思想是困难的，而且也是因为在短期内，更大的自由化将暴露国家和社会之间、以及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所暴露出来的冲突总是要多于所能解决的冲突。政治和社会改革仍然活着，但也正如厦门和上海的抗议者那样，中国只是在以散步的速度向前移动，有迂回、有曲折，这是一条漫长的、潜伏着动荡的道路。

                                                         林国荣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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