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的经济怎么了？一张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资产负债表

摘要：距离1989年已经20年了，但评估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结果仍富有争议。进入2000年以来，在经历一个较长的转型期的衰退后，新自由主义改革似乎最终造就了中东欧国家经济的迅速增长，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却又使它们重新陷入了危机。本文提供了一个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结果和对20世纪90年代奉行的极端改革与民主简单相容性问题的混合评估。2000以来，东欧的民主和集权国家都经历了经济的迅速增长。地缘政治，而不仅仅是改革和民主，似乎将成功者和失败者截然分开。那些成功的国家要么加入了欧盟，要么与俄罗斯保持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系。而走中间道路和存在内部矛盾（或两者都有）的国家至今仍没有达到1989年的经济生产水平。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中欧与东欧

在过去十年，人们不断听到有关中欧和东欧转型结束的言论。这个戏剧化的转型已经被一个乏味如果还算繁荣的常态所取代。然而全球金融危机破坏了这种常态，在《柳叶刀》这份主要的医学期刊上，一篇抨击大规模私有化影响的文章表明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评估仍颇具争议。

《柳叶刀》将目标锁定在1989年资本主义革命的一项中心政策——大规模私有化。它的作者戴维·斯塔克雷（David Stuckler）, 劳伦斯·金（Lawrence King）和马丁·麦基（Martin McKee）(2009)声称通过代金卷方式——这种本地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关键信条——进行的快速的私有化与后共产主义国家1989到2002年不断增加的死亡率有很强的相关性。[1]急剧的经济转型造成的大规模私有化和社会压力被认为与以12.8%速度增加的男性死亡率相关。大规模私有化国家的失业率比那些更渐进的私有化国家高了61%。对许多前苏联的国家来说，失业率与不断增加的死亡率高度相关。在中欧，由社会组织中成员身份衡量的社会资本减少了大规模私有化对死亡率的影响。斯塔克雷等得出结论，“那些期望寿命糟糕的国家中有五分之四曾实行过大规模私有化，而那些情况较好的国家只有五分之一。”[2]

《柳叶刀》的名声和刊登在2009年1月15日《金融时报》头版上对这份研究总结的文章立刻激起了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一位对转型国家大规模私有化的主要拥护者——的反驳。他在2009年1月19日给《金融时报》编辑的信中写道，《柳叶刀》那篇文章中的发现经不住仔细的检验，这种关联不具因果性，这是随意将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政策与死亡率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猜测。而且，他认为波兰并没有出现死亡率的增加，即使曾有最激进的经济改革项目（但斯塔克雷等认为波兰的大规模私有化很大程度上被推迟了，并且当实施的时候，相比其它国家而言，规模已经很小了）。萨克斯的评论刊登在《纽约时报》网站一个博客中，这同时也导致了《柳叶刀》文章的作者在2009年1月22日《金融时报》上的反驳。毫无疑问，对大规模私有化影响的研究会受益于《柳叶刀》文章的宣传和这些争议。

关于大规模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改革影响的辩论代价通常是很高的。它不仅关乎新自由主义经济措施在后共产主义国家是否有效，而且关乎自由市场政策是否会继续被世界其它地方采纳以及这样的改革是否与民主兼容。中东欧国家在这些辩论中有着独特的位置，因为它们提供了在共产主义心脏地带检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场所。而且，许多后共产主义国家同时实行了自由市场的经济政策和民主的政治体制，这种方式已经引起了世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效仿。中东欧地区的探索因此有其独特性和世界历史性，它们成败关乎民主资本主义未来的重要性。

可悲的是，对中东欧地区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结果的评估必须是混合的。共产主义遗留的东西已经被彻底的剔除了，但结果却并非最初希望的那样积极。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导致了一次巨大的转型衰退期，大多数后共产主义国家即使在最初打击十年之后仍在竭力摆脱这种衰退。正如自由市场看上去终将在21世纪出现高速增长的前景一样，全球经济危机已经表明了中东欧的市场经济面对经济衰退和资本撤离时将会特别的脆弱。而且，2000年以后迸发的增长与接踵而至的崩溃，削弱了民主化和经济增长的联系——它们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明显。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说服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相信建立一个在民主治理下的资本主义面临着重重困难；它也可以促使重新达成对集权发展主义优点的共识。那可能比中东欧本身的经历更悲剧。

共产主义的遗产

共产主义对中东欧的经济有着特殊的影响。一位1987年到中东欧的游客曾被该地区与西方在社会经济的巨大差异所震惊。中东欧的城市看起来单调阴沉，它们通常很脏，笼罩在煤烟之中，缺乏西方常见的商业活力。大多数商人表现出对低预算的功利主义感觉，这种感觉夹杂着特殊的纪律和千篇一律。例如，在布拉格所有的百货商店都被称为“百货店”。在大街上，人们经常能看见一排停好的除了颜色和生产年份几乎完全一样的汽车，百货商场也是充斥着少有人光顾的劣质商品。唯一突兀的“准西方”贸易就是那些特殊的硬通货商店，进出那儿的是持有会员卡的精英们。与普通民众不同，法国的香水和美酒对那些生活在围墙内的人来说则是国外美好生活一个永恒的象征。

中东欧经济中的生产组织看起来有些奇特。在1990年的布拉格，作为一个的啤酒消费者，我常常想为什么啤酒瓶看起来来自于同一厂家却有着不同的颜色（通常在同一包装中包括棕色和绿色）和不同的容量。这种困惑直到我去参观一个啤酒厂时才消除，我意识到那些酒厂就地收集用过的酒瓶，然后洗干净，将它们随机地放到生产线上，直到它们被20世纪50年代的机器装满，啤酒可能溢出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每个酒瓶经常会有粘性以及不均匀），酒瓶可能会弄碎，这个生产线常常停下来清理这些碎片。这些啤酒每品脱成本在5到10美分不等，大约是西方同样产品价格的1/20。

这种故事不计其数。在一个波兰人开的汽车厂里，一个车间的工人用大锤打造出车框，然后送往另一个车间装备，但可能会出现不合尺寸的部分。科尔奈（Janos Kornai）对社会主义经济[3]里程碑式的描述提出了诸如中央计划和“软预算限制”等学术概念，但却没有描述共产主义时代工厂生产中这种奇特的、卡夫卡（Kafka-esque）式特征。当我1990年和1993-94年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许多工厂和集体农庄旅游时，我遇到了许多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挤奶工人和喝了许多的伏特加酒的中东欧人，他们似乎有整个下午的时间陪同一个外国学生访问，倾听一位啤酒厂面临破产的老板哭哭啼啼的忏悔。

共产党的企业经常由有能力的人来管理，以解决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他们的生产水平和价格由中央计划办公室强制规定，而他们所属的政府部委却经常拿走他们的利润并重新分配给那些效率较低的企业。而且，财政也由国家分配，生产投入常常不能及时到位，在数量和质量上也不达标。大多数工人积极性不高。这种条件下想要实现任何目标，即意味着强势的经理必须有政治上关系，有许多资源，强硬的个性以及经常向原则妥协。

共产主义有效的经济体系在斯大林时代结束后很快就停止了，并且在勃列日列夫领导下进一步腐化。1989年它垮台的时候，很少有人出来拥护，即使是在改革派长期鼓吹采纳西方市场方法的主要共产党里也没有。确实，20世纪80年代中期，匈牙利的市场自由化份子让许多匈牙利的社会主义领导人相信他们需要进一步加强与奥地利的贸易关系以发展本国经济。1988年，他们做出了向奥地利开放边境这一重大决定，一种结果就是使得数万计的东德人通过捷克逃到西方。更重要的是，苏联决定不干涉它以前卫星国的内政，产生的这一系列事件导致了整个共产主义政权在东中欧的瓦解。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

1989年共产主义政权解体时，爆发了关于什么是转变共产主义经济最好的方式的争论。战斗在前线的来自于激进主义和渐进主义，前者信奉急速过渡到市场经济，后者认为急速的转变可能会造成社会的动荡，而一个更渐进的改革会带来更好的经济效应。这些辩论集中在中东欧的经济机构和大学里，通常也有许多来自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大学资助的顾问的直接参与。在共产主义结束的时候，恰好是美国总统罗兰德·里根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支持的市场改革的兴起之时，但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和政府人士都站在激进主义者一边，他们西方社会得到了巨大的援助。一个所谓的马里奥特外国顾问团被派遣去帮助中东欧政府制定法律、规章和战略，几乎涵盖了经济政策的方方面面，而现在仍存在就是最好的四星级酒店，其它都成历史了。[4]

亚当·普泽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在他1991年《民主和市场》一书中阐明激进战略背后取胜的思想。一个向市场经济急速的跨越可能会冒经济下滑的风险，因为原有经济在缺乏补贴，政府资助和固定价格时会停止有效运行。失业率会增加，可能达到一个很危险的水平，但是激进私有化的实施会引起新的私有企业的出现。资产会转到私人手中，自由市场会将发挥其“魔力”，将这些资产分配到那些能够更有效的使用他们的公司手中。新技术和专业知识通过新开放的国家边界流通，增长和消费会重新开始。激进的改革会很费劲，但会更迅速地将中东欧国家带入高速发展的轨道。渐进改革可能首先不会那么费力，但是却会增长得更慢。

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激进改革是那时的主流。激进分子，例如波兰的莱谢克•巴尔采罗维奇（Leszek Balcerowicz），捷克的瓦茨拉夫．克勞斯（Václav Klaus）,俄罗斯的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他们犹如被一个不成文的重力规律所吸引，竭力反对政府的经济政策。他们实行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方法，包括紧缩货币、突然取消补贴、快速的私有化以及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突然的自由化对前共产主义国家产生了电流般迅速的影响。数以千计以苏联和经互会为导向的公司倒闭，并促使他们与西方更具市场经验和技术优势的公司竞争。随着两年内90%的贸易从东向西转移，许多企业裁员或被迫停业整顿。与此同时，自由化和私有化为新兴的公司（在消费行业更常见）创造了机会——他们的需求被压制了很多年。在华沙、格但斯克和索波特的主要干道和市场里，售货亭增多了，出售各种商品。他们开始将昏暗的店铺装修成西方式的优雅消费场所。中东欧城市迅速出现了它们第一家购物中心，诸如家乐福和宜家家居，从而提供了新的消费行为和消费选择。

问题是新的投资起初没有与原有国营部门生产下降保持一致。外资起初在后共产主义国家是很谨慎的。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是新形成的，而规则常常模糊或变化。很少有投资者相信这些国家会迅速加入欧盟，即使在2004和2007年有十个国家做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我在还是一名从事经济预测服务的分析师时，我的编辑们就一致认为急于加入欧盟并非最好的方式。尽管杰弗里·萨克斯大胆呼吁一个主要的马歇尔计划来支持中东欧经济发展，但却从未实现。因此，这些国家的经济缺乏以避免已经被证明对后共产主义国家来说是巨大衰退——蒸发掉了它们1989年GDP的15%（捷克）到75%（格鲁吉亚）——的投资。

激进改革产生了许多成功的案例，包括那些通过汽车贸易和消费品以及国有企业改制变得身价百万的企业家。尽管如此，这些震惊的项目同样造成了在那些弹性较小的部门和人口多的群体中的大规模混乱。尽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许诺这仅是一个短期的衰退，但是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期衰退却证明要长得多。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报告，在开始转型12年后的2002年，大多数后共产主义国家仍没有恢复到1989年的的经济产出水平。[5]

作为转型期衰退的结果，贫困和死亡率迅速上升，但是富裕比例显著下降。在转型期不断增加的不平等已经导致一个重要如果不是惊奇的结果：尽管最近几年经济好转，在2006年中东欧国家的一份调查表明大多数家庭的经济条件并没有共产党时期好。[6] 特别是男性的死亡率不断升高。由于失业和无法抚养孩子，许多人以嗜酒逃避直至醉死。20世纪90年代任何到中东欧地区乘火车的人都可以发现这种情况，因为火车站已经成为他们麻醉的场所。妇女也同样经历了家庭的破裂，即使很多人证明能够很多好地适应新的市场条件。在一些国家，例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乌克兰，人口外迁变得很正常，因为人们面对国内经济恶化以及非法的人口交易而要寻求国外难民保护。随着中东欧开始普选，这些不满开始以政治的方式表达出来，谁能为工人代言谁就能在国企中站稳脚，并将面对一个惨淡的经济前景。安杰伊·莱佩尔（Andrzej Lepper），用家畜对道路封锁的农民抗议者，聚集在玛利亚电台——一个公开排犹的天主教电台——的政治家，他们的成功引导了这场新政治反应的运动。[7]

现在并不清楚有多少磨难可以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头上。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已经正确的指出那些将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行最快的东欧国家在经济上比他们的邻国波兰——一个最激进改革的国家一—做得要好，它在2000年时达到了1989年的127%，而没有改革的邻居白俄罗斯仍然只有1989年的62.7%。[8] 在90年代和2000年早期，这些数据为新自由主义“不可避免”或“必要”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提供了证据。但是改革无疑产生了一些不幸的结果，可供选择的方案恶化了。缓慢的改革仅会授予附属于共产党的精英们中饱私囊和让国家保持局部改革平衡的机会，而普通的民众会受苦。没有加入到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同样冒着重返共产主义的风险，这种风险对西方来说太大了以致于不敢奢求。

尽管如此，从2000年之后开始的快速增长正在揭开这种表面上清楚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在1998-2000年后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无论是否实施了激进的改革。俄罗斯和乌克兰是这些增长快的国家，还有那些改革的国家如斯洛文尼亚、拉脱维亚甚至是落后的共产主义国家保加利亚。到2007年，波兰达到1989年水平的169%，保加利亚是146%，新加入欧盟的八国平均是151%，阿尔巴尼亚（2007年的GDP是1989年的152%）、亚美尼亚（143%），阿塞拜疆（160%），蒙古（153%），土库曼斯坦（204%），乌兹别克斯坦（150%）同样在2000年以后保持了很好经济增长速度。[9]石油和其他商品价格明显起了作用，但是其它因素，如缺乏冲突和地缘政治同样重要。在2007年，最糟糕的国家是那些要么没有成功加入欧盟，要么与俄罗斯关系缺乏紧密同盟的关系，或者有着内乱历史的国家，如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西方巴尔干半岛的部分地区。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报告，这些国家直到2007年也没有恢复到1989年的水平，包括马其顿王国（1989年的96%），吉尔吉斯坦（95%），门的内哥罗（85%），塞尔维亚（68%），乌克兰（69%），格鲁吉亚（60%），塔吉克斯坦（56%）和摩尔多瓦（51%）。经济增长的道路各异，因此一定程度上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并不相联。

这表明当新自由主义改革不能承受这些衰退的所有责任时，它们都不能断言对重返增长的具有作用。对前苏联（肯定还有其它地方）来说，一个主要的的因素就是2000年后石油价格的上升和政权向普京时代的转变。另一个因素就是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欧盟成员国的身份通过使它们的市场、环境管理和贸易关系更加安全，带给这些国家巨大的增长前景。一个市场和谐的结果就是东欧汽车行业的扩展。一个先前因充斥次品出名的行业，如特拉班特（Trabant）汽车，现在是Volkswagen Touareg大众途锐(Volkswagen Touareg)的生产基地（位于斯洛伐克的不拉迪斯拉法）。然而使这些变化成为可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1998年开始迅速增长，这一年加入欧盟的谈判也已开始，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已经停止了。许多中东欧国家也花费了更多的社会开支，这比新自由主义改革者如杰弗里·萨克斯或科奈尔建议的要多。波兰，作为该区域新自由主义儿童计划改革的典范，在1990年代中期仅养老金就达到GDP的16%，尽管2007年跌落到了12.5%，仍然是欧洲的最高水平，紧随其后的是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

始于2008年9月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得新自由主义改革国家也难于幸免。确实，它们对国际贸易的开放和它们外资所有的银行系统使得它们面对西方金融体系崩溃时更加脆弱。[10]西方对中东欧国家十几万元美元的贷款——有时主导了它们的外币流通——随着本国货币的贬值开始撤离。拉脱维亚的增长速度从10%变为负10%。匈牙利成为第一个在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国家，而乌克兰在它与俄罗斯天然气之争中遭遇了银行挤兑的危机。在本文写作的同时，中东欧国家被视为第一个全球抵御经济危机最脆弱的地区。

最后，是与中国的比较。中东欧国家在共产党主义结束后经历一个“过山车”式的起伏时，中国成功地转变了它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时没有像中东欧国家经历经济总量15%（捷克）到75%（格鲁吉亚）左右的衰退。中国通过将国营企业牢牢控制在手中，并且同时维持一个巨大的国营部门以雇佣百万计的工人做到了这些。对那些相信与中国对比是有根据的人来说，这种休克疗法改革策略已经证明是灾难性的。[11] 其他那些相信一开始就将中国道路排除的人认为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是有效的。特别是，他们认为中国的道路不是一种可以应用于民主条件下战略。不过，中国持续20多年以9%的速度增长使得它的人民的生活标准大大提高了，贫困人口比重从53%减少到2001年的8%。失业率保持在3-4%，与中东欧10-15%形成鲜明对比。1/3的经济仍为国家所有，包括最大和最重要的企业和银行。世界上三家最大的银行现在都是中国的国有银行了。

中东欧国家大部分地区所采取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和它们产生的深刻的经济危机塑造了它们1989年以来的经历。在东中欧地区，加入欧盟是第三种力量。国家政策的不同也会有不同的结果。欧盟新成员国身份经历了一个U型曲线衰退，最终在此3到8年后重新增长。南部和东部的国家在最初的崩溃后，用了更长的时间来进行改革和重返增长。一些国家，如摩尔多瓦，仍不见任何好转迹象。另外一些，如乌克兰和拉脱维亚已经表明了应对国际经济危机的脆弱，现在又重新回到绝望的轨道上。从今天的这些观点来看，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是否成功仍不明朗。地缘政治至少看上去是重要的。这些加入欧盟或者与俄罗斯在自然资源出口方面保持紧密关系的国家经济情况较好，而那些第三条道路或中间派的则比较严重。

民主与发展

西方民主和东欧后共产主义集权国家经济上的成功提出了一些关于民主对发展影响的重要问题。自1989年以来，民主就是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的一张“百搭牌”。1989年革命的发生就是希望理想主义式的新民主能成功管理市场资本主义的转型，即使这种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前从没尝试过。分析人士认为，许多既有民主又有改革的思想和应用很可能会被抛弃。这些担心(很可能夸大了)我们可以在当下的纸报道中找到共鸣，它们警告大规模的抗议可能来自于当前经济遭遇麻烦的地区。学者们估计建立资本主义经济的努力必将是费劲的，因此可能会危及正在走向成功的市场经济过程。乔尔·赫尔曼（Joel Hellmann）认为不是工人而是精英们可能会推翻改革的项目，以求从不完美的改革中保持较高的“过渡”性红利。同样，资本主义的建设者们据说会担心进行经济改革而忽视民主。如果改革处于危机之中，他们会不会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以求自保？因此，学者们考虑避免造成资本主义和民主的相互瓦解的改革最优次序。波兰的财政部长和西方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认为在民主选举之前，一个急剧的经济改革是不太可能发生的。[12]

后来，许多观察中东欧地区时事的学者再次确认了民主和增长的强关系，它们认为这个双层转型“张力”已是一个谣言。资本主义和民主在后共产主义国家并非不能兼容。相反他们互相支持。经济改革中失败的国家并转而没有反对民主制度，民主水平也没有退缩到比集权国家更低。民主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转型报告中数据的相关性表明后共产主义国家民主改革比集权国家改得更多，而且同样迅速地重返经济增长。[13]科维茨（Greskovits）认为“现在看起来以过去时来写是合理：对文献的分析已经失败”。[14] 这些发现被1990年代经济增长和民主的强相关性证实了。欧盟的新成员看起来二者皆有。

然而，前苏联国家在2000年以后重返增长后，后共产主义世界的民主和增长的简单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在新千年里后，共产主义国家这些戏剧性的扩张几乎推翻了所有的结论：民主和集权政体相似。在中东欧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有俄罗斯、乌克兰、拉脱维亚和斯洛文尼亚（还不用说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并非民主的功劳。而且，俄罗斯经济条件的改善（与中东欧对比）看起来已事实上发生了，因为这个国家重新回到了独裁主义。根据民意测验的数据，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普京的统治（作为总统和现在的总理）推动了其经济发展和繁荣。

因此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实际情况仍然很复杂。可以肯定，我们有很强的理由相信资本主义和民主已经在这些新欧盟成员国和谐共处。众所周知，欧盟对未来的成员国在民主治理和市场经济方面都有要求。它积极的施加入会资格限制，甚至将起初在民主和市场或者二者间摇摆的国家，例如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带了进来。[15] 加入欧盟意味着坚持民主和资本主义市场的规范。因为东中欧国家需要欧盟成员身份以解决自身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困境，他们不得不坚持民主治理。当民主治理稳定时，它就能够有助于支持经济增长。民主建立了一个永久的政策实验体系，在其中的每一个后继政府都有机会去尝试它认为会更好地实现增长的政策。这种制度化的政策创新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民主国家平均而言要比大多数集权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做得更好。[16]

尽管如此，没有可支持的地缘政治条件，民主对增长可能会一个消极的影响。当对民主竞争没有国际限制时，它可能会进入一个精英间混战的局面，如俄罗斯和乌克兰一样。精英可能不会满足只赢一次，然后让其对手掌权。这些关切的政党可能有太高的代价而担心失去控制，并想避免失去对政府控制企业的利益。在这种条件下，集权政体可能更适合增长，至于它们对精英行为的限制和产生的一些游戏规则使得参与者能协调它们的期望和行为。它们可以创造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的利维坦被授予追求公共产品权力。当然，多数集权国家在这点上是失败的。然而，有一些却做得格外成功。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经济增长最快的中国。许多其它亚洲国家也同样跟随着这条集权式的发展主义道路。最近，俄罗斯也采取这种战略了。

从1989年算起，20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民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视情况而定。那些具有成为欧盟成员前景的国家，在建立民主和市场经济时没有太多的冲突，而那些转向集权主义政权的国家在促进增长的情况，大多如早期转型理论家所担心和预测的一样。

结论

1989年过后的20年，我们仍不清楚塑造中东欧国家经济新自由主义改革是否是最好的改革道路或者它们（单独或者与其它因素结合）是否是2003年后其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因素。同样，也不能肯定，民主和发展关系的最后一句话已经说完。在一些方面，民主国家做得更好，但另一些重要国家却是在回避民主之后重返经济增长的。任何评估后共产主义国家经历的必须与中国相比较，它表明后共产主义的结构性改革既不需要新自由主义也不需要民主。中国已经迅速地增长并且通过保持很大规模的国营经济,允许活跃的私有经济与之共同繁荣，使用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来指导政策和投资，避免了困扰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衰退。地缘政治同样起着巨大的作用。对欧盟少数国家来说，离民主和高级资本主义确实已经不远了。那些没有进入欧洲大家庭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经历。在非欧盟的后共产主义地区，与俄罗斯有着良好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国家以及缺乏内乱，是福利的最好的决定因素，并不是新自由主义或者民主化。

欧洲正深陷全球经济衰退中，我们将要书写中东欧后共产主义改革历史上的新篇章。尽管如此，正如关于大规模私有化的争论表明的一样，我们远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仅仅二十年时间来判断1989年发起的大规模经济试验的结果可能为时尚早。

（陈冲 / 译）

[1] David Stuckler, Lawrence King, and Martin McKee, “Mass Privatisation and the Post-Communist Mortality Crisis: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The Lancet 373 (2009): 399–407.

[2] Ibid, 404.

[3] Já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应该指出的是科尔奈在另一本书 The Road to Freedom根据公司需要真正的所有者，而不是财政中介而反对大规模私有化。,

[4] Janine Wedel, Collision and Collusion: The Strange Case of Western Aid to Eastern Europe, 1989–1998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5] Jan Fidrmuc, “Economic Reform, Democracy and Growth during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 (2003), 585.

[6]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 Transition Report 2007: People in Transition (London: EBRD, 2007). Reports data from the World Bank–EBRD “Life in Transition” survey of 29,000 households in twenty-eight transition countries conducted in September 2006.

[7] David Ost, The Defeat of Solidarity: Anger and Politics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8] Fidrmuc, “Economic Reform,” 586. Moldova’s output in 2000 was 32.2 percent of its 1989 level Russia’s stood at 62.3 percent after hitting a nadir of 55.8 percent in 1998.

[9] EBRD, Transition Report 2007.

[10] Rachel Epstein, In Pursuit of Liberal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11] Gérard Rol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i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6, no. 1 (Winter 2002): 29–50.

[12] Leszek Balcerowicz, “Understanding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s,” Journal of Democracy 5, no. 4 (October 1994): 75–89; Jeffrey Sachs, Poland’s Jump to the Market Econom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3). 关于“张力”与“崩溃”的文献回顾可以参考 Mitchell A. Orenstein, Stephen Bloom, and Nicole Lindstrom, “A Fourth Dimension of Transition,” in Transnational Actors in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Transitions, ed. Mitchell A. Orenstein, Stephen Bloom, and Nicole Lindstrom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8), 1-18.

[13] Stephen Fish, “The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Reform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12, no. 1 (December 1997): 31–78.

[14] Béla Greskovit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test and Patience: East European and Latin American Transformations Compared (Budapest: CEU Press, 1998).

[15] Milada Vachudova, Europe Undivided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6] Mitchell A. Orenstein, Out of the Red: Building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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