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利 N．卡兹（Stanley N. Katz）[1]

普林斯顿大学

摘要：作者开始涉足东欧问题与他在1987年美国宪法二百周年纪念之后关于美国宪政影响的研究有关。这促使他于1990年组织了一个有关东欧国家立宪问题的会议，并且参与到关于该地区此后的立宪进程研究项目的合作中。作者提出的问题是，1989年以及之后出现的立宪承诺在20年后是否得到了实现。

关键词：立宪；公民社会；法治；社会权利

在美国研究民主立宪的学者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疑问，即当前（2009年——译者注）东欧的民主现状是一个已经实现的理想，还是一个遥遥无期的梦想？请允许我简短地解释，为什么我认为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虽然从1971年开始我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定期教授宪法，但是我早期的法学训练主要来自于美国立法和立宪的历史。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经常运用比较作为一种分析方法，但是，我的绝大多数研究多集中于英语世界。然而，当福特基金会向我询问他们应该如何庆祝美国宪法诞生200周年纪念的时候，我建议他们资助一个项目来调查研究我们1787年宪法中的哪种立宪思想在现实中影响着同时代国家的立宪。令我高兴的是，基金会支持了这个提议，并为一个确定为期两年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慷慨的资助。我们的方法是组织一些讨论世界主要地区立宪问题的会议，依靠当地的学者、议员和记者策划这些会议和报告。因此，自1988年起，我在拉丁美洲、非洲、南亚和西欧地区组织了一系列的有关会议。

我曾试图说服基金会的项目官员，我们需要将该项目扩展到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他们坚定地认为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社会主义的立宪，但他们仍然同意我们邀请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参加会议。最后，我们的会议有来自苏联、中国、越南和一些东欧国家的代表参与其中。当然，在1988年，我们很难说国家社会主义出现了立宪的转变，尽管有人说这种转变早已在波兰或者匈牙利开始了。在这一系列会议中，最后的会议预定为1989年9月在西德召开，但难以置信的是，转变就在我们身边——每天晚上，我们在宾馆打开电视都可以看到捷克人和匈牙利人穿过边界来到联邦德国。即使出席会议的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也认识到，一些重要的事件正在发生！同时他在会议最后一天联系我，并建议我们应组织另外一次会议来探究这些正在东欧发生的事件。

因此，我们于1990年5月在匈牙利的佩奇召开了总结会议。这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召集了来自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许多成员来共同讨论他们所实现的宪政和政治革命。虽然许多来自东欧的与会者先前互相认识，但我相信，这是他们在本国共产党政权垮台之后第一次聚在一起交换意见。对于像我这样没有研究过该地区的美国学者，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因为这些人正在做着詹姆斯·麦迪逊和他同时代的人200年前在我们国家所做的事情。佩奇会议令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使我对美好的明天持有了极其乐观的态度。

我和我的同事为此申请了另外一个美国基金会（皮尤慈善信托基金）的赞助来扩展我们关于东欧立宪的研究，并可以在匈牙利的维谢格拉德（Visegrád）工作两年。幸运的是，我得到了伊蕾娜·格鲁金斯卡·格罗斯（Irena Grudzinska Gross）[2]对该项目的指导，她的设想是，在该地区的三个国家召开会议。但在此之前，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解体，所以我们不得不分别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召开会议。由于斯洛伐克宪法明文禁止该国以分裂出来的方式解体，所以我在东欧立宪问题上的认知曲线立刻变陡。但是伊蕾娜组织了四场会议，每场都安排了三个部分，即这些国家的立宪历史是怎样的？这些国家立宪的当前形势如何？以及这些国家的立宪前景如何？

这个新项目的参与者中有很多都参加过佩奇会议，但也有一些新面孔，其中包括学者、议员、律师、法官和记者。会议于分别1992年12月14日至15日在华沙以及17日至18日在布达佩斯召开，之后又分别于1993年1月25日至26日在布拉迪斯拉发以及28日至29日在布拉格召开。许多与会者都是《东欧政治和社会》（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的读者。华沙会议由布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Bronislaw Geremek）主持。与会者还有Jerzy Ciemniewski （议会立宪委员会成员）、Jacek Kurczewski（议会副发言人）、Tadeusz Mazowiecki（民主联盟）、Marek Nowicki（赫尔辛基基金会）、Wiktor Osiatyński（学者）、Adam Strzembosz（最高法院大法官）、Janina Zakrzewska（立宪法院法官）等。匈牙利会议由立宪法院主席László Sólyom主持，与会者有Gyogy Baranyó（匈牙利通讯社主编）、Gábor Fodor（匈牙利右翼政党青年民主主义联盟成员）、Peter Hack（自由民主联盟成员）、István Kukorelli（学者）、Vanda Lamm（匈牙利社会科学学会）、András Sajó（中欧大学）以及József Szájer（匈牙利右翼政党青年民主主义联盟成员）等。

该地区两个新成立国家的局势更不稳定，但在那里我们也有许多优秀的同僚。在布拉格会议上，与会的有Václav Benda（基督教民主党主席）、Dagmar Burešov（议会副发言人）、Vojen Güttler（联邦宪法法院法官）、Petr Pithart（中欧大学）、Ján Sokol（查理大学）、Ján Urban（独立新闻中心）和Václav ak（公民运动副主席）等。在布拉迪斯拉发会议上，与会者有Marin Butora（Charles and Trnava Universities）、Milan i（斯洛伐克宪法法院主席）、Jan arnogursk（基督教民主党主席）、Pavol Demeš（总统办公室外交政策主管）、L’ubomir Fogaš（议员）、Hana Kovacova（外交部）、Miroslav Kusy（夸美纽斯大学）、Jozef Moravik（国务秘书）、Ivan Šimko（副总统，基督教民主党）、Zuzana Szatmáry（七七宪章），以及Katarina Zavacká（斯洛伐克社会科学学会）等。

每场会议都惊人地有意思。由于与会者使用他们的本国语言，因此我要依靠翻译，无疑遗漏了一些思想和所有细微差别（会议记录由英语编辑成册）[3]。我认为会议记录将我们所讨论的话题作出了很好的展示，当然，我们也需要一台摄像机捕捉会议中那些真实的瞬间，因为，在这三个国家上，对制宪取得的进展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布拉格会议则是一个例外，这次会议的无精打采甚至有些沮丧令我惊讶。那时，我的感觉是捷克人被社会主义统治下的政治和立法压制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出现了法律虚无主义（legal nihilism）。故而只有捷克人看起来对通过立宪解决他们既有的政治问题毫无热情和乐观态度。然而，我想说的是，在这一点我可能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对我们而言，未能吸收右翼团体成员参加布拉格会议，所以才出现如上情景。毕竟，波兰人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走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匈牙利人在共产主义的最后几年在许多方面实现了解放他们的环境。而斯洛伐克虽然被各种政治问题所缠绕，但仿佛正陶醉于解除了外国控制之后的美好前景。

在华沙、布达佩斯和布拉迪斯拉发，我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与会者的激动之情。他们似乎对正在形成的新政府非常乐观，并且认识到他们正在进行的新宪法的制定将在他们的国家接下来的民主化进程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也许没有哪个国家比斯洛伐克更能明显地感觉到这种机遇了，它在历史上处于特殊的地位。但是，问题深化了。也许围绕他们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一个拥有自由市场的民主国家能为其公民提供多少社会福利的能力问题，也就是说，如何确保有一个安全网络。必须声明的是，在新的民主政权下，公民个人和政治权利都要得到保障。尽管与会者对这些权利是什么没有达成共识，但他们并不怀疑将公民和政治权利的机制制度化的可行性。虽然一些国家社会主义极力鼓吹却没有履行承诺，但是，积极的权利保障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当他们从零开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时候，这些新国家确实能够提供这些社会权利吗？这个左右为难的问题导致Wiktor Osiatyński建议新的波兰宪法应该列出“有远见的”权利，即在国家还没达到高水平的经济发展之前不急于兑现。

我并不想在这里总结会议得出的结论，我认为每场会议都各有侧重。这些后共产主义国家有共同的边界，因此位于一个次地区，但是它们有完全不同的民族文化——这一情况在斯洛伐克最为显著。对于一个研究该地区的来自美国的新人，我能确切地感受到在近期内对潜在的民主政府的乐观态度一直鼓舞着我。令人激动的是，人们对于结果所抱的希望和对立宪的承诺充满了整个会议。回顾起来，我认为，由于我们将全部的焦点都集中在宪法结构、权利的保障和法治的作用上，以至于我们夸大了这种氛围。虽然我们在经济问题上花的时间较少，但每个人都认识到这将是建立民主宪政机制过程中最大的障碍。由于这些人在他们的早期政治生涯中经历了苦痛，所以没有人会说他们是幼稚的。

在此我要指出，并不是福特和皮尤基金会的项目使我最早涉足该地区。尽管我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经历完全是美国法律与历史，但我在1986年担任了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ACLS）的主席，这是一个代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全国性组织。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最具有挑战性且最有趣的部分，就是参与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组织的那些国际性的活动。我们协助管理富布莱特项目在世界范围内的学者（通过国际交流学者理事会），也与中国（通过学术关系委员会）进行交流和学术往来。对本文而言最重要的是，我们为国际研究和交流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search & Exchanges Board，IREX）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平台。按照职权，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的主席是国际研究和交流委员会的主席，在这个职位上，我与执行理事艾伦·卡索夫（Alan Kassof）和他的助手丹·马图谢夫斯基（Dan Matuszewski）紧密协作。我经常往返于苏联和东欧国家，参与国际研究和交流委员会的活动，尤其是由韦斯利·费希尔（Wesley Fisher）组织的各种两国间的学术领域的委员会。这意味着我曾多次到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在这些国家，我和他们的官方学术界建立了牢固的关系，这也意味着我和这些国家学术委员会的领导都建立了友谊。虽然我的访问都很短暂，但1988年的秋天，在民主德国的学术委员会讨论经济问题的那个星期却尤其值得注意。

这种关系使我对共产党政权在1989年垮台所表现出的反应比我想象的更加复杂。正如前文提及的，1989年9月在西德的最后定期举行的立宪会议中，我兴奋地看到来自东德的政治难民穿过边界涌到西德。9月10日中午会议一结束，我就乘坐地铁S线穿过柏林墙去拜访美国驻民主德国的大使，之后又拜访了我在科学院（Academy of Science）的搭档。大使先生使我相信，昂纳克（Erich Honecker）并没有遇到麻烦，而且民主德国也会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学者显然对此不确定，而且感到不安。数月之后，他和几乎所有的曾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与我共事过的人都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我在布拉格的最亲密的朋友原来曾是安全部队的一位上校，并且掌握着捷克斯洛伐克清洗名单中最长的清单之一。我知道所有那些在中国曾与我共事过的官员都是安全的，并且猜测在东欧也会如此，但是，即便如此，我也完全认识到与我共事对他们来说会是非常糟糕的。现在仍然如此。

我想这就是我很高兴能与伊蕾娜在1992年底至1993年初的维谢格拉德会议之后在皮尤基金项目下合作对该地区进行研究的原因。我们组织了委员会来从事一系列与立宪相关的项目，经常在中学教授与立宪有关的知识——立宪即美国人所谓的公民（？）。我仍然与许多那些曾与我共事过的优秀者保持着联系，而且我发现，他们做着在其社会逐步灌输民主价值的辛苦工作，这是我从事专业研究以来感到最振奋人心的事情了。毕竟，新宪法的制定虽然已非易事，但却远不及民主政府的制度化。如果你和我持相同的观点，即所有坚定地根植于宪政主义的那些原则都是激烈的社会与政治斗争下的产物，那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宪法的制定仅仅是这种民主化进程中的第一步。我先前在普林斯顿的同事沃尔特·墨菲（Walter Murphy）警告我们不要把他所称为的“宪法主义”和“宪政”混淆——宪法主义反映的是一个正式制定了宪法却没有发挥其宪法实践作用的国家的情况。我要说的是，在1994年或1995年我们得到资助的研究工作在东欧进入最后阶段，那里的许多国家仍在这个范围内，并没有走得太远。

在这一点上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得到了福特和皮尤基金会的支持，基本上美国私人慈善团体并没有注意到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宪政在民主国家的巩固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例外是，索罗斯（Soros）综合基金会在支持东欧和前苏联的立宪和法律改革问题上相当积极。我认为困难在于基金会对这个领域短期投资的热情。宪政是缓慢的，竞争的过程要经历数年——如果存在这种竞争的话。

但重点是，后共产主义最初阶段的立宪主义和成熟的宪政的出现没有必然的联系。非洲大部分国家的事实证明，那些大陆还处于我们在福特会议上的同事H. W. O. Okoth Okendo所描述的那种“有宪法但没有宪政”的局面。他认为（1989年），非洲国家在它们完成更高水平的社会经济改革之前是不可能追求宪政的。中东欧国家也面临着同非洲国家一样的情况。在这一地区更艰巨的过程是实现市场民主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东欧的南部国家很难对此表示乐观。对于一个美国学者而言，一个信号当然是那些进入美国本科和研究生项目，并接收了良好训练的学生。近些年，我曾教授过来自这些国家的非常优秀的学生，尤其是来自匈牙利和波兰的学生。最近，和我一起工作的一位很有前途的研究生来自保加利亚。

我很少再踏足那些地区，我认为我也不够专业来对该地区国家的宪政民主发表评论。然而，似乎也有十分明显的进步的标志。现在，它们都是北约的成员国。曾讨论过的那四个国家也在2004年5月加入了欧盟。这是对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4]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国际支持，而且如果没有过去20年中显著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这种情况也不会发生。也许这都是进步的标志，但它们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国家民主的质量如何。无疑，在这些国家，甚至一个不经意的观察者都会对它们未能实现稳步的改革运动而感到失望。以往的共产主义者并没有消失，自由民主似乎往往难以捉摸，开明的政治领袖力量还很薄弱，公民自由还不牢固。当然，如果和每个国家1968年或者1988年的形势对比的话，前途还是光明的。但是它们能做得更好吗？

关键的问题是，我没有预测到卡钦斯基（Kaczyńskis）在波兰的执政，我也没有想到瓦茨拉夫·克劳斯（Václav Klaus）会在民主制再次出现的20年之后当选捷克共和国的总统。当然，这是民主复兴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时刻，例如在斯洛伐克进行的基层选举活动。我认为，我们需要关注在社会主义威权政体之上发展出来的后共产党民主制在根本上的稳定性。我可以想象一种沾沾自喜的、胜利论的维谢格拉德后共产主义历史观，而我并不是一个可以构建另一种令人信服的历史观的专家。也有可能的是，我陷入一种对1989年之后的那些人和事的怀念的空想，但是在我看来，盖雷梅克（Geremek）不能被取代，即使伟大的绍约姆（Sólyom）也不行。然而，继续给我灵感的是，我从那些与我共事过的东欧人那里得来的信息以及那些为了民主制的巩固仍然斗争的人（大多数是在当地层面上）。他们无疑是这个故事中的真正的英雄。

（张奕 / 译）

[1] 斯坦利 N．卡兹：美国学术社团的名誉主席，研究历史和法律，并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从事了多年的教学工作。

[2] 伊蕾娜·格鲁金斯卡·格罗斯，普林斯顿大学，《东欧政治和社会》的编者。——译者注。

[3] 伊蕾娜·格鲁金斯卡·格罗斯（Irena Grudzinska-Gross）编：《中东欧的立宪：在华沙、布达佩斯、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的讨论》（布拉迪斯拉发，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欧洲文化基金委员会，1994）。

[4] 1991年2月15日，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为加强彼此间合作，在匈牙利的维谢格拉德城堡举行会议，三国总统和总理商讨了三国面临的形势，决定在取消华约和经互会组织方面密切合作，在建立多党议会制和向市场经济过渡方面相互交流经验，在加入欧共体方面协调行动，加强彼此间合作，商定成立区域合作组织，并发表声明。因会议是在维谢格拉德举行的，所以把参加会议的三国称作维谢格拉德集团 (Visegrad Group)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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