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但是这并不直接意味着两德统一。起码四十年，两边的德国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加入不同的国际组织，不仅互不照面，而且处于敌对状态。重提统一，谈何容易。  

　　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前几天在接受中国记者的访问时还说，即使到了“1990年1月，那时还没有人谈到两德统一” （《南方周末》2009年10月29日）。他主要指的是西德范围之内。这个话题是稍后浮现的。旋即，在知识分子之间，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引发了从未热烈讨论和争论，各路人马显示了不同的身手。但实际情形容不得知识分子有更加充裕的时间。1990年10月3日，以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方式，完成了统一进程。此时离柏林墙的拆除，不到一年时间。  

　　它实际上并非令每一个人欢欣鼓舞。格拉斯在二十年后的这篇访谈中仍然耿耿于怀地说，“要庆祝？二十年之后吧”。文学成就卓著的小说家格拉斯大体属于左派阵营，这个阵营在对待统一的问题上，或者反对，或者存有很大的保留，基本上持一种怀疑的态度。  

　　这种立场与他们更早一些的看法相反。60年代当阿登纳政府决定拥抱西方，让西德加入西方阵营，左派知识分子则在“再统一”的名义下表达了抗议。而到了1990年，当统一就在眼前，同样的人们却采取了相反的态度，这是为什么？  
　　当年论战的硝烟已经飘散，反对统一的人们看上去已经被历史所“抛弃”。但是，知识分子的工作很难以仅仅以结果来衡量。他们在现实中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他们理论上的破产或全部破产。讨论中所出现的富有意义的维度，还会保留下来，发挥它们的意义。  

　　那么，什么是这场有关统一的知识分子辩论中富有意义的话题呢？他们运用了怎么样的资源，又开掘了那些面向？尤其是在今天的条件之下，如何定位“民族国家”，以及讨论中出现的盲点，所有这些对于我们的思考不无参考意义。包括在同一个人的论述中，既有精彩的成分，又有似是而非的东西，我们正可以从中学会如何对待具体问题和“辩证地”的看待一个人，而不是一棒子打死或一味地捧上天，培养起所需要的更为复杂的眼光。  
　　在《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一书中，对于当时西德知识分子的种种表现，有着充分的论述，作者扬—维尔纳·米勒（马俊、谢青译，新星出版社，2008年）。  

　　奥斯威辛、怀疑主义，苦行  

　　生于1927年的格拉斯在很长时间内被誉为“德国的良心”。他强调勿忘奥斯威辛，形容自己写作时，“死者都在看着他。”  

　　格拉斯继承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战后不久的看法，认为是“民族国家”的理念导致了纳粹那样一种极端破坏性力量。因而他看待两德统一，基本出发点是德国曾经制造奥斯威辛这样人间地狱的历史经验：“我们的民族有意识地积累了多少罪孽，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承担多大的负担和责任。”  

　　在他看来，德国人从奥斯威辛中应当获取的教训是——认识到自己这个民族可能做出什么样的孽障，因而他们必须约束自己的“古老冲动”。他担心统一的德国会重蹈覆辙，德国会因为统一而再次变得富有侵略性，加害于他们的邻国。这是德国人自己应该记取的教训，也是他们这个罪孽的民族能够提供给当今世界的。因此，任何打着“统一”或“一致”的“德国民族”旗号所做的事情，都是值得怀疑和警惕的。  

　　他宁愿采取一种“苦行主义”或者“自我惩罚”的路线——德国人无权统一。作为对于曾经制造纳粹德国的持续惩罚，德国的分裂必须被接受。他坚持了有关奥斯威辛的“最强版本”，这个版本含蓄地承认，奥斯维辛之后，德国人是一种“贱民”。这是一个十分严苛的立场。所幸这是在西德，格拉斯用不着被戴上“分裂国家”的帽子。  

　　就严肃对待自身历史来说，这个立场令人肃然起敬。坚持对于残暴历史的记忆，实际上是在挽回这个犯过严重错误民族的尊严，是在挽救她的命运，也是重新使她变得令人尊敬。这一点，格拉斯与他的同伴们成功地做到了。  

　　但也许从奥斯威辛记忆这个出发点，到两德统一这个落脚点，这中间的距离还是遥远了一些。即使是雅斯贝尔斯，也没有得出从此取消德国民族国家这个命题。格拉斯用来代替单一制民族国家的，是“文化民族”这个概念，即以一个文化民族的共同意识，来代替政治上的民族意识。  

　　带着这个基本立场，在参与有关统一讨论时，格拉斯进一步作了发挥。他提出的方案是“邦联”，在这种形式之下，东、西德保留自己原先的认同，而不必马上变成一个“同心圆”。  

　　看待事情，不仅是看某个结论，而且要看理据。因为在同一个结论中，可以放进去很多也是不同的理据。实际上，格拉斯自己先后的理由便不一样。  
　　90年代，格拉斯主张民主德国得到保留。其理由是：第一，东德的苦难是西德社会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反面。其二，东德社会保存了“生活的缓慢步调，由此而来更多的交谈时间，颇有点梅涅特时代的毕德迈耶尔文化之遗风”。前者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后者体现了文化多样性的诉求。  

　　他本人对这个了理据后来做了修正。在接受南方周末的访谈中，他提到的东德并没有多么吸引人。他提到这个地区“他们刚刚摆脱纳粹独裁，又陷入了斯大林的独裁当中”，这意味着，由斯大林控制下的东德不幸承担了偿还战争罪孽的主要承担者，东德人接受了更多的惩罚。这种情况当然应该改变。  

　　这个访谈中格拉斯又谈及最终由西德来主导的统一过程中，原来东德的工人受到了损害，在垄断利益的控制下，有“以数以千计的人为代价”。不希望劳动人民受损，这个立场令人尊重和高度认同。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原来的东德，工人阶级的利益就得到了保障。如果一个国家不去保护他的国民，让他们处于易受伤害的脆弱状态，那么别人也很少想到要保护他们。不能指望资本家来保护工人，那需要制度来约束他。  

　　即使这样，也不要以为格拉斯是专制的维护者，远远不是。他始终十分关注八十年代东部世界的一举一动，经常发表言论或参加签名，支持东部公民社会运动。这一点，他与其所属阵营中其他人们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八十年代，包括波兰的工人们，都十分感激格拉斯对于他们的支持。  

　　在格拉斯对于东德的肯定中，你首先可以听到他对于自己所处社会的批评。这种批评应该视为榜样，它不是将自己的事情，一股脑儿都推到别人身上，没有认为西德不好都是因为东德，资本主义不好都是因为社会主义。他的问题是将东部和西部一视同仁地加以批评，这本书的作者米勒分析道，无论如何，这“模糊了一个法制国家和一个谋杀和折磨自己国民的国家的区别”。  

　　对于自己身处的老联邦德国，他渐渐地也收回了原先一些比较极端的看法：“我错了，我低估了德国作为一个联邦国家的力量。幸好我们有联邦制，它可以防止我们成为十九世纪普鲁士那样一个狂热的统一民族国家。”（见《南方周末》访谈）  

　　尽管看法前后矛盾，尽管你不同意他尤其是关于东德的看法，但无论如何，格拉斯的道德感，他的自我纠错的精神，其思想丰沛，根基深厚，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也许，他“邦联”的思路是最好的，这样可以给东德人更多的时间，让他们自己来处理自己的问题，在自己的生活中培养起管理和自由的经验，而不是由西德人代劳。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必须真正当家作主，这个国家必须有名副其实的法制和民主，否则他们不能积累起太多有意义的经验来。

　　宪法爱国主义，后民族，后传统  

　　哲学家哈贝马斯作为公众人物，与格拉斯不相上下。此公1929年生人，比格拉斯小两岁。但是这区区两岁造成的巨大差异是，1927年出生的人，在1945年战争接近尾声时，已经赶得上成为防卫军士兵，即“高射炮助手一代”，这就是格拉斯在2007年那本自传《剥洋葱》中自我爆料的，一时引起很大争议。而晚两年出生的哈贝马斯则幸运得多，属于“清白”的第一个年龄段。  

　　哈贝马斯与格拉斯更为接近的是：始终着眼于处理奥斯维辛的经验，立足这样的教训，可能为本民族和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有益成分。然而，在哈贝马斯这里，明确放弃了“文化民族”的概念，而力图重建统一的德国民族的政治概念。  
　　他的方案可以称之为“宪法爱国主义”，即构成新的爱国主义基础的，是对于法律和共同自由的热爱，是聚焦于政治共同体中政治权利和民主程序，是自觉地肯定人们互相之间的政治原则，而不是对于现成的“传统”和“群体”的认同。结合纳粹德国的教训，尤其不能将自然而然的民族身份。  

　　而所谓政治权利和民主程序，在哈贝马斯那里，也不是静止的法律条文，它们同时体现为公共领域，这是一个公民自由讨论、自由论理的空间，它不受任何地域、组织或者暴力的宰制。这些传统的国家指标，在哈贝马斯眼里，应该让位于公民之间的无尽的交往过程。沿着这条思路，所谓公民身份，便不是被动获得的，不是自动继承的，而是通过参与公共活动而赢得的。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一个始终沉睡的人我们不知道他的品格好坏一样，一个从来不参与公共生活的人，他的公民身份有待落实。  

　　与格拉斯所捍卫的“大屠杀认同”的文化认同不一样，哈贝马斯首先肯定的是公民之间的政治认同。包括大屠杀的“共同记忆”，它首先是与民主认同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民族认同。在这里“效忠”是自由的，和面向自由的。这样一种公民国家认同，鲜明地区别于“前现代”的爱国主义——以领土、文化和群体作为认同对象。  

　　强调经过政治的处理和反省，哈贝马斯帮助创造了“后民族”这个概念，即超越了与生俱来的民族概念。如果说前现代的民族概念中，“传统”是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宪法爱国主义帮助创造了“后传统”这个概念。与那些简单否定民族与传统不同，“后民族”与“后传统”强调对于民族与传统的反思。  

　　应该说，在后奥斯威辛的条件下，哈贝马斯以这样的方式来论述民族国家，是富有天才和极具建设性的。经过如此修补和更新之后，民族国家同时成为一个价值的储藏所，需要不断往其中增添公民价值内涵，而不是现成的、一蹴而就的。  
　　以这样的视野来看两德统一，哈贝马斯担忧的主要问题是：当联邦德国以其经济实力而将民主德国“吞并”（结果果然如此），便剥夺了民主德国公民们在政治上的自决权，他们不是以民主的方式加入进来，而是以拥抱德国马克的方式。他因而讥讽地提出一个概念——“德国马克民族主义”。民族凝聚力来自金钱和权力，这样的“团结”来自前政治的、同质的民族认同。如果那样，便是一种倒退。  

　　哈贝马斯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是实行全民公投，包括东德的民众在内。这样符合他的程序正义之说，也可以给东德民众一个宪法爱国主义的速成教育。但是这样实施起来有许多困难。将宪法抛入投票之风险，并将主权分解为程序，这受到了许多批评。实际上这年（90年）的三月，东德人已经投票通过加入西德的提案。  

　　有批评者质疑哈贝马斯，认为他将东德人仅仅看作想要拥抱马克，这是片面的，因为东德人对于平等的政治权利同样感兴趣。的确，哈贝马斯对于东德实际上了解得很少，他承认自己就是感觉不到自己与东德的政治事件有任何关系：“像我这样的人，更多的是对意大利或法国或美国的战后历史有同情，而不是对民主德国，民主德国的历史不是我们的历史。”  

　　这么一位顶级知识分子，对世界上重大问题每每发言的人，对于一墙之隔的东部世界如此隔膜，这未免让人感到有些遗憾。他甚至对于东部发生的公民社会运动不感兴趣。与格拉斯曾经表示鲜明支持不同，哈贝马斯甚至带点轻蔑地说，东德和东欧发生的事情是“补课”，不过是在追赶十八世纪的西方，而“追赶的革命没有给老问题带来新的启发。”  

　　应该说，哈贝马斯对于东德社会性质的认识，倒是清醒的。他较少“生活在别处”。他对于建设联邦德国社会的理性话语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他本人身处的社会也有较多的认同感。但是，为什么八十年代东德与东欧公民社会的经验，不能构成哈贝马斯“公民的无尽交往过程”的一部分呢？不能够给哈贝马斯的自由交往世界增添新的活力呢？  

　　在扑面而来的历史大潮中，知识分子的具体提议，其声音是微弱的，不一定被人所接受。但是，由知识分子常年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成果所造成的影响，却是不可磨灭的。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及后民族种种看法，它实际上已经在至少是当时的联邦德国生了根，继续发挥影响。在当今各种原教旨民族主义复活的年代，哈贝马斯的想法无疑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失掉乌托邦的忧郁和别的忧郁  

　　前面说过，50年代为反对加入西方阵营，左派知识分子打出“统一”的旗号，而统一来临，却都纷纷改口，他们当中最激进的甚至要求保留刚刚被拆除的柏林墙，要求奥地利与匈牙利政府堵塞东德居民流向西德的道路。这是为什么？除了格拉斯和哈贝马斯，其余还有怎样的表述和如何对待这些表述？  

　　这样来理解或许恰当——当他们反对自身所处“资本主义社会”，期待一个不同的、更好的、理想的社会，便会将原东德当作“备用选项”或者“替代选项”而保留下来，作为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一个永恒参照。当然，最好是东德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做一些改进或实验，能够走所谓“第三条道路”，或者其他什么“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创造出不同的模板或范式，给衡量联邦德国一个“乌托邦的尺度”。  

　　再者，统一意味着“实际的社会主义”的失败，这种失败同时还波及“理想的社会主义”或曰“社会主义理想”，还会威胁到其他任何理想的、乌托邦的想法，以及抵消和减低对于自身社会批判的条件。他们最不愿意听到自己曾经的对手说“西方赢了”，这就颇有些阵营和派别的味道了。  

　　不客气地说，这些想法，是将左派本来应该具备的人民群众的立场，完全丢在一边！如果是广大人民自己希望走另一条道路，那么没有什么可说的，而如果是希望别人能够实现他自己的乌托邦，这实际上是拿别人当作自己的“替代品”，当作自己蓝图的“道具”，拿别人的生命生活当作从事一桩伟大“实验”的条件，当作他们能够保住自己在资本主义现有位置的手段与途径，这可太不地道，太不马克思主义了。  

　　东德人民为什么不用自己的选择，来从事他们自己的“实验”？那是在汲取自身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沿着自己的脉络，一步步来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不是满足他人的想象？  
　　除了丧失乌托邦的忧郁，这些左派知识分子还有另外一种忧郁。这本书中将此描述为“丧失联邦共和国”的忧郁，听上去让人困惑。这些所处社会的批判者，他们当中有人曾用“内部流亡”来形容自己，表明了一种决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眼下，是他们担心起自己连流亡的地方也没有、需要考虑下一个流亡地点了吗？  
　　不是的。是他们发现原来西德正是他们的根，是他们无可替代的故乡，是他们的家园。  

　　托马斯·斯密德，68年一代的成员，承认“我开始珍视联邦德国了，尽管她作为一个公民社会有着种种不完善。”他们发现，不管如何，西德社会不仅容纳社会批评，而且还会不同程度地“考虑”它们；而东德社会不能被她的人民批评，实际上也不能被西德左派批评。  
　　他们对终于见到了的东德人感到失望，感到他们只是满怀着物质主义欲望，完全不符合他们的预期。有人这样说道——“1700万‘未经教化’的东德人对资本主义和消费品的渴求，意味着审美上以及政治上向1950年代小市民的一种倒退。”  

　　“倒退”也意味着在西德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左派价值遇到了威胁：女权主义、环境保护、前面谈到的后民族主义，所有这些一下子变得不重要了，摆到桌面上来的只能是那些更加迫切的经济或者社会问题。这批担心东德加入而遭遇倒退的人，主要是所谓68年一代。他们不像老一辈人那样，将制度上的保障看成是第一位的。  

　　这肯定是出问题了。几乎一夜之间，从不共戴天的批判者，变成“辩护士”，前后差别这么大，到底哪个是值得信任的？这本《另一个国度》的作者米勒睿智地写道：这年左派们，他们本身成了“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米勒同时分析道：这是因为许多批评都是片面的，由唱反调的心态所驱动，因而缺乏“严肃性”。事实上他们正是通过这种批评，在那个社会获得多方面的满足。  

　　这让我想到，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站在自己的处境中，说自己的话，替自己说话，很少能够超越其上的。这些言论在东德人听来，是典型的傲慢的西德人，对他们很是不利。而另一方面，作为东德人，在面对某种劣势时，是抱怨谴责“资本主义”世态炎凉，怀念自己失去的从前，还是有其他的选项呢？  

　　我相信那句话，每一个人与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制度不可分割，要为此承担某些责任。这样他就有了某种历史性。他在原有条件下所获得的视野、已经养成的某些习惯，他的生活取向，不可能马上融入另一个不同的环境，也不可能要求别人拿一张白纸的眼光来看待你。尤其是一个人不可能因为你受苦受穷而让别人尊敬你，除非你曾经为自由做过同样的贡献，或者亲自动手拆除自己身上的那件看不见的紧身衣。这是东德人的原罪，也是他们对于自己、新的国家及对于人类的责任。  

　　他们既然到了西方，那么就需要将西方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参与到其中作为“解决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说别人应该给自己提供什么。就像哈贝马斯说的，通过参与和担当，做一个宪法爱国主义者。  

　　左派留下来的真空，没有人来填补  

　　有左派知识分子互相批评——他们“睡过了一场地震”，然而，是否左派犯了某些根本性的错误，他们的对立面就肯定是正确的？是否右派知识分子，他们就一定能够填补左派失去风头之后，留下的知识真空和话语真空？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将前面所说的不同光谱的左派其主要立场简单概括一下。第一，强调对于奥斯威辛经验一种非常严厉的态度，认为它是一切重建的出发点；第二，旗帜鲜明地批评所处社会；第三，反对民族主义（不加反思的、前现代的那种）。从民族惨痛历史教训出发，他们主张一种历史的非连续性。应该说，尽管他们对于东部世界的看法比较隔膜，但起码这些人对于自己社会的问题是切中要害的。  

　　这样的梳理也是为了方便读者在下面调整自己的阅读习惯。因为在称呼方面，西方的习俗很像是与我们环境中相反。我们这里，那些反对狂热民族主义的人们，主张对历史采取反省的态度以及对于现状提出更多批评意见的人们，一般被目之为“右派”，而他们的角色其实更加接近西方的“左派”。同时，而那些尽量抹去自身历史上“不光彩”一面、将外来者视为敌人（比如抵制家乐福）、满足停留于现状以及“尚武”的人们，习惯上被称之为“左派”，而他们的做法或许与西方社会中的“右派”相平行。  

　　就统一期间来看，西德的右派知识分子并没有形成某种气候。比较有人气的是一位叫做马丁·瓦尔泽的作家（已有中文译本若干）和一位编辑出身的文学教授、报人卡尔·海因茨·博雷尔。前者的表述始终存在着含混、混杂，但也许正因为此，泄露了那个社会中某些未经审视的无意识愿望，传递了一般人未经表述的深沉愿望。  

　　在对待奥斯威辛的问题上，当年雅斯贝尔斯、哈贝马斯等人从事热烈的公共表述公共辩论时，而右派知识分子却选择一种以沉默（缄默）来试图维护他们的尊严，以禁忌来保全荣誉，并希望将自己描述为受害者。  
　　在某种意义上，这位马丁·瓦尔泽很像是德国的米兰·昆德拉。他与格拉斯同年，战争结束之前的短暂时间，也被征召参与防空保卫，属于“高射炮助手一代”。60年代他刚出道时，是一名左派，后来其立场才慢慢发生了变化。他矛头所向是哈贝马斯，认为在公共生活中，人更有可能失掉了他的真实性。这与海德格尔强调的“本真”的传统是一致的。他强调人们有许多经验无法进入公共表述。比如“无力”的体验。  

　　他认为德国人的无力在于缺少自信，缺少自信在于他们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而即使应付奥斯威辛这样的问题，也需要一种共同的民族感情，由集体来承受，而不是个人。他话中也包含有德国是一个受害者的意思，战后分裂的德国是一种“非法干涉”的结果，人们正因此失去对于自己民族的（久远）记忆。他始终带有一种被动的感伤的语调，以此来消解哈贝马斯“重建的政治”。  

　　博雷尔与一般保守的右派有两点不同：第一，他不敌视西方，他的很多观点参照了英国人对待民族的态度，那是一种连续性的态度而非断裂的；第二，他不敌视现代，对于国际大都市文化表现得甚为亲密，并批评左派对于统一的恐惧，是一种类似地方主义的狭隘情感。他在“民族”的概念中注入的是“集体的记忆能力”，记忆与民族的整体性是互相共存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也不反对将德国人认同的问题，与纳粹罪行联系在一起。但他认为一个文化记忆只能培植在一个统一德国的基础之上，因而统一成了民族救治的良方，也是与过去的和解。他以文化自决作为起点和诉求，进一步发展出政治自决和民族统一的要求。  

　　而90年代兴起的“新右派”与统一的进程相伴随，其许多表述在我们听起来，竟是何其相似！在不长的时间之内，他们出版了两本书《西方纽带》与《自信的民族》，其中文章被称认为“质量各异的”(对不合格的委婉表达)，同时“没有一篇是能被称之为学术性的。”他们的年龄比起68年一代来说，显得太年轻，但比起80年非政治一代来说，又太老了。他们觉得自己始终是受压制的，而从左派学者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再度获取文化领导权。他们喜欢互相之间引用彼此的著作。还有一点是，不喜欢女权主义带来的成功。  

　　他们的观点许多是从一种抱怨和嫌憎的情绪出发：就现状而言，他们抱怨自由主义的快乐主义，使得德国人感受不到痛苦和悲剧，这同时释放了对于西方世界的不满；就历史而言，他们宁愿将德国当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而为了重新获得“自信”，则需要和强调所谓民族的“正常化”；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他们强调国家的权威，对“社会的自我组织”心存疑虑。他们在“民族主义”的话题中，注入了更多的“国家主义”，奉行“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也就是说，原本“民族认同”的话题，在他们那里变成了德国人的国家利益。然而就经常表示要“离开西方”而言，这会对德国有所增益吗？。所有这些东西，比起前面所提到的，对我们的耳朵都更不陌生。看来这个世界上“左派”观点各异，因为他们的成员比较拥有独立性，而右派们几乎都是老调重弹。  

　　“新右派”的高潮是在1994年，但是所有这些沉渣泛起的说法，对于普通民众，也不能引起更大的兴趣。实际上他们也不能抓住任何一个政党，作为自己的政治载体。  

　　柏林墙的倒塌只是一个起点。起点永远不等于终点，新的局面必然带来新的问题，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但是，不同的起点带来的不同视野，不应该与原来的起点及其视野相提并论。来自东部的人们，不要说二十年前出生的年轻人，即使是如今三、四十岁的人们，对于原来民主德国的记忆，恐怕早已经很淡了。生活早已经驱使他们迅速进入另外一个轨道，处理一些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