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沈大伟，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现任职乔治·华盛顿大学伊利奥特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政策项目主任，并担任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项目客座高级研究员。

当奥巴马总统准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次个人和总统访问时，关于中美关系的期待非常高。

奥巴马总统将会遇见什么样的中国？他会感到中国领导人处于什么样的心境？当前中国政府将在哪一方面角力？这些考虑如何影响中美关系？

北京可能成为华盛顿的伙伴，这经常受到中国国内无数顾忌的强有力限制。这就是中国领导人看待世界的棱镜，他们建立和回应外部伙伴关系的能力受到内部压力的极大限制。以下是我过去三个月在北京获得的一些个人感受。

当前的政治平衡

当中国外部一些分析家看待当前领导层的派系分裂和联合时（特别是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李成），中国的领导层内部看起来是非常团结的。有时听到对某个或者某些人关于政策的少量抱怨，但是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拥有广泛的信誉和合法性。不仅因为他们确实一般显得团结，而且因为他们令人难以置信地充满活力。领导层与时俱进的政治纲领和活动令人印象深刻，政治的主旨也是如此，党和国家涌现了一股政策创新的稳固溪流，他们显然不是政治上的无奈之举。

当前，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层大约在从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大到十八大五年过渡的半路上，因此这个过渡之后将是一个新的领导层。2012年，在第十八大上，许多当前的领导——重要的包括国家总理温家宝，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军委主席胡锦涛——将会隐退，以支持所谓的“第五代”领导集体。

因而，在中国政治日程中，前期的领导权力交接已经开始。接班人看起来很容易确定，并且连续性的信号一直从国内外发出。副总理李克强——被指定成为总理——的可能性非常明显。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被广泛认为是胡锦涛的接班人，他也已经在国内外日益活跃起来。他在中国共产党9月份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在十月份高调地访问欧洲。李源潮当下是权力强大的中央组织部的部长，刚刚结束了对美国的成功访问，他已经成为负责国内政治改革的焦点人物。重庆市委书记、另一位第五代领导人薄熙来也已经很明朗（有些人觉得非常明朗），他发动了一场打击黑社会、考核地方官员的空前运动。对党和人民（还有外部世界）来说，这些接班人的能动性是连续性的一个重要信号。但是，正如李成的研究指出，新一代的领导人可能更加自信，并且许多人比当前在职的领导人更具有改革者的视野。

在领导人的另一边，中国共产党也在进一步推动党组织的内部政治体制改革。在上文提及的四中全会上，更多的动力在推动加快和深化政治改革，在江苏和四川的试验性党委成员直接选举受到了称赞，并且全会最后的公告通过了一个全国性的纲领：完善党内民主、增加决策的透明度、加强党委和党员的财务受托责任、打击腐败。全会承认了“空前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地决定开展政治改革（虽然在一党执政之内）。奥巴马总统可以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试探这一主题。

奥巴马总统也会遇到一个刚刚于10月1号在天安门广场用一场隆重的阅兵和庆典庆祝完六十周年国庆的中国。这一事件增加了爱国主义情感，奥巴马总统也应该明白，他正同一个充满了自信的领导人和一个日益民族主义的国家打交道。正在反弹的经济给中国成长的信心增添了动力。

如果这种信心有一个软肋的话，它就是关于西藏和新疆的民族问题，这令中国领导人非常不安。在今年夏天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和去年在西藏拉萨，空前的骚乱导致司法的考验，以及在每个自治区的强有力安全管制。尽管近来几个月所有的官方媒体宣传政府主张的民族和谐（已经铺天盖地了），但是，现实是民族关系仍然比以往都尖锐，特别是达赖喇嘛和热比娅二人已经使得中国跟几个国家的关系恶化。

经济上的乐观及其不确定

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在国内经济方面，中国的整体信心指数已经强势反弹。政府空前的4万亿人民币（585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已经造就了几个产业的繁荣。今年的GDP增长率已经达到了8.9%，财政部门的存款和流动资金丰足有余，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已经强势反弹，基础建设项目到处正在进行，对原材料的需求正在抬头，存货在减少，工业生产正在恢复，再就业已经增加，零售业也在回暖，购买力正在扩大。

经济正在恢复的路上，并且可能成为推动其他主要经济体走出低迷的国际引擎。全球经济的复苏这个主题在奥巴马总统与中国领导人商讨优先序列中位置将会很高。

尽管如此，许多中国经济学者担忧经济恢复的过快，这将会是潜在的通货膨胀，并且有许多对经济“再平衡”的普遍担忧。也有的担忧，当目前的周期结束后，将会需要新的刺激资金。更重要的是，国内消费的刺激仍然非常欠缺，因而，正如国家总理和政府已经反复强调的，许多经济学者担心中国将会失去一个由出口导向型增长转向内需拉动型增长模式转变的黄金机遇。这一“再平衡”已延误了几年，但是政府的刺激计划首先针对复兴出口领域和硬件基础设施工程，目的是为了工人再就业和维持社会稳定。地方经济学者认为，虽然允许人民币汇率更快增值会导致出口的全面下降，刺激资金应该更多的针对刺激消费和资本市场，这将会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的大量贸易盈余（在八月对美国的盈余是1437亿美元，比2008年实际上下降了15%）。

美国和中国对全球经济复苏的贡献有可能在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会谈议程的重要位置。他们将会推动年初在伦敦和匹兹堡G20首脑峰会以及最近在杭州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会议时达成的成果。

寻求一个全球伙伴：中国准备好了吗？

奥巴马总统在北京日程的主要核心之一，将是继续设法同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全球伙伴关系，以应对国际和地区的大量问题。在过去几年里，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而全球性行为体——活跃在各洲和各国间，并且问题对北京来说都是全新的——中美合作的可能性已经降低。布什政府在罗伯特·佐利克号召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的著名演讲中意识到了这一点。奥巴马政府继承了这一概念范例（但不是术语），并已提醒北京在国际领域发挥重大的作用，以与美国协调一致。可是，这并不是创设有些人建议的“中美共治”的努力。这仅仅是一个认同，即除非美国和中国共同参与，更好地协调一致，许多全球和地区问题不能有效地处理。

紧迫的全球和地区问题清单是冗长的，他们包括：全球金融复苏和稳定、国际制度体系的改革、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全球能源和自然资源供应、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和朝鲜核计划、亚洲和西太平洋的均势、核军控及其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公共卫生、反恐、防扩散、海盗、人口买卖等等），甚至非洲和拉丁美洲也开始纳入到中美议程。另外，双边的议程包括一系列贸易、货币、人权和军事问题，还有一个经久不衰的台湾问题。这是一个密集复杂的全球、地区和双边议程。

虽然北京明确地寻求与华盛顿建立一个强有力和稳固的关系，问题是是否中国真正准备成为美国寻求的那种全球伙伴关系。过去的两年以来，在中国政府和国际关系领域，有一个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是否应该扮演一个更大全球角色的内部争论。中国国内对这一问题分歧巨大，许多人认为中国更深地融入全球受益极少，特别是与美国的合作关系（这将败坏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声誉）。他们坚持中国应该继续秉持邓小平的外交原则——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是最小限度、选择性参与国际社会的蓝图，这仍然是中国人辩论中的主流观点。

当中国对它自己的国际身份和渴望得到的全球角色充满内部冲突的时候，它也缺少很多使自身更加充分地融入世界事务的工具和权力，它也与美国在发展中国家上有一些不同的利益。虽然华盛顿要求中国在国际上“做更多”是正当的，但是很可能会对北京这么做的能力和意愿失望。

现今，在中国首都另一个值得考虑的辩论和担忧的问题是“战略互信”，这个概念由美国政府的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在9月24号在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一个演讲中提出。正如斯坦伯格副国务卿表述的一般，“战略互信”是当中国向世界保证他的“发展和蓬勃的全球角色将不会以牺牲他人的安全和福利为代价来实现”时，美国和它的盟国欢迎中国成为一个“繁荣和成功的大国”的契约。在上一个月我在北京参加所有的关于中美关系的会议和讨论中，事实上这一问题都被提了出来，中国的对话者不仅对这一概念的内容困惑不已，而且想知道是否它将成为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新的主旨，他们还注意到，斯坦伯格演讲的很大篇幅是关于美国对中国提供这种“战略互信”的要求，但是对美国能做什么才可以保证中国对其核心战略上的担忧只字不提。

尽管两个国家有很多共性和一系列它们必须共同面对的复杂问题，它们仍然缺少彼此间的战略信任是事实，尤其是在军事领域。但愿，徐才厚将军最近对美国的访问以及他与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在会谈中达成的七点协议，将提供双边军事关系的新的推动力，这将开启建立双方渴望的战略互信。

进入中央王国

当奥巴马总统准备他第一次访问中国时，这是等待他的一些背景和环境。中国政府准备热情地接待奥巴马总统，并且将会有几个小时的官方会谈。如果会谈本质上是真正战略性的和广泛的，而不是枯燥的问题和对问题的照本宣科。如果这两个领导人能够坦诚地探讨在一个快速变革和危险的世界中他们的互相责任，这将极有希望铸造那种真正的合作和双方渴望的国际伙伴。对中国人来说，合作得自信任；但是美国人倾向于通过合作建立信任。这一互动过程可能走向建立这种如此重要的、中美关系需要的“战略互信”。

                                                   左希迎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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